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示威者终于得偿所愿，2月11日，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将大权交予埃及军方。当天早些时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发表“一号公报”，声明保证后穆巴拉克时代政权的和平过渡。

　　这实际上意味着，当前埃及的实权掌握在军方手中。从一开始受人赞赏的不镇压示威活动，慢慢过渡到之后的控制局势，接管国家政权成为近一个月埃及军方针对民众大规模示威活动采取行动的最新结果。从1月25日示威活动开始的第一天，军方以其无限的耐心，利用混凝土路障、大型钢板以及铁丝网等手段，逐渐扩大深化在反政府示威抗议的中心——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附近的控制。就其本身而言，军队的成长轨迹正是缓慢政变的下一幕——军队再次从间接控制到直接控制，这可以追溯到埃及军人1952年发动的军事政变。

　　西方社会可能会由此产生忧虑，担心这场危机会让埃及感觉民主来得太快了，并使得穆斯林兄弟会获得国家权力。然而，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未来可能是仅仅解决了埃及的腐败问题，却让军方成为埃及政权的惟一力量，完全不受约束。2月10日，穆巴拉克通过电视讲话宣布将部分权力移交新近任命的副总统苏莱曼。后者在2月9日发出警告，埃及人民必须在现政权和军事政变之间选择其一。苏莱曼的讲话无疑增强了一种感觉，即埃及俨然就是被扣住的人质。

　　穆巴拉克的权力继承自军人统治。现行政治体制始自1952年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后，“自由军官组织”宣布废除立宪君主制，并将整整一代文官和司法人员逐出政治生活，创立了由忠诚军人组建的共和国。

　　他们曾尝试采用技术官僚治理，由埃及的法律专家撰写新的基本文件，但最终宣告失败。专家草案曾规定了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和权力有限的总统，这对于“自由军官组织”来说显然过于自由派。他们将草案丢进废纸篓，代之以全新的宪法，使得总统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

　　这样的安排对军队来说是受益颇多的，因为自1953年后的每一届埃及总统都曾是军官。对于两代军人而言，通过总统，军方能将国家的大多数资源运用于国家安全事务。对以色列战争的失败，加之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疏忽，将埃及推向了国家破产的边缘。1975年至1977年，埃及民众针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群起抗议。军方为了重新获得控制权，将注意力从战事转向了经济发展。军方逐渐从对政治的直接管控中脱离出来，将权力交予国内的安全力量和另一些埃及执政党的有力支持者，而这些组织因在政府采购中获得的特权而致富。

　　20世纪90年代，穆巴拉克发动了一场针对伊斯兰势力的国内战争，军方力量进一步演变。由于政府逐渐转向依赖国内的警力，相对而言，军队的规模在缩小，重要性也在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警方和内政部代替了军方和国防部，成为政权的基石。

　　与此同时，商界精英的一些派系仰仗着特殊政体获取的权利，力量不断膨胀，例如现如今颜面扫地的钢铁巨头、执政的埃及民族民主党前高级官员埃泽(Ahmed Ezz)。穆巴拉克特许他们进入民族民主党，本以为会促进埃及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实则不然，只是这些派系自身变得更加富有而已。

　　军官团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平静，然而，这得归因于他们既得的经济利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军队加大了在经济领域的参与程度。近十年，由军方所有的企业占整个埃及经济的5%至20%；同样的，军官获得了诸如商品和服务特殊优先权等各种利益。

　　今天，军方表现为一种秩序力量，以及竞争对手间的仲裁者，但他们同时需要维护自身的重大利益，因此说到底，军方并非中立。埃及政体现有的基本结构对军方是有利的。示威民众的实际需求其实相当简单：结束国家紧急状态、举行新的选举，以及无国家干预的结社自由。但这些要求等同于在埃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向每一个人开放政治空间。这将涉及到宪法和法律的变革，比如将现有的总统制变为议会制，比如由民选产生总理，目前这一职务由总统任命。类似这样的变革将颠覆军方自1952年创建并一贯支持的权力结构。

　　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改组后的政府将会削弱总统的作用，而总统职位是军方可能会想方设法抓住的。不仅如此，公开选举将致使议会中的新兴商界精英获权，这意味着军队在经济上的力量被削弱。从无处不在的埃及百姓做饭用的丙烷钢瓶到服装、食品和酒店，这样的变化都会导致军方巨大的经济集团处于危险之中。

　　此外，军队总是倾向于国家的有序性和等级制。当街头的聚众活动越来越多，即便是现在的军官比起他们的父辈在20世纪50年代时能包容更多的争议，他们依然希望通过保留总统任命部长的体系，从而尽可能将参与政治的权利给予那些曾经参过军的人。

　　事实上，军事领袖并不追求体制变革，而是尽可能利用象征性姿态满足民众的需求。他们定会调查最腐败的商人以及滥用公共资金和公共财产的联营公司。同时，他们可能会就前内阁部长蓄意谋杀示威者等事件进行调查。

　　如果军方采取进一步控制，当下两名幕前人物将变得至关重要。首先是苏莱曼，他与军方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与反对派进行谈判的中心，同时几乎常常在电视上出现。果不其然，他已经明确表态没有改革总统制的意图。苏莱曼一直坚持认为，谈判应该仅限于改变宪法中与选举相关的三条规定。

　　其次，尽管埃及国防部长坦塔维（Hussein Tantawi）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他同样是重要的。他支持军队发布的公告，不对埃及民众开火。实际情况是，军队并没有向示威者开火，也没有向阻拦示威的一方开火，而是对外宣布，示威活动是合法的。不过，即便是苏莱曼已经表态改革是有限的，坦塔维仍然认为，军队在与反对派就政权过渡进行谈判时应该保持中立。

　　过去的十年，穆巴拉克政府逐渐变为一个日益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商勾结，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这样的政府已经瓦解。通过修整军方的权力和特权，一个更为开放的政治制度和负责任的政府将会出现。在政权过渡过程中，军队可能会介入并意识到，他们无法如期待中的那样得到完全的控制权。现在的埃及军方比上世纪50年代的军方更专业、接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军官或许会认识到民主的利处。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缓慢政变的高潮将来临，而过去几十年的军事独裁可能会卷土重来。

　　埃利斯·戈德堡（Ellis Goldberg）为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埃及开罗美国大学教授

　　本文获美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ris）（2011年1/2月号，2月11日）杂志、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011）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