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的整体崛起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而作为该地区最新赶超者，中国的持续发展则进一步提升了这一变化的意义。相对于东南亚而言，东北亚的日韩所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日韩如何在维持一党长期执政或威权体制的同时实现生产的快速扩张，是中国的观察家们长期以来最为关心的主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观察家们对日韩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是不全面的。从理论上说，民主可以区分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而经济发展则可以区分为生产的“量之扩张”和“质之扩张”。上述研究基本上集中于政治民主与生产的“量之扩张”之间的关系方面，忽视了经济民主和生产的“质之扩张”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民主的政治侧面（一党长期执政或威权体制）和生产的“量之扩张”之间的关系仅是日韩奇迹的表层结构，而被忽视的经济民主和生产的“质之扩张”之间的关系才构成了日韩奇迹的深层结构。只有表层和深层的双重结构整合起来，才对中国构成完整的借鉴意义。

为了更好地揭示日韩奇迹的深层结构，我们从日韩在一个和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世界竞赛上的表现入手，分析日韩在产业民主与生产的质之扩张方面的不同选择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竞赛

“世界技能竞赛”（World Skill Competition）由西班牙于1950年发起，基本上每两年举办一次，成员国包括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国家。这项技能竞赛与一般的体育赛事有诸多不同。参赛选手主要是22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或技师（参加团队竞赛或电子技术竞赛者的年龄可以放宽至25岁）；曾经参加过竞赛的选手不能继续参赛；每国在一个项目上只能派一位或一组选手参加；竞赛的项目既包括电子技术、机械制图、机械组装、金属加工、模具制造、焊接、印刷、汽车钣金、汽车喷漆、汽车组装、石材加工、管道铺设、家具制造、砖瓦铺设和贵金属加工等制造业中的基础技能，也包括网页设计、信息网络铺设、美容、缝纫、面包烘烤、护理和广告设计等服务业所需的技能；竞赛的时间有时长达20小时，往往分几天进行。下表是对东亚国家参赛之后的历届竞赛中奖牌数前三名的国家和地区的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到若干明显特点。首先，各种体育竞赛的有力竞争者美国、俄罗斯在世界技能竞赛中反而表现不佳。其次，日本在整个1960年代占有主导地位，并在其后的竞赛中保持前三名的地位；类似地，韩国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占有绝对优势。另外，如果只统计与制造业有关的竞赛项目的奖牌的话，则日韩的优势更为明显。

无疑，这一“世界技能竞赛”的结果并不能完全反映各国劳动者技能的实际水平。首先，和体育竞赛一样，技能竞赛中也可能存在“锦标主义”。重视这一赛事的国家更可能投入大量资源对选手进行培训以取得优异的成绩。其次，技能竞赛的竞赛项目主要针对单个劳动者的单一技能进行考核，而员工之间的协作以及员工是否拥有多项技能却是决定产品质量的重要变量。用劳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前者接近标准化技能，而后者则接近企业特殊的技能（firm-specific skill）。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尽管竞赛的成绩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劳动者技能的真实水平，但是至少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对劳动者技能的重视程度。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技能竞赛的成绩确实主要与劳动者的标准化技能的水准有关。为了更全面地把握日韩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权威机构对在美国销售的耐用消费品所进行的质量评级。在这些产品之中，汽车的复杂程度最高，因而全球市场咨询巨头J.D.Power等机构所进行的汽车质量评级，可以作为比较全面地反映劳动者的各种技能和企业管理水平的代理变量。因篇幅关系，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地引用这些数据，但是这些评价机构给出的评分所传达的信息是清楚的：日本的汽车质量一直在持续上升，部分企业的产品已经成为美国汽车市场中的质量标杆；韩国的汽车质量则是在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表现出上升势头。

