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起义是澄清事件，而在埃及，与之相伴的是反抗。穆巴拉克政权——或者延续它的后穆巴拉克政权，也许会在这次挑战中生存下来，但全面控制国家的幻想是破灭了。解放广场的抗议事件向穆巴拉克和自1952年自由军官政变而上台统治埃及的军事政权，传递了一个信息；向那些尤其依靠西方资助的政权独裁者，向资助多年后却一直感叹在穆斯林世界缺乏民主，如今对一个出现在阿拉伯世界最大国家的民主派运动却报以不安、怕和敌视的复杂回应的华盛顿、特拉维夫之流传递了一个信息。如果这是“新中东的分娩阵痛”，那么它们也完全不同于康多莉扎·赖斯在2006年夏天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期间辩称的。

第一个破灭的幻想是关于埃及人只是被动接受的神话，它已经产生强大的力量控制埃及人。“我们所有人只是等待某人来为我们工作，”我去年去开罗做报道时，一个埃及记者如是说（LRB，2010年5月27日）。尽管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不断扩散，群众反抗政权的主张对埃及来说，还是不可思议的。贾拉尔·阿明，埃及著名的社会学家，在最近半岛电视台的纪录片中声称“埃及人并非革命的民族”，这一观点，很少有人会不认同。直到愤怒日（1月25日）那天，许多埃及人——包括一定数量的民主派改革者，只为了从总统的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手中拯救自己，听从于看守政权的情报长官奥马尔·苏莱曼。起义带来的第一个震惊是埃及人自己，在反抗的最初几天里，2月1日解放广场就汇聚了百万人游行，他们发现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克服对警察的恐惧，集体组织起来反抗这个政权。当他们品尝到权力的滋味时，他们要自己来解决政权的更替。

穆巴拉克政权并非是唯一被反抗运动动摇的阿拉伯政府：这一余震在也门、约旦、约旦河西岸地区也感受得到，在那里，马哈茂德阿巴斯的警察部队镇压了一个呼应埃及民主派的示威游行。我们在开罗正目睹的的现象是新旧共存。它不仅是一个伊斯兰起义，而且是一个基础广泛、架构在世俗宗教之上的社会运动，一个21世纪版本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过去曾认为它已是强弩之末。尽管埃及的反抗者找来了一个临时的名义领袖穆罕默德·巴拉迪，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群龙无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英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专制人物纳赛尔或布迈丁。

这始于突尼斯并蔓延至埃及的反抗运动是一场阿尔及利亚人称hogra（即“鄙视”）的反抗斗争，是一场对专制、酷刑、腐败、失业和不平，及尊重美国的战略议程——阿拉伯世界无处不在的避雷针，感到愤怒而引发的社会反抗运动。毫不奇怪，美国官员所担心的是这场斗争会在其他的友好国家爆发。当约翰·克里，这位曾坦率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美国官员，被询问是否期望类似的动乱出现在约旦时，他驳回了这一想法，说“约旦的阿布杜拉国王是非常睿智、有思想、敏感、同他的人民有密切联系的人。在那里，君主制是非常受尊重，甚至崇敬”。

多年来，阿拉伯的统治者告知他们的西方观众，不用担心他们的人民，就好像他们是听话的、有时不守规矩的孩子，这些观众们很高兴地跟进这个建议。埃及人没有任何可担心的地方，自从法老时代起，埃及人就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专制下。希拉里·克林顿指出，穆巴拉克可能被埃及人所厌恶，但他仍然是我们在开罗这个家庭的人（克林顿和穆巴拉克家庭已彼此接近多年）。只要他向跨国公司开放经济，实现高增长率，兑现他的外交政策承诺——允许美国军舰迅速通过苏伊士运河，作为非常规引渡方案的一部分，允许中央情报局绑架、审问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维护与以色列的和平，围困加沙，反对由伊朗领导的抵抗，美国的军事援助将继续以一年130亿美元的速度流入埃及。

一个正面的委婉用语已经树立，掩盖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本质，而且新闻报道也加强这方面的内容。阅读一下西方尤其美国，在最近镇压前的报纸，人们几乎无法知晓埃及国内的不满程度。穆巴拉克通常被描述成一个“专制”但“温和”和“负责”的领导者，几乎从不认为是一个独裁主义者。大众对酷刑的愤怒——及以上政权的舒适与以色列的关系,很少有人讨论。但是，当警方袭击了整个埃及的和平示威者，特别是在穆巴拉克的暴徒——用手榴弹、刀和汽油炸弹武装后，穿着亲穆巴拉克T恤衫，似乎是为这个场合而设计的，骑着骆驼和马在2月2日冲过解放广场之后，政权的真面目露出来了：粗鲁、野蛮、一个不知情的东方的滑稽模仿。那些不以对埃及坦率著称的新闻报纸开始以一个新的、生硬的方式来描述这些事。

