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赖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哈佛大学的共同资助，我得以有机会到哈佛大学进行以美国建国问题为主题的访问研究。可能如同大多数到访美国的中国政治学者一样，除了力求在此获取一切同研究相关的资料与信息，尽快展开个人研究之外，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来观察和体美国社会的民情、政治现象和制度运作，以期通过实际经验来检验此前对美国政治的各种揣测，来加深对人类社会诸种政治可能性与限度的认识与理解。

　　对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影响颇大的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其实早在2009年2月底就已经浮出水面，并不是在我访美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最初也没有引起我的太多注意。我之所以后来会投入时间来关注茶党运动的发展变化，是因为它在某些方面展示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特征，加深了我对美国政治生活乃至美国共和政体的理解。

　　在2010年8月底我刚到美国时，各大媒体与公众舆论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佛罗里达牧师特里·琼斯计划在"9·11"纪念日焚烧可兰经，二是纽约清真寺阿訇拉夫计划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伊斯兰文化中心。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这两起事件是对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测试和挑战。因为无论是焚烧可兰经，还是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都是当事人所拥有的合法公民权利或宗教自由，但前者无疑会激起全球穆斯林的抗议，进而恶化深陷反恐战争之中的美国处境，后者则触动了"9·11"事件遇难者家属的伤痛，会加剧美国民众对穆斯林的反感乃至敌视情绪，而除了舆论，国家体制基本对之无能为力。尽管由于当事人相继做出妥协、退让，这两起事件最终得到化解，但在我看来，它们揭示出了自由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它在标榜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的同时，也在不断遭遇从体制中获取正当性，但又会对社会团结和稳定构成威胁的不可测、不可控事件。于此，持续不断涌现的骚动、纷扰，便是我对美国政治生活的最初感受。记得在一次聚会上，一位美国律师在交谈中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建国问题？"，我说，"美国的共和政体建国是人类政治生活一次的重要实验，我希望能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怏怏地说，"其实，我们今天仍然处在实验之中。……"与他会有骄傲或自豪神情的预期相反，他的回应透露出对美国政治变化的不确定感、不安定感、无力感乃至厌倦，这同当时与其他一些普通美国人交谈的印象基本相符。由此，我产生一些疑问：无论美国共和政体是否完善，难道美国民众不能克服此种回避与冷漠，行动起来，运用合法政治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和生活吗？进而，在这一体制之中，民众的政治行动具有何种意义与影响？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的关注的茶党运动，正好成为一个绝佳的观察案例。我期望通过考察茶党运动中美国民众表达不满的过程和结局，来为这些疑问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茶党（Tea Party）并不是政党，而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对联邦政府大规模救市计划、政府巨额债务及其后医疗保健法案的失望和不满，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爆发的一场右翼的、保守的民粹主义运动。茶党的名称来自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和抗税运动（Taxed Enough Already），之所以在当下流行，成为一场民间草根政治运动的名称，主要出于这一革命传统同当下一部分美国民众焦虑情绪的共鸣。比较有趣的是，表达这一共鸣，让茶党迅速成为一股情绪和政治态度之代名词的，却是2009年2月19日CNBS新闻财经评论员桑塔利（Rick Santelli）的一次偶然发飙。因为在一日前，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对住房贷款占工资收入43%的贷款者，予以政府资助的"住房可支付能力计划（Home Affodablity Plan）"。针对奥巴马政府出台的这一政策，桑塔利在节目中抱怨说，"政府鼓励了人们的恶劣行为。……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为那些拥有多余的浴室，自己却没有能力支付的邻居来买单？奥巴马总统，你在听吗？"，"我们在考虑7月份组织一个茶党……我要发起组织它。"虽说这是一次偶然的咆哮，但在不少信奉自由市场和小政府教条的保守派民众看来，却表达出他们的不平之感和焦虑之情。随着这一视频片段在网络上的迅速流传，"茶党"这一名称也随后被一些由同样不满而激起的草根抗议运动所采用。