两种民主与生产的两个侧面

相对于充满争议的政治民主而言，围绕经济民主的研究要少得多。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政治科学家对经济民主的关注出现得较晚。民主理论大家罗伯特·达尔对经济民主的论述，被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广泛引用，但是达尔对经济民主进行正面论述的《经济民主导论》直到1985年才出版。第二，按照崔之元的分类，经济民主可以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所谓宏观经济民主，指将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按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设计经济制度；所谓微观经济民主，则指在企业层面贯彻后福特主义的管理原则。微观的经济民主在现实中的对应物是明确存在的，著名的精益生产方式（JIT）即是其典型。但是，关于宏观的经济民主则存在对立的认识。这里的问题在于，宏观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关系是复杂的。举例来说，“抑制垄断”是主张经济民主的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但正如秦晖先生所言，经济民主的不足既可能由经济自由的过剩（垄断）引起，也可能因经济自由的缺乏而出现。后文将提及，战后的日本企业被视为经济民主的典型，但是其经济民主却是从废除财阀企业对经济的垄断开始的。换言之，在日本，经济民主是以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为前提的。进一步而言，经济领域的人民主权可能通过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共企业而表现出来。但如果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共企业不能实现高效率并发挥制度示范者的作用，则这样的宏观经济民主不但可能损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自由，而且也未必能够实现维护大多数人民的经济利益的初衷。因此，宏观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并不是两个完全互相排除的概念。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微观的经济民主，即日韩两国语境中的产业民主。

相对于经济民主的复杂性，生产扩张两个侧面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则非常清晰。笔者认为生产的扩张——日韩中三国的经济成长的直接表现和最大公约数——可以区分为生产的“量之扩张”和“质之扩张”。前者指产品数量的增长，而后者指产品质量的提高。

在对民主和生产的两重性分别进行上述分解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日韩政治体制和经济成长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政治民主和生产的量之扩张的关系方面。在这样的视角之下，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与生产的“量之扩张”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前者不但为后者提供了稳定的国内市场，并在美国的支持下为后者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条件。但是，这样的视角不能解释为什么日韩的产品质量可以持续上升。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难以根除。具体来说，尽管管理者可以监督劳动者是否在进行生产，但是却很难完全监督劳动者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高。需要注意的是，生产的“量之扩张”当然可以通过所谓“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来推动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以及生产的质之扩张。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干中学”发生在所有的赶超型国家之中，因此这一变量无法完全解释日韩产品质量的提升幅度为什么大大超过了其他赶超型国家。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将政治体制和经济成长的关系进行细分：民主的政治侧面和生产的“量之扩张”之间的关系仅是日韩奇迹的表层结构，而被忽视的产业民主和生产的“质之扩张”之间的关系才构成了日韩奇迹的深层结构。这里所说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左图。   

产业民主与生产的质之扩张：日韩的路径分殊

将上述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数据综合到一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日本劳动者的标准化技能和企业特殊的技能基本上实现了同步提高；韩国劳动者的标准化技能的提高大体上始于1970年代，而其企业特殊的技能的提高则在1990年代后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很明显，日韩两国劳动者的技能形成路径是不同的，这样的分殊，也揭示了中国在同一问题上的两个潜在选择方向。

日本劳动者的技能，特别是企业特殊技能的形成与产业民主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美国占领军在日本战败后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中的重要一项，就是承认劳动者的结社权、集体交涉权和罢工权。这一改革从根本上确立了劳动者的政治地位。但是，产业民主在日本的出现，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在战后改革的过程中，构成军国主义经济基础的财阀集团被解体，与旧的政治体制有关、主要来自财阀家族的大量企业管理者从企业之中被驱逐出去。取代这些旧式管理者的，是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主要来自平民阶层的新型管理者。这些管理者从低级职位起步，与普通劳动者长期共事，因而对后者的处境抱有同情心。这些管理者对企业所有权及产业民主问题的认识，典型地反映在由这些管理者组成的经济同友会的代表理事大万丈发表于1947年的《企业民主化试案》之中：

简单地说，经济民主化的目的，在于使与企业运营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参与企业的管理，并将其意志反映在管理之中。换言之，一国产业的运营应该基于所有相关者的共识和创意进行，而且这种管理只能通过相关者的责任感与合作精神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民主化必须通过提高劳动大众的地位来实现。

在制度设计方面，大的主张有三个要点。第一，由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构成的企业总会为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第二，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对企业利润的分配拥有共同的权利，劳动者的工资必须能够保证“最低生活标准”；第三，企业既非公有，也非私有，而是“事实上的共同所有”。

如果说上述原则体现的是大万丈等人的理想的话，那么这种理想则是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的：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管理者提供的管理和股东提供的资本对企业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股东不应是企业唯一的主人。尽管大的主张没有成为经济同友会的正式决议，但是这一方案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对劳资妥协的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社会各界对产业民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形成共识。

