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秋天，我和妻子去埃及旅行。在亚力山大、开罗和阿斯旺，我们常常惊异于各个景点门口，在旅客身前身后乱跑的小孩。他们拿着一沓明信片，大喊“完蛋了完蛋了！”几次之后我们反应过来，那是英语“One Dollar”的埃及发音。

这幕略有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在一年多之后化作了开罗塔利尔广场（解放广场）上青年们的怒吼和纷飞的石块。从1月25日“愤怒日”到2月11日穆巴拉克辞职，埃及的事件占据了世界各大报刊、新闻网站和战略研究机构网站的头条。这是一场革命，抑或只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引起的ICU综合症（Inflation通货膨胀，Corruption腐败，Unemployment失业）？运动内部是如何构成的？运动的前景又将如何？

人们看到了开端，却猜不透结尾。

“我杀死了法老，我不怕死！”

开罗的埃及博物馆或许是世界上最不把文物当宝贝的地方。在我们的那次参观中，解说员讲，很多未经整理的文物都被堆放在地下室，而这些地下室里的文物，随便整理一些出来，都足可装备一次豪华的世界巡展。

所谓怀璧其罪。2月3日凌晨，一伙来历不明且居心叵测的人在开罗博物馆门前和警察紧张对峙，石块、燃烧瓶纷飞。半岛电视台的直播中，石块因撞上金属栏杆而砰砰作响。

这一天，耶鲁大学著名学者、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81岁高龄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英文网站“Z社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二次阿拉伯起义：赢家和输家》的短文，该文后来刊载于西班牙《起义报》。在这篇文章里，沃勒斯坦不无激动地宣称：第二次阿拉伯起义已经酝酿多年，终于由突尼斯的年轻人在上个月成功发动。“这些年轻人陨身不恤，去对抗一个高度腐败和独裁的国家，并最终赶走了总统。对此人们额手称庆。”

在沃勒斯坦写作这篇文章时，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去留生死尚在未定之天。沃勒斯坦并不了解，也并不真的关心突尼斯、埃及这些国家的内部情况究竟如何，他关心的只是：在这场他称之为“第二次阿拉伯起义”之后，谁才是赢家，谁又是输家？

“美国显然是最大的输家”。沃勒斯坦写道，“第二次阿拉伯起义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实力，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因为在当前这些国家，获得政治支持率的唯一可靠基础就是反美，即反对美国插手本国事务。即使对那些通常希望并且依赖美国干涉的人也将发现，继续这样做，在政治上将是危险的。”

在沃勒斯坦和很多观察者看来，美国毋宁说是自食其果。自埃及富有魅力的领导人纳赛尔于1970年去世以后，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就开始推行亲西方的政策。到1977年，诸如穆斯林兄弟会和学生团体等穆斯林组织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们愤怒地批评萨达特的穆斯林家庭法改革法案和门户开放政策。萨达特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对霍梅尼的批评以及戴维营协议的签署，都被看作是萨达特向西方投降的证据。一些激进团体如穆罕穆德青年、真主军和伊斯兰协会甚至试图用暴力推翻政府。

1979年2月，萨达特要求实行政教分离，号召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组织被视为非伊斯兰的做法。1980年，萨达特修改宪法，宣布伊斯兰教是国教，沙里亚法是立法的主要渊源，而这在激进分子看来，不过是蒙人的把戏而已。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在检阅纪念1973年战争而举行的阅兵式时被圣战组织的成员暗杀。暗杀行动的领导者、陆军中尉伊斯兰布里高喊：“我是哈利德·伊斯兰布里。我杀死了法老，我不怕死！”

30年后的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在满目疮痍中黯然下台。和他的前任萨达特相比，他能全身而退或许已经是一桩幸事。在他30年的统治中，穆巴拉克采取了一条更加自由化的道路，同时对激进组织也更加铁腕。为了控制激进主义的传播，穆巴拉克政府1985年7月将所有私营清真寺置于宗教基金部的控制之下——在以往，这些私营的清真寺往往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庇护所。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反对派如穆斯林兄弟会的处境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政治自由化使他们能够登上前台，在议会选举中得以成为主要的政治反对派，并通过出版、金融和社会服务成为有效的行动力量，在律师、医生、工程师和新闻记者的组织中占据了主要声音；另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也逐渐满足于寻求伊斯兰教法的实施，而不是对国家元首提出直接的挑战。换句话说，穆斯林兄弟会并无反天之志，这也是他们在穆巴拉克下台后，表示不会参加总统竞选的原因之一。

