随着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展开反击，埃及起义的发展方向和扩散范围依旧成谜。

本次埃及动乱是自1981年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遇刺以来震动该国的最重大事件。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已对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的长期统治构成了挑战，并令其总统宝座受到威胁。迄今为止，大结局仍未上演。这一幕是将类似于突尼斯大众起义，赶走另一位强势总统，推翻其执政党，并打开通向真正民主制度道路的状况；还是会重演2009年伊朗强硬政权以铁腕决心镇压大众抗议运动的情形？

这些抗议活动已导致数百人死亡，并令埃及经济陷入冻结，内阁被迫辞职，军队部署街头，它们还促使穆巴拉克承诺进行改革。该国在过去三十年中执掌大权、现已82岁的强硬总统，如今宣布自己将会下台——但只有到9月任期届满之时他才会离任，穆巴拉克在做此番表态时既力保尊严，又微妙地发出威胁：如果事态发展不能如其所愿，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穆巴拉克在作出仅限最低程度的让步之时，已在数百万要求变革的抗议者与另外数百万害怕混乱并希望回归常态的抗议者之间制造出了分歧。到2月2日，这两派已在相互争斗。

穆巴拉克在整场危机期间应对颇为迟缓，但他为数不多的几次露面却定位巧妙。在数十万民众于埃及全境同警察发生激战的1月28日午夜之后，穆巴拉克最终以沙哑的嗓音发表讲话，并流露出主人遭拙劣奴仆背叛后的愤怒。他宣称自己明白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并解散内阁以作让步。不过，穆巴拉克却将动荡局势归咎于恶棍和煽动者，并宣称这些抗议活动之所以能发展到此般地步，完全是因为他本人宽宏大量地赋予了民众自由表达的权利。

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埃及人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已经如他们所身处的世界一样发生了变化。如今，他们在言论方面更加自由，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穆巴拉克政权迟迟方才允许人们传播更具批判性的观点，新技术也已使埃及这样的国家不再可能维持其一度享有的信息垄断。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穆巴拉克同样言之有理。正是在其任期之内，而且部分得益于他的政策，埃及社会已为一场如今危及其政权存亡的突然爆发酝酿了成熟的条件。这种说法之所以正确，并不仅仅是因为穆巴拉克未能大幅改善埃及最贫苦者的命运，或是因其扼杀了有意义的政治进化过程，或是由于他纵容警察不受惩罚地羞辱受害者。穆巴拉克所取得的某些不大的成就（如提高识字率、与邻国和平相处、拓展通讯网络以及培育大规模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等等），也使矛盾更趋尖锐。

这便是埃及与突尼斯的动荡为何会在整个中东地区引发共鸣的一个原因。无论奉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该地区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结构在现代世界中也日渐显得与众不同。自上世纪50年代起，阿拉伯的社会秩序便一直由家长式的强势人物所掌控，而力量强大的安全部队和忠于权威的商界巨头则为前者提供支持。下层人士除了充当为某些事业而被唤起的群众，或被用来恐吓势单力薄的资产阶级的暴民之外，已从政治领域被边缘化。这些人被当做臣民，而非公民。

不过，与上世纪70年代南欧的情况以及随后拉美地区的情况大体类似（在南欧，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威权政府垮台，而拉美地区的军政府则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倒下），阿拉伯社会也正在沿着某些可能诱发一场政治秩序全面重构的方向发生着变化。由于激进外围组织的极端暴力，外部世界对该地区的关注集中于一个层面：即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崛起。

诸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团体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导致威权控制机制运转失灵的并非某些人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追求，而是对所有人都造成影响的内在社会变革。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伊斯兰主义者或许很快便将以政治领军者身份出场，然而迄今为止，他们仍然居于幕后。

领头羊国家

较之其他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埃及更大也更穷，该国并不必然是一种典范。不过与突尼斯相比，埃及却更有领头羊作用。在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拉克，再到也门的一系列国家中催生相似政权的事件，正是1952年的埃及革命，这场革命引入了由军队作为支撑的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威权体制，而穆巴拉克正是这一体制的继承者。如今埃及所选择的方向也能产生相似的影响。