埃及的危机对奥巴马政府而言也是一场危机。不像中东欧的“颜色”革命，黎巴嫩反抗叙利亚军队，或者是伊朗的绿色运动那样，埃及的起义针对的是一个信任的老盟友,而不是一个敌人。支持突尼斯的抗议者，对奥巴马政府非常划算，因为不需任何付出。而埃及则不同。因为埃及是美国大中东战略的一个支柱，尤其是“中东和平进程’”的支柱，处理埃及问题就麻烦的多了。直到上月末,美国还毫不犹豫地称穆巴拉克为朋友,或极尽礼仪地拜访埃及军政权的所有成员。但是当埃及人公开反抗穆巴拉克政权时，美国政府突然对它在在开罗的老朋友变得守口如瓶起来。一个新的话题迅速出现。一些西方官员没有赶上的转变：美国副总统拜登被广泛嘲笑，他说穆巴拉克不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他同以色列友好；托尼·布莱尔赞美他“非常有勇气，有力量”——昨天的消息。但当布莱尔说，埃及在过渡期内需要被“管理”—想必由西方来管理，以免伤害“和平进程”，他是想公开说华盛顿相信什么。

奥巴马无法很好的反对抗议者，他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在他的开罗讲话，他声称美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但美国政府明确不希望穆巴拉克被驱逐出埃及政府，像阿卜杜拉·本在突尼斯被驱逐那样。相反，穆巴拉克应被免职，以避免民众革命取代这个对美、以色列友好的政权，从而失去埃及。尽管奥巴马向穆巴拉克施压，劝其退出,但他还拒绝支持抗议者,依然对埃及军方以赞誉,并坚持华盛顿将不干涉谁来统治埃及这一埃及内部事务。但在民主力量眼中，美国很难称之为中立，射击他们的催泪瓦斯罐上标“美国制造”，f-16在天空监测他们。在埃及的民主力量不是仅藐视穆巴拉克而是藐视美国，呼吁更多的内容而不是仅仅在军事统治下的“管理”过渡。穆巴拉克政权被奥巴马政府在2月1日“这个过渡期必须现在就开始”，但强调要“顺利交接” 的声明所激怒，暗示美国首选的是连续性，或是由军队的背叛者政变：毕竟，任何“人民力量”的表达都不被允许破坏岌岌可危的既得利益。被派去开罗传递华盛顿意见的人对穆巴拉克政权而言是为老朋友：Frank G. Wisner,弗兰克·威斯纳克，前驻埃及大使，并为埃及军队在华盛顿做说客。

穆巴拉克下台，并非是被埃及民众所赶下台的，他在他最后的执政时光里，是被华盛顿和特拉维夫赶下台的。穆巴拉克，和奥马尔·苏莱曼，现在过渡时期副总统，一直与以色列密切合作，从加沙封锁到情报收集。他们允许以色列军舰到苏伊士运河防止武器从苏丹走私到加沙，他们竭尽全力在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挑拨。埃及民众对这种亲密的合作非常清楚，为之感到羞辱：民主化可能会结束这种合作。一个民主政府不可能废除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甚至一些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他们将会尊重它。然而埃及人外交政策将在开罗制定而非在华盛顿，特拉维夫了，和平将变得更冰冷。一个民主政府在开罗将不得不考虑公众舆论，就像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做的那样，一个前美国附庸国（与埃及形成鲜明对比）越过了美国的监管，在伊斯兰政府领导下，建立过渡民主时期，追求一个独立的、为穆斯林世界所广泛欣赏的外交政策。如果埃及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它会努力实现巴勒斯坦的的统一，解除对加沙的封锁，改善同伊朗、真主党的关系：这对以色列来说，不蒂是一个梦魇。