对美国而言——正如沃勒斯坦所分析的，他们所乐见的，只是一个稳定的政权，以便于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至于这个政权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就像《外交事务》2010年10月号文章《超越温和与激进》所揭示的那样，一个阿拉伯国家既可以是世俗的和自由化的民主国家，又可以是对华盛顿和西方抱有深刻敌意的国家；就像一个国家既可以是西方的盟友，又可以和某个圣战组织有着共同的事业。所以，在1月28日，奥巴马关于埃及事件发表的演讲中，“非暴力”成为关键词之一。事态一旦脱离控制，将不可逆转地滑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

对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吊诡之处在于，在世俗化完成之前，伊斯兰教是进行政治动员最有效的手段；而要推行世俗化改革和政治民主，则势必引起伊斯兰组织的反弹，他们能更有效地动员穆斯林群众，而他们的上台将会产生一个美国最惧怕的伊斯兰国家。因此，既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要稳定，出路似乎只有独裁和专制。

“如果穆巴拉克真的不费一枪一弹，他还能维持统治吗？”沃勒斯坦的揶揄，正击中了问题的核心。

“隐形的总统”：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质疑埃及这场运动性质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新共和》杂志高级编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2月19日发表的《不要再称之为埃及革命了》，就是这种声音的代表。

朱迪斯认为，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意义上，埃及的这次运动远称不上是一场革命。他引用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认为革命是用新的权力来源代替旧的权力来源，而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中层军官政变是一场革命，而这次，显然不是。

“大写的革命不仅是用一批政府官员取代另一批，而是国家本身的转型，是对旧的国家权力基础的摧毁和更换。”朱迪斯写道，1952年纳赛尔政变之后，中层军官控制了军队，推翻了得到军方高层支持并从属于大英帝国利益的法鲁克国王及其政府。纳赛尔及其“自由军官运动”成立了后来被称为军事寡头的集团，该集团一直隐藏在1956年号称“民主共和国”的宪法的背后。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通过一系列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军队创造了一个以直接自军中产生的总统为首的政权；一个支持总统的“国家民主党”的执政党；还有一个毫无例外地受控于国家民主党的国民大会。埃及总统享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比如纳赛尔在1967年反对以色列的六日战争失败后，将一些高官撤职并审判。纳赛尔的后继者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来自军方并得到军方的支持。内阁高级官员和埃及大部分州长也都来自军队。

朱迪斯所称的“宪法背后的军事寡头集团”在埃及经济中站稳了脚跟。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斯蒂芬·库克（Steven Cook）在其著作《统治而非治理：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的军队和政治发展》中指出的，埃及的军队积极参与到“从武器生产和装备采购，到农业、食品加工，再到航空、安全、工程、土地开发和旅游业等领域。”库克揭示，虽然军队并不直接管理埃及，但他们是埃及的统治阶级。他们是“隐形的总统”。这让他们得以免受社会批评，而总统却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一切。只有在总统受到直接威胁——比如1977年“面包动乱”或者最近的抗议时——军方的政治作用才会显现出来。

外界只看到军队不愿开枪，但是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朱迪斯引用美国“战略预测公司”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的推断，军方或许暗地里鼓励反穆巴拉克的动乱，这是对穆巴拉克决心安排他的银行家儿子作为继承人的反应——这样的安排可能威胁军队的地位。

在关于埃及事件的评论中，很多人将“土耳其模式”与之相对比，有些人还甚为推崇。对此，斯蒂芬·库克在他的博客文章《土耳其是埃及的样板吗？要警惕错误的类比》中，明确地指出了对待军队应有的态度：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库克指出，在1960年到1997年间，土耳其军队的总参谋部先后四次（分别是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干涉并破坏他们不喜欢的政府。每一次，将军们都将政府归还给了平民。因此诞生了许多西方观察家眼中的“土耳其模式”。所谓模式，无非是说军队能够在政治体系中扮演主导型的角色，保证在体系中有充足的平民政治家，无论他们是左派、右派或者伊斯兰派都能在体系中存在，并就此铺就土耳其的民主之路。

这听起来好像是埃及的样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叙述遗漏了故事中一些非常关键的内容。库克指出，如果你去问问虔诚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或者自由主义者，军方为什么要干预政治，回答不会有任何差别：如果不受总参谋部控制，任何派别都会受到压迫。

一直到2002年至2005年间，迫于加入欧盟的要求，土耳其开始进行改革，才真正开始了民主化的转型。军方固然反对这样的改革，但是因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都盼望着能享受加入欧盟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实惠，军方不得不有所收敛。毕竟，军方总是需要在普通民众的支持下才能实现对政治的干涉。