各阶层和各宗派的埃及人都已加入到今日的抗议行列之中，但可能除了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以外，抗议队伍的前锋却一直是数以千计的城市职业人士，或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职业人士的大学生。这类群体此前一般都回避政治，认为埃及走过场式的政治活动只是浪费时间。而在私下里，他们则时常抱怨并不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仿佛成了其他某些人士的私人庄园。

以往迫使埃及政府接受简单要求的是那些穷人，例如1977年当萨达特政府将受补贴面包的价格翻番时所爆发的骚乱。为了防止再一次屈服，穆巴拉克政权将其防暴警察打造成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总人数或有15万。同时，该政权也使埃及经济始终身背补贴负担，该国面包、生活燃料以及公交服务的定价都仅占其真实成本很小的一部分。

约有四成埃及人每天的生活费依旧不足2美元。近年来，虽然该国整体经济快速发展，甚至连较低收入家庭都已摆满了更多的消费品，但在不断高涨的食品价格和围绕稳定工作更加激烈的竞争面前，贫困者却没有多少喘息之机。这种焦虑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增多的罢工和局部抗议中得到了表现。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持续贫困也有助于穆巴拉克政权的维持。一位年轻的开罗律师指出：“人们每天都得努力谋生，离开了每日的工资和口粮，他们就无法长期坚持，因此也就惹不起麻烦。”

境况较好的埃及人也因经济压力而疲于奔命，不过另一些因素却将他们对穆巴拉克政府的愤怒提升到了沸点。埃及民族对于政治活动成为盛大闹剧这一幕习以为常，不过即便是对他们而言，在11月至1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那些明目张胆的作假行为看起来仍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羞辱，反对派参选者事实上被完全挡在了议会大门之外；而这一事件又为穆巴拉克昭然若揭的世袭计划所造成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他试图利用不正当手段，使儿子贾迈勒成为埃及下一任统治者）。同样惊心的还有不仅涉及富商，连穆巴拉克国家政权中各机构也被卷入其中的腐败传闻。而关于警察施暴的恐惧也在上升，特别是在去年6月的一起事件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当时便衣警察在亚历山大港将一名热衷于互联网的青年卡力•沙伊得(Khaled Said)殴打致死，此事催生了一场Facebook抗议活动，并在埃及全境引发静默守夜。

这类相互交叠的关切看似永远不太可能汇聚成政治行动的情况，证明了埃及警察国家的有效性。而在这种有效性所依赖的因素中，招安、分化以及令潜在挑战者心生沮丧（这一点或许最为重要）等成分多于镇压。政治领域的贝壳游戏则是另一种手段，穆巴拉克及其核心层只是将一切过失都归咎于政府部长身上，并将镇压解释为一种对抗险恶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必要防御手段。尽管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大，但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保守派人士与左翼人士之间的激烈争吵却已耗散了埃及反对派的能量。

看起来，两种新因素已经打破了这种平衡。因素之一在于出现了联系松散、力促改革的团体，这些团体由一般持世俗派观点，但不信奉特定意识形态的年轻人通过网络管理。其中一部分在劳动权利问题上协力行动，一部分促进人权或学术自由，另一部分则受曾获诺贝尔奖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的核监察机构）前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出现在抗议现场一事所鼓舞。对于受过教育的埃及人而言，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要求结束独裁统治一事，有如一缕新鲜空气。部分此类团体还对塞尔维亚等地的其他人民力量运动进行了研究，并开始悄悄组织一次类似的运动。

因素之二则是突尼斯。令许多埃及人相信本国政权或许将被证明同样脆弱的，并不仅仅只是突尼斯起义的速度与成功。该国动荡局势最显著的结果便是扎因•阿比丁•本•阿里总统(Zine el-Abidine Ben Ali)在统治23年之后下台。本•阿里飞赴沙特阿拉伯流亡一事，使埃及异议人士的想法集中到了他们都能同意的一点上来：即要求穆巴拉克下台。

