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就业危机。我希望从长远角度和多层面来讨论这个话题。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当前的危机：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和地缘政治（军事化和战争）。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利润的最大化，目的是积累资本。这是由相互竞争的、使国家服从于本阶级共同利益的一些个人资本家来实现的。从长远角度看，这种积累模式已经逐渐陷入了僵局。

利润的产生是通过工作。利润的基础是工人创造的价值高于工资的价值。工资越低，利润就越高，反之亦然。此外还有三个因素会影响到潜在利润：机械（技术）成本、与自然的交换（原材料、能源和废弃物）和税收。

在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中，特别是上世纪 50年代，以下四点因素制约和损害了资本主义利润的获取：

1．工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地缘政治局势及其社会斗争的影响下，二战后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而且这一趋势得到了保持。

2．技术。作为与资本主义对手竞争的需要，为了提高生产率，技术以利润的来源劳动为代价得到了发展。

3．自然。不断扩大生产和不断上涨的资本劳动比率导致了原材料和能源资源的匮乏，继而造成成本增加。污染和清除废弃物也造成了生产成本的提高。

4．税收。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不可逆转的，但却是以税收增加为代价。

利润率减少的趋势并非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循环过程。每个资本家都试图支付尽可能低的工资，创造最大化的利润。但是，由于所有工人的工资总和构成了消费（购买力）的基础，于是产生了一个矛盾：在生产最大化的同时，消费水平却出现下降。因此生产的过剩危机便频繁发生。

为了能摆脱长期利润率减少的趋势，资本主义至少已经试验了五条“逃生之路”，但都不成功，而且适得其反，矛盾反而加剧了。然而，资本主义却还在继续验证这些路线，它们是：

1．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为遏制工资和税收上涨而发起的一次攻势。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是有益的，但是从宏观来说，它却破坏了购买力，从而引发了生产过剩危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八九十年代以及之后的2000年。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国家在必要时干预经济的能力，它为金融脱轨创造了条件。

2．全球化。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给了资本主义一些喘息的空间。在全球化时期，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力数量（利润的源泉）翻番，新兴国家的廉价商品保证了低工资，同时使出口贸易和投资得到增长。但是，新兴经济体却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它们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北南国家的关系。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北方国家500年来对经济的统治权开始走向瓦解。

3．债务。债务创造了新的购买力。石油危机之后债务首次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利用。“石油美元”被注入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它们对消费品和发达国家先进设备的需求。其结果是造成了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去年，多数北方国家政府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在不久的将来这将制造出巨大的债务陷阱。

4．财政爆炸。主要是寻找虚拟经济的利润。投机和金融领域的利润并没有创造出价值，或者说创造出的是虚拟价值，或是从其他部门挤压价值（利润）。虚拟价值的积累有时无可避免地会制造出金融泡沫，但这种泡沫迟早会破裂，伴随而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

5．美国的军事扩张。军事武器和装备贸易并不依附于消费者的购买力。即便是在危机时期，特定部门的军事订单贸易仍可以得到保证。此外，军事统治权是巩固势力范围、保护一种货币的统治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当经济地基开始动摇的时候。然而，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冒险代价高昂却没能换来期待的成果。与此同时，巨额军费开支还给美国政府带来了高赤字。美国的军事积累已失去了经济基础，存在捉襟见肘的危险。

因此，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质追逐利润及其无休止的积累正危在旦夕。

社会危机：财富分配极端不公

这个世界从未创造出如此丰厚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能得到公平分配，那么地球上每个家庭（父母带3个子女）的月收入应该为2884美元，单身人士的日平均收入应为19美元。但是尽管世界富有了，今天每5个人当中仍有一人的日平均收入不足1.25美元。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享受不到应有的卫生设施，每3个人中有1人没有电力，每5人中有1人没有住房和饮用水。

财富以极端不平等的方式被分配了，而这种不平等还在加剧。欧洲每头奶牛每月都能得到约900美元的补贴，这相当于一个非洲人月平均收入的两倍，是每个非洲人应该得到的发展援助金的110倍。

这个巨大的丑闻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在富国同样存在类似的不平等。比利时是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一个拥有两名成年人和两个儿童的家庭，月平均收入是7700欧元，这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但每7人中仍有1人是穷人，每10人当中有1人不得不因为没钱而延迟或取消某项疾病治疗，而且拼命工作只为赚取每月1400欧元的收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情况。