　　桑塔利基本上道出了茶党人士的当下关切。与传统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运动不同，激发茶党运动的直接因素是美国当下的经济处境，而将茶党人士凝聚在一起的主要相对一致的经济主张。与大多数茶党人士在堕胎、同性恋婚姻等问题上相对保守的主张不同，他们的经济主张却是自由主义的。他们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担负了很多本应由公民个人承担的事务，而且加重了个人税赋。所以，他们要求缩减联邦政府开支和规模，并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健法案、反对增加税收、反对联邦政府借债和财政赤字以及反对非法移民。人们不难根据常识，推断出反对政府福利政策、反对增加税收及反对非法移民的一定是那些收入不低、享有优势的群体。根据各种调查结果，事实的确如此。茶党人士中虽然不乏少数族裔、青年人和失业者，但大多是工资收入相对较高、年纪超过45岁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因而一些媒体径直将茶党人士概括为"old，rich，white man"。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有茶党人士打出维护美国宪法、关切美国未来的口号，但他们的不满、愤怒乃至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

　　然而，在一些同情茶党运动的学者看来，茶党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维护阶层利益的狭隘运动。有调查显示，尽管茶党人士反对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的福利政策，但不少茶党人士自身恰恰就是这些福利政策的受益者。茶党人士认为，他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政府福利政策，而是提出了分配正义的问题，即"谁才是应得者（who deserve）？"根据哈佛大学政府系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及其学生对波士顿地区茶党人士的调研，一些茶党人士认为，他们反对的是那些不配享有政府福利政策的非劳动者，即那些搭便车的、没有工作或不工作的非法移民和年轻人，而他们自己则通过工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因而是政府福利政策的应得者。甚至有接受访谈的茶党人士认为，政府给予了非法移民大量不应得的资助，而且奥巴马会通过大赦非法移民，以便使之成为2012年总统大选时的新支持者。对美国社会族裔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理解，茶党人士抱怨对象实际是黑人和拉美非法移民。在茶党兴起之初，有不少媒体都指责茶党是"种族主义者（racists）"。尽管茶党人士极力反驳和澄清这种指责，尽量避免让同种族主义扯上关系，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其"分配正义"诉求中察觉到难以掩饰的种族界分乃至怨念。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一项有关茶党的调查研究表明，有58%的茶党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给予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问题过多的关注，有65%的茶党人士认为移民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沉重负担，因为"他们拿走了工作、住房和医疗保障"。如果联系到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感觉到，他们对少数族裔的怨念并不是无端的，实乃是处于对美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担忧。2008年的美国人口普查统计表明，美国社会将在本世纪中叶迎来重大人口变化，白人将在2042年沦为少数族裔（minorities），而现今的少数族裔人口将在2042年超过白人，达到总人口比例的54%。奥巴马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本身就是这一变化的体现，因而茶党人士对奥巴马的恶感并非偶然。美国学者苏珊·塞斯特斯威特（Susan Thistlethwaite）认为，茶党话语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将白人定义为美国社会变化牺牲者，将白人视作种族歧视对象的一种企图。

　　茶党运动的活动方式既有传统内容，又极具时代特点。茶党的人际网络主要集中在地方，这些网络的发起、维系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如茶党网站、Facebook、Twitter和电子邮件组。可以看到，互联网在让人们的交往停留在电脑屏幕之前时，又跨越传统交往方式的界限，将互不相识但有具有相似情绪和关切的人们联络起来。斯考切波与其学生在访谈中发现，这些茶党人士大都互不相识，都是通过互联网得知茶党组织网络的存在以及相关集会信息。正是由于互联网的通讯便利，让分散杂处的茶党人士走出家门，形成这样一场集体行动。茶党人士的活动方式除了抗议示威之外，还有各种座谈、演讲和会议，活动场所大多是酒吧与餐馆。从这些活动方式之中，人们不禁会联想起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与其结社传统之间关系的评论。在很多层面上，民主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但这个好东西的滋味并不是轻易就能尝到的，即便是在民主国家之中，也是如此。民主在赋予民众以权利和权力之时，也交托给民众前所未有的公民义务和政治责任，同时民主制度的健康运作有赖于公共生活以及从中培养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缺少了这些基础，民主还是会沦落为少数精英和集团掌控的寡头统治。同写出《一个人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一样，有不少美国学者在担忧美国公共生活的衰落，而茶党运动似乎让他们看到了互联网时代公共生活兴起的迹象。