革命的导火索

显示与警察暴行的受害者沙伊得团结一致的Facebook页面，为1月25日举行“愤怒日”的想法吸引了最广泛的观众。然而在该页面37.5万关注者中，却并无多少人曾预想到这一事件所将带来的冲击。当日参加活动的和平集会者规模并不庞大：只有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其人数才达数万人。到当日结束时，警方在一次野蛮的冲击中重新占领了开罗具有象征意义的核心地带——解放广场。

不过，在埃及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同时爆发抗议活动，却被证明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冲击。与突尼斯一样，看起来埃及政权最初也不知所措。其回应手段仅限于切断手机通讯、短信服务以及互联网等安全措施。当穆巴拉克于三日之后决定发表演讲时，似乎为时太晚。

1月28日（周五）的示威活动最终促使穆巴拉克打破沉默。当天的抗议者已不再只有几万，而是有数十万之多，参与者来自埃及的各行各业。仅在开罗一地，抗议者与防暴警察在超过十余处地区发生的激战，便导致数十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穆巴拉克的国家民主党位于解放广场的大楼燃起熊熊大火，被掀翻的警车留下一堆堆沉闷燃烧的残骸，而青年们则在一旁于催泪弹的残烟中跳起舞蹈。当夜幕降临时，精疲力竭、败退而走的并不只是防暴警察。如同巨兽一般、警力或有上百万之多的埃及内务部，其所有的现役人员也都从该国街头消失。

与突尼斯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些警察令人生疑的完全撤离引发了一场洗劫、破坏与匪患的风潮。暴徒攻破了埃及数座主要监狱的围墙，释放了超过两万名罪犯，其中包括数百名死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奈半岛东北角沿加沙边境一带，当地贝都因人炸毁警局，占领警械库。亚历山大港的报告则称约有两万支警用枪支失踪。而死伤情况特别严重的苏伊士市，则完全落入了抗议者的手中。

警察的撤离也令传闻愈演愈烈，人们相传这是一场有计划的混乱，而关于安全部队成员参与纵火和盗窃活动的报告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支持。如果确有此事，那么这一计划行之有效。尽管人们仓促组织起民防团，但关于暴徒团伙四处游荡的报道还是吓倒了许多人，这一点在较贫困地区尤为明显。它使得人们待在家中，不去参加示威活动。而随着商店里的面包日渐稀少，薪水也无法到手，许多人同样开始指责抗议者引发了混乱。

政权仍在坚持

鉴于其警察已是声名狼藉，穆巴拉克派遣军队介入，并且颁布了仅仅数周前还会被视为一场剧变的命令。他任命现年74岁、衣冠楚楚而不苟言笑的情报机构首脑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将军出任副总统。由于穆巴拉克此前从未任命过副手，因此这项决定被广泛视为他本人体面退休的第一步。穆巴拉克也任命原空军司令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担任新的总理。

人们对于军方的介入普遍感到安心，尤其是因为军队指挥机构宣布它将不会动用武力。不过，穆巴拉克的其他举动却未能令抗议者感到满足，在此前冲突中被警察打伤者的愤怒家属们，如今也加入了抗议者的行列，而以穆斯林兄弟会为首、之前犹豫不决的伊斯兰主义团体也全力助阵。

沙菲克即刻组建的内阁保留了上届政府半数的部长，这或许是一种征兆，体现出为一艘在许多人看来正在倾覆之舟配备人员的难度，而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也是一种信号，表明穆巴拉克正在耍弄将问题归咎于下属的老把戏，这一次的替罪羊便是下台的部长们。新任副总统发布一则简短声明，这是迄今为止他唯一一次公开露面，不过未能服众。苏莱曼表示自己可以与反对派力量展开谈判，并会尊重法院在12月选举结果所遭质疑一事上做出的裁决。由于许多法学家表示整场投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因此此举可能将被证明是一次重大的让步。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抗议强度又升至新高。尽管网络和短信服务依旧中断，通往开罗的铁路和公路也被封锁，但在2月1日，仍有近五十万人涌入开罗中心地带，人群从解放广场一直蔓延至附近的街道和桥梁。在亚历山大港，游行者也多达十万。

