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官场》

   这是发表在《语言网》上的一篇文章，从2010年12月17日《财识网》上转载而来，文章的题头有这样一句话“俄国腐败已积重难返，无论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都无法在维护现行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俄国政府受贿金额达3000亿美元，占GDP20%。”如此的腐败，不知是文化出了问题，还是人性天性如此，按说这个俄罗斯也算民主之国了，怎么就是抑制不住呢？近两年，我研究了不少西方以外的民主国家之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经济水平低了，即使你民主了，腐败依然像魔鬼一样缠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机体，不将你腐败的体无完肤不会罢休——于是，我的一个信念“动摇”了，民主反腐的功能至少不像我们原来自我想象的那样灵验，而西方国家的民主所以防腐功能那样强大在于，它们已经度过了那个曾经腐败的低经济水平时期，整个19世纪更不用说18世纪，英美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因为贫穷腐败同样令人怵目惊心、深恶痛绝，不信，各位可以翻开那个时候每个国家的历史看看。所不同的是，民主了，腐败有一个最后的底线，不像专制下的腐败没有底线——如果真有底线那就是通过非程序性的方法直至暴力革命摧毁腐败的政权，但那样的政治代价多大，真不知道。为此，我向上帝祈愿，请不要那样的革命再次降临中华大地，那样的代价也许对这个民族是毁灭性的。

   当然，对于这一文章也要特别警惕别有用人之人故意告诉中国人，如何判断那就需要你的知识与理性给予真假的鉴别了。

    一、一个案例

    本月15日，莫斯科市中心一间小法庭里，嗓音柔和的维克多-达尼尔金法官将做出一项裁决。该裁决关系到两名被告——尤科斯前股东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捷夫 ——的命运，但其象征意义远不止于此。两人因逃税自2003年起被监禁至今，刑期明年届满。为了让他们继续留在大牢，政府又以一个荒谬的罪名控告他们：盗取公司石油。

    两次庭审都不符合法治精神，但二者的共同之处也仅在于此。上世纪90年代的俄国，政府连养老金和公资都无法按时开出，寡头们把持大权呼风唤雨，2003年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这种不公的化身。7年后，政府官僚和安全人员权钱在握，贪污腐败，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为他们所犯下不公罪行的受害者代表。正如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其最后陈述中所言：“是他们让我们普通大众成为与非法活动斗争的符号。这要归功于他们，而不是我们。”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他真被判无罪，那将成为前总统、现总理普京的统治体制分崩离析的预兆。这个容许贪污和暴力的体制却得到了国际足联的青睐，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的举办权。该体制的前世今生与霍多尔科夫斯的经历密切相关。

    在1990年代，商人贿赂法院时，双方尚知道彼此作为是错误的。霍尔科夫斯基案后，法官反而会因服从官僚指令而心安理得。俄国政府不仅为了自身利益而蔑视法律，而且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即当局容许违法行为。

    莫斯科民意基金会主席、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奥斯隆认为，普京政权带来了一个新事物“官僚企业家”。这些人不具备90年代寡头的敏锐头脑、竞争力和成功故事，但却像后者一样，用奥斯陆的话说，沉迷于金钱。这种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倒台后的俄国占统治地位。90年代末，由于经济领域的制高点已被寡头占尽，官僚企业家们开始对一个尚未被利用的资产展开私有化：国家。

    与霍多尔斯基从市场获得第一桶金的商人模式不同，官僚企业家靠瓜分预算、敲诈勒索发家。雇佣警察或安全部门人员的“企业家”表现尤为出色，因为他们获得了最根本的竞争优势：对使用暴力的许可。

   没人担心利益冲突，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想想苏联时期党内高层的特权)。正如美国外交官们所说，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和政府官员间的界限十分模糊，甚至不存在。将霍尔科夫斯基打入大牢，或将一笔大单授予某人的附属公司，可被称作为公益服务而获得正当性。诚然，很多俄国人支持关押霍尔多夫斯基，尽管他们也明白获益者只是少数克林姆林宫官员。

    随着1999年油价上涨，石油美元滚滚流入，俄国统治阶层的想法发生改变。奥斯隆指出，2002年普京全国电视讲话中最常提到的词是“改革”。几年后，这个词变成了“数以十亿计”。瓜分这些数十亿计的资本成为俄国第一要务。腐败行为不再被视作破坏游戏规则，它就是游戏本身。

    在被捕前，霍多尔科夫斯基预计俄国政府腐败金额达300亿美元，约占GDP10%。到了2005年，据智库INDEM统计，俄国政府受贿金额达3000亿美元，占GDP20%。正如霍尔多夫斯基在近期采访中所言，大多数贿赂不是发生在交警和医生身上，而是发生在官员身上，他们通过合同由授予自己下属公司。

    个体商人在1990年代末开始投资自身核心业务，官僚企业家对此却不敢兴趣。他们的财富建立在行政权力而不是(当时流行的)财产权基础上。他们获得利润后，要么存入外国银行账户，要么挥霍一空：购买欧洲都市豪华地产、让子女在英国私立学校接受教育。日后这些人整日发布反西方言辞、叫嚣俄国已再度崛起也就理所当然。