　　虽然茶党运动起自草根，但在它的发展、蔓延和壮大中，媒体、保守派基金会和共和党政客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多数茶党人士都是共和党成员或共和党支持者，由此，对于不少共和党政客来说，茶党运动呈现的行动热情极为可用。在茶党运动之初，福克斯新闻就对之大肆进行渲染，而且福克斯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在节目极力煽动茶党人士对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的不满与愤怒，俨然成为茶党人士的精神与政治导师。为了维持茶党人士的行动热情，引导茶党运动的发展方向，一些保守派基金会不仅通过资金赞助的方式为茶党的各种集会活动提供经费，甚至直接派出人员组建全国性茶党组织。比如，"茶党爱国者"的支持者是由共和党前众议院发言人迪克·阿姆尼（Dick Armey）领导的"FreedomWorks"，而"茶党快车"甚至是由共和党政治行动委员会"Our country deserves better."直接组织起来的。除了有保守派基金会作为茶党运动的幕后推手，而且也有不少共和党政客试图拉拢、讨好茶党人士，前阿拉斯加州长萨拉·佩林（Sara Palin）即是著名一例。

　　尽管茶党运动之中有很多外部政治力量的介入，但并不能说茶党运动完全是这些政治力量摆布、操纵的产物。茶党运动的抗议对象不仅有奥巴马政府，而且还有共和党的"当权派（the Republican establishments ）"。由此，茶党又被人们称为共和党党内的"造反派（the insurgents）"，这场运动也成为党内右翼势力推动的一场"造反运动"。茶党造反派夺权的基本方式是通过选举，来使更换共和党的掌权者，将代表茶党意愿和观点的候选人推上政治舞台。在2010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后，茶党造反派便在一些州展开夺权行动，其过程首先是茶党候选人在党内打败当权派支持的候选人，以争取竞选提名，进而在赢得党内提名之后，正式代表共和党参选国会议员。

　　在这次中期选举中，茶党候选人在党内的夺权活动引来不少争议。例如，在一些州，得到茶党人士支持的候选人却没有得到共和党当权派的支持，从而在共和党提名时发生党内斗争，但在茶党人士强力支持之下，当权派支持的中间路线候选人相继被更加偏右的茶党候选人打败。然而，茶党候选人尽管赢得了党内提名，但其中一些候选人的激进主张却没有得到茶党之外的其他选民支持，结果便是茶党候选人未能赢得选举，让共和党白白损失不少本来有望赢得的席位。比如，阿拉斯加州的茶党候选人米勒（Joe Miller）的一个激进主张是取消美国教育部，但他虽然在共和党提名中打败现任议员墨考斯基（Lisa Murkoswki），但最后仍旧没有当选。

　　或许是因为茶党导致的内耗，共和党并没有像预想那样，在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同时，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后者仍为民主党控制。但是，对于共和党内部的造反派--茶党来说，此次中期选举可谓是一次空前胜利，茶党人士不仅显示了力量，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而且还成功地将一些虽然缺少政治经验，但却虎虎生威的茶党候选人推上政治舞台。根据New York Times的统计，在此次中期选举之中，共有138位茶党候选人参选，最终有44人当选，5人获得参议员席位，59人获得众议员席位。面对这些雄心勃勃的茶党新议员的加入，共和党将会产生一次政治路线的右转，进而会给那些共和党内的中间派人士以较大的压力。当记者就共和党领导层将如何教育和引导这些缺少政治经验的茶党新议员，采访老共和党众议员瓦尔登（Greg Walden）时，他回答说，"我的猜想是，这些新人将会给我们来一次训练和教育。……他们是来指示我们的。"可以想见的是，共和党当权派与茶党新议员会产生碰撞摩擦。