穆巴拉克在受到回击后，以老将的技巧作出了回应。当晚，他在一场威严的演说中宣布自己从未有意在今年九月第六次竞选总统，但却并未解释自己此前为何从未透露过这一想法。穆巴拉克也表示自己将修改宪法中由他加入的条款，这些条款对参加总统竞选者的范围做出了严格的限制。他也重申自己愿意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并再次声称自己对人民具有父亲般的关怀。他以一种严峻的态度表示：“我是一名军人，放弃义务可不是我的本性。以前，我守卫着埃及的土地；今后，我会在此度过余生；而我的是非功过则将由历史裁定。”

对于在解放广场安营扎寨、数日来一直高呼穆巴拉克下台的抗议者来说，这一表态同样微不足道且为时太晚。但在其他许多埃及人（特别是老人和穷人）看来，这却是以体面方式打破僵局的一种途径。次日，在支持穆巴拉克情绪的反击中，外国记者被那些指责他们计划破坏稳定的埃及人所袭击。在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大群支持穆巴拉克的青年暴民（其中某些群体据称还得到了便衣暴徒和受雇犯人的支援）试图冲击抗议者的营地，这导致了造成数十人受伤的肉搏战。

这类肮脏的策略，以及由此前始终持谨慎中立态度的军队所发出的要求结束抗议活动的呼吁，都表明穆巴拉克政权相信自己有能力演完这份看似经精心设计而成的剧本。中产阶级抗议者将被吓回家中，而大多数普通的埃及人会为动荡局面的结束松一口气。总统的反对者则可以宣布自己已经赢得了关键的改革。不过，掌控局面的却仍将是穆巴拉克政权，变革的节奏也将由其把握。

这种做法能否成功地恢复稳定尚且不得而知。如今，埃及已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许多人针对穆巴拉克的愤怒不减反增，尽管由于那些害怕受到伤害者脱离了队伍，反对穆巴拉克的抗议者人数有所下降，但他们或许仍然能在周五的祈祷之后举行大规模抗议。穆斯林兄弟会则已宣布，在穆巴拉克离任之前，该组织将不会与政府方面进行谈判。巴拉迪也已将支持穆巴拉克的示威活动称为罪恶政权的犯罪行径。

从法老体制到民主制度

随着埃及强有力的国家重新组织力量，并继续利用人们对于安全缺失的恐惧，穆巴拉克一派或许能够如愿以偿。不过，即便是在至今仍对总统效忠的军队之中，也有许多人士可能相信：能令埃及街头重现平静的唯一方法便是穆巴拉克的离任。穆巴拉克总统也许可以健康为由宣布提前退休。不过，如果说穆巴拉克在其三十年统治期间表现出了什么特点的话，这种特点便是顽固不化。

无论结果如何，埃及社会整体上已发生演化这一点明白无误。尽管近期发生过丑恶的冲突，但大部分变革还是和平进行的。埃及人已经生动了展示出他们将不再接受古老的规则。按照受人欢迎、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抱有同情的专栏作家法赫米•胡维迪(Fahmi Huweidi)的话说，埃及人正在从法老体制迈向民主制度。

即便现在的抗议活动失败，一种重新当家作主的特定自豪感也会鲜明地显示出来。在以脏乱著称的特大城市开罗，抗议者们打扫并清理了他们所占据的广场，而普通埃及人则在警察撤走后，既高兴又非常高效地指挥着交通，或加入附近街区的巡逻队。

在扎马利克的高档社区，一位在公民设置的路障处值夜班的志愿者兴奋地展示着他用手机拍下的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他的巡逻队要求被其拦下车辆的一位警官出示驾照。通过这类方式，埃及人已经开始确立自己作为本国公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