在产业民主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而终身雇佣得到保障的情况之下，日本劳动者积极地投身于质量小组（QC）等活动，致力于企业特殊技能的形成并发展成具有多种技能的多能工。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特殊技能的形成需要劳动者进行长期的投资，而劳动者一旦被企业解雇，那么这样的技能将失去价值。因此，长期稳定的雇佣形态是企业特殊技能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产业民主在典型的日本企业中广泛存在，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现场劳动者在发现产品缺陷的时候，拥有将整条生产线停下来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在美国企业中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对应，产业民主也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劳动者通过发展企业特殊技能并进行合作来降低模具转换的时间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通过现场劳动者的合作，模具转换所需要的时间降低了几十倍。

与日本相比，韩国的产业民主与生产的“质之扩张”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韩国民主化之前的劳资关系以专制主义为特征，企业主要通过分工细化、推动工人的技能向单一的标准化技能发展等福特主义管理方法来控制生产现场。韩国在强调个人单项技能的世界技能竞赛上的表现可以理解为这种管理方式的成果。但是，1987年实现民主化之后，劳动者获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劳资关系走向对立。为解决这一问题，韩国企业开始从严重背离产业民主逐渐向正常的劳资关系回归，企业管理中民主的成分开始增加。也正是在这样的转变出现之后，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声誉才开始上升。

劳资关系的上述变化典型地体现在现代汽车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汽车自1975年开始生产自有品牌汽车。从1975年到1987年，现代汽车以少品种、大批量生产来实现规模效应，劳动分工高度细化，具有准军队特征的现场管理团队控制了生产过程，体罚甚至被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这样的管理方式在1987年之后难以维持。首先，劳动者在获得组建工会的权利之后，罢工事件频发。其次，长期的专制主义管理方式和劳动者技能的单一化，导致复杂产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198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向美国出口的汽车被发现存在大量的质量问题，出口量从1988年的33万台下降为1991年的11万台。为解决上述问题，资方被迫废除白领和蓝领的身份差别，推动员工向多能工的方向发展，奖励员工的合理化提案，推广质量小组活动。尽管这些改革远没有解决现场管理中的所有问题，但是明显是向精益生产方式的过渡，为现代汽车产品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基础。

日韩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在将产业民主与生产的质之扩张的关系纳入视野之后，日韩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才全面地浮现出来。一方面，日韩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确实通过为经济成长提供外部环境而促进了生产的“量之扩张”。但是，这只是日韩经验的一部分，而被忽视的部分是政治体制的稳定并不能直接引起生产的“质之扩张”。日韩两国实现生产的“质之扩张”的制度安排是不同的。日本企业主要通过实现产业民主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并进而保证生产的“质之扩张”。韩国企业在早期主要试图通过发展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实现员工技能的单一化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在1990年代之后则被迫引进产业民主的要素。如果说日本企业选择的代价主要是在雇佣方面部分地失去灵活性的话，那么韩国企业选择的代价，则既包括延续至今的劳资对立关系，也包括产品质量提升速度方面的损失。

关于政治民主的讨论固然重要，但是考虑到中国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仍将以制造业立国这一事实，主动而有序地推动企业层面的产业民主，将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推动生产的“质之扩张”的战略选择。与日韩相比，中国在处理产业民主问题时所面临的特殊情况是，我国制造业的部分产业正在面临“脱技能化”（deskilling）的问题。换言之，技术变化使得部分产业所需的技能向标准化的方向转化。因此，韩国企业早期引导劳动者发展标准化技能的做法对中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姑且不论“脱技能化”的问题在不同产业的影响各不相同，即便在经历“脱技能化”的产业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复数技能和企业特殊技能的岗位，而这样的岗位对这些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正具有关键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岗位引入产业民主的要素将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如果说现阶段缺乏全面地推动产业民主的条件，那么在这些关键岗位率先导入产业民主的原则，可能是一个现实而稳妥的选择。

在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并决定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世界青年运动会之后，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技能竞赛”组织的成员国。伦敦将在召开下届奥运会之前的2011年迎来第41届世界技能竞赛。我们尚不知道中国是否参加这届竞赛；也不知道如果中国参加的话成绩会如何；我们同样不知道，如果中国参加这届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的话，这样的成绩是否能代表我国劳动者技能的真实水平。但是我们知道，对一个以制造业立国的大国来说，工业技能方面的锦标主义要比体育竞赛中的锦标主义更有意义。原因很简单：参加并在世界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将有助于全社会重新审视普通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