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于埃及和突尼斯起义的反应，屡屡表现出虚伪和犬儒主义。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中，不能不注意到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明显缺位。在最佳的世俗民主传统中，人们起义就是为了反抗专制政权、腐败与贫困，要求自由和改善民生。而按照西方自由主义者的犬儒智慧，在阿拉伯国家里，真正拥有民主意识的只是少部分自由精英，而绝大多数人群只能靠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民族主义才可以动员起来，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接下来将发生什么？谁会成为政治赢家？

突尼斯在提名组成新的临时政府时，把伊斯兰主义和更为激进的左派统统排除在外。自由派对此自鸣得意的反应是：很好；那两个基本上是一路货，都是极权主义的极端势力。事情真这么简单吗？难道长期根本的对立、不正是发生在伊斯兰分子与左派之间吗？这两者即便得以短暂地联合起来反对现政权，可这种联合一旦接近胜利就会破解，代之以玩命的争斗，这种争斗往往比他们对抗共同的敌人还要残忍。

此前的伊朗大选引发的斗争，不正是一个证明吗？成千上万的穆萨维支持者所主张的，是支撑了霍梅尼革命的大众梦想，即自由和社会正义。也许这是乌托邦，但它确实引致了政治和社会的创造力的激动人心的爆发、导致了有组织的实验和学生与普通百姓间激烈的政治辩论。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开放，让人们释放出空前的变革社会的活力。人们感到一切似乎都有了可能，可是，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接管了政权，这种开放的活力被渐渐地扼杀了。

即便是一场明确无误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这种场合也要小心，不要漏过了社会成分。塔利班常常作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集团、以实行恐怖统治的面目出现。然而，《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说，塔利班2009年春在接管了巴基斯坦的史瓦特河谷后，曾“利用一小撮富裕地主与当地无地的佃农之间的深刻矛盾，发起了一场阶级抗争”。如果说塔利班“利用”农民的困境是个创意，用《纽约时报》的话说，乃是对“封建性质仍然大量残存的巴基斯坦发出的危险警报”，那么，是什么妨碍了巴基斯坦的自由民主人士和美国也去类似地“利用”困境以解救无地的农民呢？难道说，巴基斯坦的封建势力是自由民主势力的天然盟友？

这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这就是激进的伊斯兰势力的兴起，总是伴随着穆斯林国家中世俗左翼的缺位。当阿富汗被描绘成最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时侯，谁还记得40年前，这曾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世俗传统的国家，包括一个独立于苏联而建立了政权的强大共产党？这种世俗的传统现在到哪里去了？

这一点是正是解读最近连续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还有也门……以及有望波及到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如果局势最后朝着让旧政权存活的方向被稳定了下来，仅仅施加一些自由主义的整容手术，那么就必定会产生出来自原教旨主义的不好对付的反弹来。自由主义者如果想让自由主义的核心遗产能够存活下去，就必需获得来自激进左派的友好帮助。回到埃及的问题来，现在一个最可耻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式的反应，就是CNN报道的托尼·布莱尔的话：变革是必要的，但必须是一个稳妥的变化。

今天，想要在埃及进行稳妥的变化，无异于和穆巴拉克势力妥协，办法就是稍稍扩大统治圈子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谈论所谓和平过渡只是一种猥亵，因其实质不过是没有了穆巴拉克、但依然镇压反对派。从穆巴拉克派出军队弹压示威的那一刻开始，人们就面临明确的选择：是要一个保全整体修正局部的整容，还是要一个真正的质变？

接下来这里会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无法像十年前的阿尔及利亚那样宣称【人文与社会注：指2002年阿尔及利亚国会选举，因穆斯林当权党派继续扩张遭批评抵制】，所谓真正的自由选举，不过等同于把权力交给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自由派的另一个担心是，穆巴拉克如果下台，没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来接管政权。当然不会有。穆巴拉克已经通过压制所有的反对力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都成了边缘化的点缀品。结果就如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名小说的标题那样：“无人生还”（And Then There Were None）那种支持穆巴拉克的观点：要么选穆巴拉克要么选择动乱--其实是反对他的论据。

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虚伪令人惊艳不已：他们过去公开支持民主，而现在呢，当着人民以世俗自由和正义的名义、而不是宗教的名义来反抗暴君的时候，他们又个个陷入了深忧。你们忧虑什么？为什么不乐见自由到来了新的机会？今天，毛泽东的老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切题：”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穆巴拉克何去何从？答案十分明确：到海牙去。如果有一个领导人应该去坐坐，非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