差不多从示威活动开始时起,世界上大部分人对于解放广场的示威活动表示支持，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他高级以色列官员则敦促西方政治家停止批评穆巴拉克,他们引发了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恐惧。多年来，以色列曾表示它可能很难期望在这样一个危险的不民主的地区做出让步。但是作为对穆巴拉克政府出口增长作为要求，以色列的高官和评论员开始谈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仿佛它构成了对犹太国的另一个生存威胁。“如果，次日[埃及]选举，我们有一个极端宗教独裁，民主选举有什么好处？”佩雷斯说到，而卡察夫阿伦斯，前国防部长，在以色列国土报想知道是否以色列仅仅和像穆巴拉克那样的独裁者维持和平。正如一位评论家在Yediot Ahronot以色列说，以色列已经“超越恐惧：民主的恐惧。不在这里，在周边国家。”

以色列对埃及民主进程的担心立刻得到他在美国的支持者的回应。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David Makovsky担心：“1989年的柏林革命什么时候会变成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色列将会发现他就像北方的真主党，西方的哈马斯和南部的穆斯林兄弟党。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说，在这个“由埃及民间社会建设性力量带来的”过渡时期，埃及最好在奥马尔·苏莱曼的军事政权率领下。这些“建设性力量”，对于Malcolm Hoenlein, 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的执行副总裁，并不包括被他称为“伊朗走狗”的艾尔·巴拉迪。（艾尔·巴拉迪赢得了以色列游说者的敌意，因为他加沙的封锁是“每个阿拉伯人，每个埃及人，每个人前额的耻辱标志”，并且反对伊拉克和伊朗的军事对抗。）“中东的情况似乎从不好变得更加糟糕”，理查德·科恩，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警告说：

“一个民主的埃及的梦想一定会造就出一场梦魇…下一届埃及政府—很可能是由伊斯兰主义者组成。在这一情况下，同以色列缔结的和平将废除，暴民将在街头聚集，反对西式民主。…我在意的是民主价值观，他们甚至不如哪些没有民主传统或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社会，我们希望埃及是我们与自己一致的埃及。但,目前存在着一种认同危机。我们不再是他们了。”

正如我写的那样，科恩没有多少担忧。一个不同的恶梦看来正在埃及展开了：一个残酷镇压群众民主运动的政权执意保留权力，并相信它的靠山将给予时间做这项工作。西方政府和阿拉伯威权体制之间隐藏的共谋完全显现出来了。抗议者被baltagiya 雇佣的暴徒所追打，反对派的领袖和外国记者被逮捕。我刚得知，艾哈迈德·塞夫,一个我去年在开罗采访的人权律师,和其他几位同事被当局指控从事服务于伊朗的间谍活动而受到监禁。

2月3日,星期四晚上,奥马尔·苏莱曼似乎仍然在负责。这位严酷、谈吐圆滑的人把自己作为这个国家的救主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政权要极力把埃及从“混乱”中拯救出来，把埃及从变为”伊朗、哈马斯代理人的险恶阴谋中拉出来。星期三在解放广场发生的暴民暴力事件将被调查，他说（他拒绝任何政府责任），并且改革将继续，但首先示威者必须回家，等待调查的结果。说完这些混合着承诺和威胁的话，苏莱曼成为那一刻最令人瞩目的人。据报道,那天晚上,奥巴马政府草拟了穆巴拉克立即下台和过渡政府在苏莱曼——他们的情报合作首脑控制下的的计划。

然而，穆巴拉克，极不友好地拒绝了他的雇主提出的合作要求。他想退休。他告诉 Christiane Amanpour，他已厌倦了，但他担心他的迅速退出会造成大的混乱。实际上，他待在办公室的时间越长,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暴力更多。但即使苏莱曼代替他,那也并非是一个“顺利的权力交接”——或一个和平交接,因为埃及的民主力量想要的不是，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者政权，他们若是为了得到情报头子的统治，就完全不必牺牲数以百计人的生命了。

从奥巴马政府，我们所能得到的是，对镇压的批评，和平的祈祷，以及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仿佛在苏莱曼的军政权和广大手无寸铁的群众之间，双方的力量是平衡的。但实际上苏莱曼将从中获得不菲的收益。不像巴拉迪，华盛顿确信苏莱曼是一位能解决问题的主。在解放广场欢歌的民众们很不幸，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以色列交界的国家，他们不得不与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向美国提供必不可少服务的军政权展开斗争。他们已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知道，有可能西方会让埃及社会运动终止，部分原因是“我们不是他们”,并且,我们不能给他们，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信念。但尽管面临如此不利，埃及民众正继续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