    也难怪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就业问题上俄国年轻人更倾向政府部门、国企，而不是私人企业。近10年来，俄国官僚的数量增加了66%，从527000人上涨到 878000人。而维持这样一个国家机器的费用所占GDP比重从15%上升到20%。与此同时，俄国在反腐败、财产权和商业自由方面的指数却急剧下降。当领导人们大谈用国家手段解决各种问题时，政府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方面的失败正日益触目惊心。

    二、克拉斯诺达尔事件的启示

   11月4日，民族团结日。克拉斯诺达尔地区，Kushchevskaya镇。八名成年人，四个孩子在一间民房被杀害。他们是一个当地富农的家庭成员和宾客。最小的受害者只有9个月大，因暴徒纵火烧毁房屋而窒息身亡。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恶性杀人事件。但这一件与众不同。它不是疯子所为，而是出自一个在本地区横行20余年、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之手。其成员有200人，训练有素，专门从事烧杀奸掠。该组织头目Sergei Tsapok是地方市政委员会代表，与执法机关、税警、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该组织在90年代初靠敲诈勒索和瓜分农田起家。2002转向“合法化”，融入当地权力机构。

    Tsapok的农业公司获得巨额政府补贴。他雇佣当地检察机关的安全首脑作为公司律师。2008年，独立媒体《俄罗斯新报》报道称，Tsapok自吹是梅德韦杰夫就职典礼的座上宾。该犯罪集团不仅在政府眼皮底下横行，而且当起了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凶案发生数日后，莫斯科派的调查人员一来到此地便被民怨包围。当地的行政首脑Alexander Tkachev却认为是小题大作：“这种罪行在哪都能发生，这类犯罪集团所有大城市都存在”。不管怎样，这位地方长官最终还是保住了乌纱帽。

    以前，无政府状态只存在于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现在却大面积扩散。克拉斯诺达尔事件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孩童的惨死，而且在于它成为国家机器摇摇欲坠的征兆。政府习惯于用金钱遮蔽现实问题，而随着金钱保护罩愈加稀薄，问题也就愈发明显。

    三、变小的蛋糕

    腐败问题在2000年后依然猖獗，但被高速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所掩盖。再加上温馨的电视镜头，俄罗斯俨然一派稳定繁荣的景象。然而，在金融危机中，俄国遭受了比任何其他工业国都严重的损失，结构问题暴露无疑。经济学家Vladislav Inozemtsev近期指出，俄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为代价的。在苏联末期，资本投资占俄国GDP的31%，过去十年间，这一数字平均为21.3%。而同期中国资本投资则占到GDP的41%。

     Vladislav Inozemtsev发现，尽管经历了高油价和施工潮，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只建造了一座水泥厂，没有新建炼油厂。苏联每年修筑700公里铁路。而去年，俄国只修建了60公里。“我们正在吞噬未来”，Inozemtsev说。俄国最大的银行阿尔法银行的主席彼得-埃文将今日俄国与苏联末期比较：“石油和天然气被用来换取进口商品，再次成为财富的来源。现在的日子跟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时期并无两样。”

   俄国的贸易顺差正在缩水。随着进口增多，卢布压力与日俱增。政府陷入财政赤字。埃文指出，政府只有在油价每桶123美元时才能确保收支平衡，而3年前这只需要每桶30美元。尽管官员大谈稳定，只有6%的俄国人口对5年后的未来有所期待，这也说明为何只有2%的人有私人养老金计划。

    为了维持高支持率(尤其在国企员工和领养老金者间)，普京不得不将政府支出占GDP比例提升到40%。为了弥补资金空缺，他对商人加大课税，而后者已经因腐败和敲诈喘不过气来。当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忙于应对资本流入时，在2010年前10个月有210亿美元资本流出俄国。与百事这样的国外大公司不同，俄国私企不敢投资本国经济。

    俄国经济年增长率不超过4%。换作其他西方国家，这一数字已足够漂亮；但政治经济学家洛哥夫认为，该数字无法维持俄国政治现状。在财富蛋糕增加时，精英阶层的异见无关紧要。然而，随着财富日益稀缺，按某商人的话说，俄国分裂成“普京的党羽和其他人”，冲突已不可避免。

    越来越多的群体对现实感到不公。个体商人甚至寡头都在抱怨缺乏法制和官僚敲诈。中产阶级哀叹，政府官员开着黑色豪车，打着蓝色车灯，在街上将他们挤到一边——甚至直接压过去。北高加索的居民觉得自己被当局看做外国人。腐败让所有人都受够了。

    梅普组合的支持率似乎未受民众不满影响，仍然维持在70%。但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觉得当前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枯竭，国家走进了死胡同。“现政权的问题不在于专制，而在于不公、腐败和低效”，一位商界领袖说，“腐败最终会侵蚀掉这个体制”。奇怪的是，大多数俄国官员同意该观点。