因此，库克得出结论：“土耳其模式”真正的经验是，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不是托了军方的福，而恰恰是因为没有他们。

“我们和穆斯林兄弟会不是一伙人”

龙涛是我们去埃及时结识的一个当地青年，我们的导游。龙涛是他的中文名字。这个80后埃及男青年和北京、东京、纽约等地的同龄人一样，爱自由，爱时尚，轻视传统，关心结交新女友胜过关心政治。“我也投票，不过我对政治不关心。”在从开罗到卢克索的火车上，我们曾短暂地聊起过这个话题。那是一趟夜行列车，两侧的荒野如同过往千年的历史，在夜幕中寂然蛰伏。

在埃及的街头运动爆发之后，我一直关心龙涛的动向，甚至试图从半岛电视台的直播画面中搜索他的面孔。这自然是徒劳的，而我也没有留他的联系方式。我知道，正是像他那样“不关心政治”的同龄人，成为埃及街头运动的主力。

在反穆巴拉克力量的四个组成部分中，第一部分就是年轻人——在与中国学者的访谈中，几乎与沃勒斯坦同龄的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他们政治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组织动员的数目超过百万，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另外的三种力量，在阿明看来，分别是激进左派，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穆斯林兄弟会。

阿明的论断得到了《大西洋月刊》网站上一篇文章的支持。在这篇名为《理想主义的诊所：埃及革命的起源》的文章中，作者大卫·沃尔曼透露，早在2008年，就有青年组织向美国驻埃及使馆提出通过网络进行革命的想法。很显然，他们找错了对象——美国当然不会支持这样的革命。

“2008年12月23日，开罗。埃及一个年轻的异议分子和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坐在了一起。这位年轻人向后者分享他旅途中的见闻，并探讨在2011年大选之前，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计划。”沃尔曼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个年轻人刚刚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下，从纽约和华盛顿旅行归来，在由包括数家网络媒体在内的社会资助下，这个年轻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受到了为期三天的培训，寻求运用网络媒体实现变革。

当天会谈的内容被维基泄密捅了出去——通过美国大使馆经济和政治事务参赞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该青年是埃及一个名为“4月6日青年”激进组织的代表，该组织在2008年春天异军突起，在Facebook网站上吸引了超过7万名成员，并在埃及工业城市马哈利亚市当年的罢工行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在这份被泄露的电文中，参赞详细记录了会谈内容：“他想说服美国政府，穆巴拉克比穆加贝（津巴布韦总统，笔者注）还要糟糕，埃及政府绝不会接受民主改革。他说埃及政府的合法性来自美国，因此请求美国‘为穆巴拉克的罪行负责’”

电文写道：“……我们（指大使馆）对此表示怀疑。在2011年的大选中，把现政权改换成议会民主制，这非常不现实，并且也没有得到主流反对党的赞同。”在这份两页的电文中，用了三次“不现实”的提法，其中两处加了“非常”二字。美国的态度颇堪玩味。

在2008年的罢工和今次的运动中，青年组织已经向美国证明了自己的成熟和强大，并且不无重要的是，“我们和穆斯林兄弟会不是一伙人”。

“（青年人）反对现有的社会与经济制度，至于是否反对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可能太概念化了，但是他们反对的是社会的非正义和不平等。”阿明指出，他们的民族主义是爱国的，是反帝国主义的。他们痛恨埃及向美国霸权屈服，因此他们也反对所谓的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拒绝容忍以色列继续实行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占领。他们追求民主，完全反对军队和警察的独裁。他们有分散的领导班子。当他们给出示威的指令时，能动员100万人，但是几个小时之内，全国有1500万人响应，连小镇和村落都动员起来。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即时地引起强大的正面的回响。

无论如何，这批“去政治化”的年轻人已经在，并且还将继续在埃及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力量，正如一首歌所唱的，“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决定埃及未来转型的宪法灵魂

阿明在访谈中指出，制订宪法，将是下一步各方关切的核心议题。一个崭新的未来能否开启，端赖于此。

“穆巴拉克的下台是一个有意义的但绝非决定性的成果。毫无疑问，它终结了埃及政治中一个漫长的时代。它同样标志着埃及革命第一阶段的完成。但是一切都没有就此结束。相反，这只是创造埃及明天的斗争的开端。而一切的目的，应该是拨慢政治的时钟。埃及人需要时间去建立一个市民社会，并重新开启已经被关闭了几十年的政治光谱。”在题为《反思埃及革命》的文章中，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N·哈斯（Richard N. Haass）写道，一个吸纳了军方和普通公民的混合型过渡时期政府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方式。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内森·J·布朗（Nathan J. Brown）在发表于2月15日的《决定埃及民主转型的宪法灵魂》一文中梳理了埃及的宪法传统。布朗不无悲观地指出，共识的形成可能比较艰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军方愿意，一部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是有可能通过的——他指的是1952年纳吉布总统一度试图制定的共和主义宪法，但纳赛尔1954年废黜了他。