这些数据反映的并不是制度的过剩，而是其逻辑和性质范围内造成的后果。这是不道德的，而且足以以此为理由拒绝整个制度。这一种制度的运行极其低效。从历史上说，资本主义贡献了它的价值，并发挥了历史作用。然而它已经在一定水平上达到了极限，已经没有能力再创造有效益和具有生产力的发展。

政治危机：政府合法性遭挑战

目前，几乎每个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率都在下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信任正在消逝。各个政党都在逐渐失去支持者，参加大选投票的选民也越来越少。总体来说，民众对政治阶层的信任和支持在减少。以比利时为例，只有17%的民众相信政治领导者。大选的结果总是变化无常。

面对极端派、民众主义和（或）排外政党，中间派政党正在丧失领地。在一些国家，执政联盟这种形式越来越难以奏效。美国右翼的“茶党”正是对政治精英阶层不信任感加深的一种政治表现。

其他一些迹象也表明群众运动正在觉醒，例如巴黎几年前爆发的骚乱和近来因为紧缩政策导致的希腊骚乱，以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由于学费上涨而引发的抗议活动等。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现在谈论爆发全面 “危机”还为时尚早，但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的确出现了大幅度丧失。

执政的政治阶层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个难以控制的幻想的基础上的，认为他们不是从属于资本家的阶层利益，而是普遍选民的利益。这种合法性也是基于多数民众相对较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的。然而在长期经济危机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两个条件可能会遭到削弱。

此外，与中国取得的惊人成就相反的是，“华盛顿共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从东方寻找灵感。早已遭到质疑的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终结。

生态危机：环境成本侵蚀利润

在追逐无穷尽的利润并使之不断积累与大自然的极限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种对利润的追逐完全忽视了全球生态系统，同时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资本主义存在至今已进入了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我想指出两点：石油和全球政府应对生态威胁的必要性。

资本主义90%的初级能源供给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在一些电力或其他可再生能源无法轻易取代的领域，石油仍然占有最大比重。石油仍是最主要的能源来源，尤其在运输领域。此外，它还用来生产肥料、塑料、化学制品、钢等。因此，石油依然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目前，美国的人均消费量是印度和中国的13倍。但是随着这两个国家的持续发展，预计20年内它们的人均消费将占美国现今水平的1/3。如果是这样，产出就必须提高至少45%。如果25年内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消费占到了美国的一半，那么产出就必须提高 75%。但这种情况是否真的会发生令人怀疑。一旦如此，我们可以预计高物价将阻碍利润的积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会加剧。

各种环境问题其实产生的是侵蚀利润的“额外”成本。因此，资本家们不愿意为这部分成本“埋单”。

这一“外在”问题可以被政府解决，但它会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发生冲突。国家服从于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反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受到紧缩措施威胁的部门一个劲地给政府施压，而且往往会成功的原因。

此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动力是实现国家利润积累的最大化，日的是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上风。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有效代表全球的集体利益，也不存在保护全球环境的有效机制。这是京都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取得成功，至少不足以解决根本的生态威胁的根本原因。

地缘政治危机：南方国家再度兴起

资本主义的兴起预示了南方国家的从属地位，全球市场（消费品、服务和金融）服从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受其操纵，并支撑它的结构。首先是在拉丁美洲，之后在亚洲和非洲，这种模式的“克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一种政治表现。这一制度对核心国家非常有利，但对周边受剥削的国家来说则不利。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南方国家的衰落同时发生。

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从那时开始，情况发生了转变，尤其在亚洲。为了遏制中国、越南、朝鲜等这些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大量投资。这造成了有利于该大陆的力量重新平衡。但是在庞大人口和高增长率的综合作用下，这一趋势以特殊的方式进一步加速。造成的结果是重心逐渐移向亚洲。在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现在也拥有了高于核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渐赶了上来。这意味着力量平衡发生了转变。南方国家现在更具攻势，它们创建了自己的联盟。

相对较穷的国家在现代时期首次获得了巨大的全球自主权，能够通过投资、贷款和在气候大会上的投票来发挥它们自己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北方国家正在丧失控制权。

导致西方世界兴起的那些条件如今都逐渐衰退，甚至包括货币霸权。西方尤其是美国相对于南方国家现在占据的唯一优势就是军事实力。但是近来的"些事件则表明这种实力也是相对的。美国的过度军事扩张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资本主义的兴起正值南方国家的衰落。所以可不可以说，南方国家的再度兴起也将赶上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能否在南方国家的兴起中求得生存？对此我表示怀疑。（本文为作者在南方国家文化基金会研讨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