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延续至今的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近段时间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趋向激烈的货币或汇率争端，都在强化人们自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一种感觉，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掀起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看来已步入昏途、风光不再。

　　这种感觉有可能对了一半。放宽时间跨度，全球化并非初生婴儿，仅在过去500年来，就已有过几次全球化浪潮。以往的全球化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从动力提供来说，全球化都是由西方国家所推动，其进程被西方世界所控制，并顺从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另一个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物质生产与交换，金融资本服务于产业资本。这与“现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是为完成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建立起“现代性”国家有关。在工业化成为国家发展的主题、工业实力是国家的新的主要力量来源的情况下，以工业资本为主的产业资本是这段时间的历史主角。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延续了全球化的既往特征，但又有所变化。其背景是西方国家已普遍完成工业化、进入了所谓“后工业时代”，现代国家体制也已高度完备。产业资本不再为西方世界的核心权势阶层所看重，金融资本开始脱离产业资本而演化为自洽性力量，因此进入了一个所谓“虚拟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现象。

　　权且把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物质内涵的全球化模式，当做一种全球化试验，那么，2007年以来的全球变故，已经给试验判了死刑。究其原因，是西方国家20世纪下半叶以来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掏空其财富根基。福利制度蜕变为养懒人的体制，这使得产业资本在传统工业化国家越来越无利可图，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税收负担，腐蚀了近世以来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而再次勃兴，里根、撒切尔式的小政府主张及对资本权势的放任，与其说是为了巩固西方霸权，毋宁说是为了避免西方国家自身的资本外逃，因为产业资本是与就业直接相连的。

　　然而，这仍然无法阻止产业资本逃离西方的步伐。为弥补高昂的福利支出所带来的财政亏空、继续少劳多得的奢侈生活方式，这些“后工业化”国家转而竭力推动金融全球化，以便在全球市场发行债券，从全球市场获取物质和财富来源。美国则干脆利用自身的美元霸权，靠多多发行美元来“空手套白狼”，实质等于打白条来维护体面生活。

　　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已经一扫之前辛勤创业的劳模形象，转而养尊处优，靠从后发国家借债或耍弄金融诡计骗取钱财为生。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普遍性地蜕化为世界体系中的懒惰国家。

　　但这并非世界的全部。与西方国家的懒惰化相比，后发国家眼下却如当年发达国家发家致富时的样子，勤奋创业，积极进取，实业至上，储蓄率高，不知不觉间竟然成为了给别人借钱的国家。

　　更要指出来的是，后发世界的这些勤奋国家，在追随全球化浪潮“借梯上屋”也变成准工业化国家后，从全球物质生产和流通来说，它们之间业已构成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原先的那把由西方国家搭起来的全球化“梯子”，在它们眼中已远无往日光彩。最近十余年来，后发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不断加强，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则持续下降。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1997年以来增加了20倍，与拉美的贸易不到10年增长了14倍，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也都在迅速升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被提及的“亚非拉”世界的南南合作，如今已经有了实质内涵。

　　这种脱离西方国家的新全球化模式，也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新引擎的含义所在。这当然不为传统经济权贵所乐见。欧洲和美国近两年间的策略，是希望通过吸收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起二十国集团(G20)，来继续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套路。新旧两种全球化模式间的冲突，也借由包括G20峰会在内的各种国际场合频繁浮出水面。这在不久前的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韩国首尔G20峰会，以及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关于世界正在陷入“货币战争”的惊呼声中，都有充分体现。

　　全球化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但是，全球化已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这对由近200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将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