内森介绍，埃及的现行宪法是在1971年制定的，经历过几次修订。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埃及的第一部宪法问世于1882年，当时通过的这部宪法旨在规范议会与内阁之间的关系。1923年，当埃及从大英帝国手中赢得独立，埃及的第二部也更为综合性的宪法诞生，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体制。

在1952年的军事政变中，1923年的宪法被撕成了碎片。埃及的法律学者意图以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为埃及设计一部共和主义的宪法。但是这项工作在1954年被搁置，因为这个国家的新的军事统治者以他们意识形态统治和制度建设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替代了宪法。这些新的原则使得埃及政治进入了一党专政的时代。纳赛尔担任埃及总统，掌握着国家政权，直到1970年逝世。

1971年，埃及又有了一部新的宪法，这部永久宪法更为复杂。作为纳塞尔的继任者，萨达特上台后发现，他在各个领域都面临着竞争者，比如在党内和安全部门。同时，他也努力重建政权的意识形态，希望埃及能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伊斯兰教国家。他认为，一部新的宪法可以同时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萨达特召集了一个数量庞大、充满了差异性的委员会，成员包括女权主义者、伊斯兰教法学家、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还包括了来自于基督教教会的代表。最终，1971年的永久宪法写下了对个人自由、民主进程和司法独立的承诺。它让社会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都点了头。但是，没有对总统和统治国家的安全机构的权力进行任何约束，成为这部宪法最大的漏洞。

1971年宪法在萨达特时期仅修订过一次（1980年）。到了穆巴拉克担任总统期间，宪法几乎被扔到了一边。他表示，埃及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来回变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穆巴拉克似乎放宽了自萨达特时期开始的有限的多党体制，他也允许持反对立场的媒体的发展，由此在2000年左右带来了独立新闻界的蓬勃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那些受到限制的独裁政治工具又再度复兴，并且不止用来对抗异端伊斯兰主义者，也用来对抗温和许多的穆斯林兄弟会。

2005年和2007年，穆巴拉克两次修宪，禁止了1971年宪法赋予的大部分自由权利。因此，对于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的反对运动而言，不再寻求宪法的指引是很自然的，他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穆巴拉克下台，而且要抛弃1971年宪法本身。2月13日那天，聚集在塔利尔广场上的人群为宪法终于被中止而欢欣鼓舞。

在宪法问题上，埃及的反对派久病成医，理解很深。埃及是一个拥有各项机构的国家，但是那些机构在过去只对总统负责。为了给予这些机构充分的自主权，埃及的立宪派更倾向于建立一种不同于美国三权分立制衡体制的“权力隔离”（separation of powers），将各个机构的权力限制在经过清晰定义的边界内。至于这项堂吉诃德式的想法能否实现，还要看军方的态度以及未来的发展。内森希望，纳吉布共和主义宪法的灵魂能在将军们身上复活。

结语

本文选取美国、埃及军方、青年力量和宪法，作为认识此次埃及运动的四个框架性要素。作为一场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的运动，观察角度当然远不止于此。本文亦没有在引起运动的经济、社会原因方面着墨，因为那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某种意义上，认为美国是这场运动输家的判断显然为时过早。此变之后，中东的局势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是何走向，取决于很多因素，现在还很难判断。但世俗与宗教、美国和伊斯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对峙却是这片土地上长久的主题。

就运动本身而言，当奥巴马于1月28日发表演讲的时候，其实大局已定。毕竟，美国每年向埃及投入的约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不是白给的。只要埃及的军事寡头集团存在一天，美国在埃及的利益就无甚大碍；而要削弱这个集团的影响力，则需要埃及国内世俗化温和力量的进一步整合和壮大，以及与整个中东局势的交互影响。对美国而言，则要考虑在“后冷战格局”之下，对中东整体战略的调整，而这要等此轮阿拉伯世界重新洗牌之后才能见分晓。

至于埃及国内局势，政治多元主义依然是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穆巴拉克治下的、徒具其形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只会给以后的政治发展埋下隐患。在彻底的伊斯兰化和罔顾穆斯林群体的世俗化之间，是否还有更为妥帖的政治安排，考验事件各方的政治智慧，同时也要看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整体运势。唯一值得期待的是，那些愤怒的年轻人将慢慢老去，未来，在他们手上。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