　　总体上来说，尽管议员在国会的生存逻辑与竞选逻辑并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议员一旦当选之后，就可以完全撇开选民，自行其是。为了能够继续获得选民支持，茶党议员理应会为所代表的选民而努力，对于每两年需要全部重新选举一次，频繁回到选民面前接受检验的众议员来说，更是如此，保证竞选主张同当选之后立法活动之间的一致性是他们的重要原则。对于共和党当权派来说，茶党运动展示的力量和倾向不可小觑，他们只有调适共和党的现行路线，才能继续整合茶党人士的选票。尤其是2012年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对于想要狙击奥巴马连任总统的共和党人来说，保持并利用茶党的行动热情，是非常必要的。而对于茶党来说，他们在此次中期选举中已经推出了自己的议员，下一步将是推出茶党的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被人们认为是当然人选。目前，虽然随着中期选举的结束，茶党运动的高潮暂告以段落，但茶党人士的集会和活动仍然在继续，想必在2012年总统大选之前，茶党运动将会再度成为媒体的焦点。

　　如果人们撇开茶党运动所具有的某些时代特殊性，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它无非是美国政治中的又一次以愤怒为特征的民粹主义运动，或者说又一次由于草根民众对政府及其政策不满而激发起来的造反运动。亘古至今，民众造反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不断上演、无法消除的基本现象。因为人既是理性的动物，更是利益与激情的动物。只要他们感到压迫，就会起来反抗，而那些一时的沉默，只意味着愤怒的积累以及未来更加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激情爆发。由此，如何解决民众不满，进而化解民众造反或改变民众造反之暴烈形式，便是古今立法者的难题。民主固然为人们提供了正当表达不满的可能，但民主并不是解决民众造反问题的最终途径。人们可以从古代民主政体的历史中发现，更易于毁灭于民众造反所致的党争内乱之中的，恰恰是民主政体。而且，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美国建国之前殖民地时期之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众造反之暴力以及多数之强制乃是殖民各州及各地方的立法权至上的激进民主政治之顽疾。对于美国建国时期的立法者来说，他们认识到党争造反之精神深植于人性，无法根除，人们所能做的是改变党争造反之形式，削弱党争造反之危险。由此，他们的一个任务是在坚持人民主权原则的同时，消除党争造反的危险，维护政体稳定，以在正确的（what is proper）和必然的（what is necessary）之间达到最佳平衡。

　　在《联邦派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10篇之中，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对民主与共和做出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前者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后者则是采取了代议制，从公民中选出优异代表来管理政府的社会，前者最易酿成党争造反之祸，而后者则为党争造反提供了解药，又能将人民主权原则贯彻到更为广大地域。在麦迪逊看来，代议制在不违背人民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对民主做出了限制，从而在民众激情与政治过程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域，用民众不满进而改变民意代表的新方式，替换了民众不满进而冲击或改变政体的老现象。由此，代议制不仅能够避免民众激情直接干预需要冷静权衡、耐心审议的立法过程以及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要以必然性为依据的执行过程，又能够建立一个比古代民主更为广大的共和国（extended republic），而且在这个广大的共和国中，存在着众多的观点、利益和民众派别，不仅没有一个能轻易占据支配地位，它们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也会降低党争造反的可能性。

　　在不少美国宪法学者眼中，美国宪法以及经由宪法确立起来的美国共和政体并不十分民主。在1790年前后，各州在批准宪法的过程中，反联邦派的激烈批评拟议宪法不民主，所以为了促进宪法在各州的通过，制宪会议后来又不得不通过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由此形成最早的宪法修正案。但是，美国共和政体之所以历经一波波类似于茶党运动这样以愤怒为标志的民众造反运动，而仍旧保持基本稳定、充满活力，似乎正是在于这一点。这一政体不仅仅在于它赋予民众以政治权利，能够正当地表达不满和利益，通过选举民主更换民意代表和掌权者，满足了民众造反激情，还在于它通过层层代议、权力分割，消除了民主政体之下民众造反运动的危险，从而避免了它之前的民主政体所无法克服的党争与骚乱。从这一点来看，茶党运动给我们的启示是：立法者的任务不是要通过消除自由来消除民众造反，而是在赋予民众以政治权利，以更换民意代表和掌权者的方式，消弭改变政体的压力，在允许民众合法造反的同时，给其套上羁绊的缰绳，在疏导民众造反激情的过程中，消除民众造反激情的危险。

　　2011年2月20日凌晨，

　　哈佛大学政府系美国政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