    在近期一场关于俄国竞争力的官方研讨会上，所有人都认为当前体制无法运作。俄国的政客说起话来有时宛如反对派领一般，梅德韦杰夫把做出各种承诺，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总统候选人。如果普京一反常态不再谴责国内腐败，那他要么认为此举徒劳无功，要么认为所有国家都跟俄国一样腐败。

    在民主体制里，如果政府高官如此直白地诉说自己的无能，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下台。在俄罗斯，这只会引发采取何种策略以更好地维持当前体制的讨论。也许，这将是明年夏天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讨论谁当总统时的谈话主题。正如普京所言，一切决定都要符合俄国最高利益(奥斯隆建议将两人看做“一个企业的两个合伙人”)。目标一致，但手段不同。

    梅德韦杰夫提出以创新和技术现代化来恢复经济增长。他通过网络号召俄国最具事业心的人，并邀请国内外科学家到专门兴建的Skolkovo区开展创新实践。在这里，他们受到高墙和称职警察的保护。

    梅德韦杰夫为了在2012年后留任，需要向普京说明后者不谋求重返克林姆林宫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企业大股东之一普京自己。至于梅德韦杰夫的理由，可以是改善与西方关系可以保护俄国精英的金融利益，也可以是安全部门效率低下无法支撑国家发展。但即使是普京愿意退隐，他有条件这么做么？

    两个人属于同一个体制并怀有共同的目的，但二人的经历迥异。普京虽厌恶1990年代的俄国，但他自己恰恰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治理国家靠的是非正式条文和协议，而非法律和制度。他接任总统时，正直一个变革10年的结束，风险大于回报。他为人小心，决策谨慎，将忠诚和稳定放在第一位，很少罢免下属。

    相反，梅德韦杰夫上任时，俄国已经历了10年的稳定，政治反对派被清洗殆尽，国库盆钵满满。他好追求形式细节，但较普京更加大胆，经常做出危害体制稳定的决策，比如罢免莫斯科前市长卢日科夫。但他不如普京强力，不擅把持大权。

    最可能的结果是，二人继续以某种方式共治。克林姆林宫官员否认国家进入死胡同，并斥自由派无病呻吟、危言耸听。官方主流意见是当前体制运转良好，一切正常。但该说法可能是错的。“技术上讲，普京可以重回克林姆林宫，但历史不容许他这么做”，洛戈夫说。普京的支持率也许很高，但他所开创的稳定和复辟时代即将结束。普京一向很在意符号，在掌权之初就恢复了苏联国歌。此举在当时被视作对伟大的继承，但在今天听来却充满腐朽的味道。

    随着稳定成为停滞，普京日益成为过去10年的符号。平时使用推特和ipad的梅德韦杰夫从希望改变现状的年轻人中获取支持，但做的实事不多。正如Vedomosti在近期一片商报社论所言，“梅德韦杰夫的强大不是源自其功绩，而是驾驭了一种幻想”。不管怎样，民众确实希望改变。

    四、异见

    这在媒体中得到反映。时尚杂志开始政治化，甚至将83岁的人权斗士Lyudmila Alexeeva当作封面人物。，生意人报记者卡辛被打事件比3年前Anna Politkovskaya遇害事件在高端人群中获得更多关注，因为前者与后者不同，既不反政府也不报道车臣问题。个性十足的电视节目主持人Leonid Parfenov最近惹出一场风波。他在一个颁奖礼上，当着俄国媒体大亨们的面，声称本国电视记者已沦为卑躬屈膝的官僚。“我们的电台”，他说，“已难以被称作公民的政治机构”。

    此事的看点不在于Parfenov的言论内容，而在于是他把这些说了出来。他以前从来不碰“公民”、“责任”之类的词，并认为俄国自由主义存在于时尚店和咖啡厅里，而不是在政治领域。很多事业成功的俄国年轻人也抱有相同观点。Parfenov的演讲表明这些年轻人改变看法，开始关心政治。老年人的观点虽仍为国营电视台左右，受过教育的城市年轻人则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发布观点，从而不受官方宣传影响。

    政治评论员Stanislav Belkovsky认为，俄国现在的形势与19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类似。当时，一大批精英意识到体制失效，并拒绝为其服务。如果普通人也这么认为，那该体制危矣。

    这一时刻也许还很遥远：俄国的经济比苏联更加坚韧，精英阶层更加分散，国家更加开放，并有很多供人们发泄不满的渠道。但正如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狱中所言，经济表现与公众期待间的差距，以及官僚腐败，将最终侵蚀掉现有体制，无论其领导人是谁。

    如果未来普京掌权，俄国将陷入更深的停滞，体制的崩塌也将更猛烈。如果梅德韦杰夫掌权，俄国的停滞也许较短，但他对权力的控制也将更弱。长远来讲，二者区别不大；但对普通俄国人，尤其是霍多尔科夫斯基，二者将产生极其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