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三思 本文为刘小枫应邀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读书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 引言 学术和文教体制从属于主权国家，受主权国家利益支配———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比如美国或日本）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并进而获得教职，接下来的生涯就得为所在国的文教体制效力。倘若所在国的国家理由与中国的国家理由并不一致，这类华侨学人的学术位置就面临某种尴尬，这种情形尤其见于社会科学领域———最突出的莫过于政治学的中国研究。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仅随文注页码。）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的成名作，这本书并非意在描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而是致力探究美国为什么在中国失败——— 俄国十月革命那年，邹谠出生于广州，父亲是跟随孙中山的老革命党人，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文革”爆发那年出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研究的历史时段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截至朝鲜战争爆发，也就是说，从美国在1941年底遭日本突袭后被迫对日宣战，到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让美军在朝鲜半岛遭遇意想不到的打击为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出一个战略构想：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作者论析的重点就是这一战略构想失败的种种原因。引人兴味的问题马上来了：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不正是二十世纪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一奋斗目标失败了吗？同样令人感兴味的是：美国通过二战并在二战之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本书让我们看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与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的历程，竟然相当程度上纠结在一起。如今，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的紧迫问题据说恰恰是：中国已经崛起为“大国”，但与美国这个老牌大国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微妙。本书出版到今天，五十年快过去了，与1963年之前的国际权力格局和中国政治形态相比，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无疑发生了根本变化。既然 1 美国有义务使中国变得“强大”？ 作者从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宣布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下笔：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国发出照会，宣告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一外交声明对上述各国提出两点要求：保障在中国的所有外商享有均等待遇；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美国政治家把这一声明看做美国的国家理念尊重别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体现，甚至认为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精神有关，反映出美国的国家理由具有“道义上的优势”（页512）。邹谠的研究以这一政策声明为基点，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意味着声明的两点要求最终未能实现。在美国政治家看来，对美国人的“集体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堪称“真正的创伤经验”（摩根索“序”，页2）———似乎美国的“道义”之举遭到失败让美国人痛心。但邹谠的修辞却颇值得玩味：声明的两点要求是“美国在以后的五十年间断性地、并不十分有效地遵循的两个目标”（页2）。这无异于说，尽管美国的这一外交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但美国从未一贯地、也未有效地遵循过：言下之意，美国的实际行为并不道义———这就是我所说的似是而非。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说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在美国读书界看来不会有任何问题。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在中国读者眼里，情形恐怕就不同了。人们会觉得，这一基本立论并不符合当今社会科学所宣称的“中立化”原则，以至于中国读者可以进一步质疑，社会科学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化”———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至少，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读者很难认同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反倒可以看到，美国的“帝国意识”发蒙较迟：当美国觉得自己也可以更多占有中国资源时，欧洲和亚洲的列强正在竭力扩大已经夺取到的中国资源的份额。“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个要点“各国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无异于说，作为后来者的美国在瓜分中国利益方面应该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利益均沾（海约翰的传记作者的评语说得几乎毫不掩饰，参见页512）。所谓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主张，听起来的确让我们觉得，美国是个道义国家，事实上，这一主张保障的恰恰是美国能够与其他占先的列强在中国利益均沾：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利益均沾的前提。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的妙用———如果列强瓜分了中国，美国可能获取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国政府的这一对华政策声明实际表明，美国刚刚在萌生大国意识。事实上，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成为大国，但大国意识直到二战初期仍然并不强烈。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同年10月），罗斯福总统曾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以暗示的修辞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行动孤立日本，随即遭到国会议员和美国公民强烈反对，结果总统第二天就在记者会上改口———日本军机轰炸停泊在南京附近的美国炮舰帕内号，海军将官莱希提议对日实施封锁，这一建议虽然相当温和，却“根本无人理睬”（页18）。1940年，纳粹德国攻占荷兰和法国，重创英国，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向东南亚扩张，威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东南亚殖民地，美国才被迫开始成为“大国”：1940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建立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页19），对日实施经济封锁———仅仅一年后，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美国才被迫将经济制裁升级为战争，被拖入非当“大国”不可的境地。我们知道，美国后来成为大国乃至如今维持大国地位，很大程度上凭靠的正是强大的海军力量，并一直保持超强的军备制造能力———所谓“民主的兵工厂”。 1942年间，罗斯福才有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战略构想，它包含两项具体设想：在国际政治方面，邀请中国参与反法西斯联盟，成为“四警察”国家之一，维护世界秩序。在1943年冬天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终于说服斯大林和丘吉尔，由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四国“充当国际警察，防止或遏制侵略行为”（页54）———这就是著名的“四警察国家”提案。当时，丘吉尔觉得罗斯福的提议绝对荒谬，因为中国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他心里清楚，英军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丢人现眼。其实，罗斯福何尝不清楚中国的状况———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对蒋介石提出，打败日本后把琉球归还中国，蒋竟然拒收，希望中美共管，的确像个阿斗…?年春，罗斯福对丘吉尔说了心里话：“中国要成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页65）。罗斯福坚持不把中国这个阿斗排除在外，显然自有其算盘，不足为怪，奇怪的是，迄今不少聪明的中国智识人对此心存感激。 第二项具体设想是：促使国共两党合作，以和平方式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邹谠说，这一设想极富政治远见，因为它考虑的不仅是为了让中国当下有效拖住日本，还考虑到战后的国际权力均衡，使得中国在战后能够不倒向苏联，以便美苏在亚洲保持势力均衡（页31、35）———邹谠强调，这一设想是四十年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言下之意，这一设想同样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确，即便在今天听来，“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仍然会让我们不少智识人兴奋，觉得美国是个“高尚”的大国，毕竟，还有什么比自己尚未成为一个“大国”就在设想帮助另一个国家成为大国更为“高尚”的呢？ 然而，邹谠让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却与此相反。首先，当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帝国的实际损害时，美国并没有出面担当“道义者”角色，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帮助中国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没有做出任何高尚的政治行为。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以后，当时美国的国际战略学家就说，“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无法自救的境地，与中国结盟当然并不意味着会增加我们的力量，相反会成为我们必须履行的额外义务”（页512）———言下之意，美国袖手旁观为好。果然，日本帝国全面侵华后，美国不仅没有铁肩担道义，还继续与日本做生意，买给日本最基本的军工原料（石油和废铁），让日本得以制造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城市和战士身上…?年，美国军事观察家向国务院报告，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到了“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地步，美国政府依然袖手旁观。 邹谠在书中反复说明，美国在1943年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完全为的是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出于完全自私的战略目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拖住日本（页30-31）———毕竟，此时美国正处于被迫两线作战阶段，担心自己无法同时应付东西两个战场。还有一个理由的确堪称极富政治远见：可以使得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打破日本宣扬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理念（页40），也就是所谓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邹谠用大量篇幅描写美国如何出于自己的利益来实现“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从而与他近乎夸张地一再强调美国立国姿态的道义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让我不得不感佩 按 更为鲜明的对照是：在一年多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压制日本精锐的关东军，美国与苏联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秘密协定。 美国后来还有更为精彩的杰作：打扫欧洲战场时，美、英、法、苏取得对德国的共管分制权，打扫亚洲战场时，美国并未组成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四警察”机构共管分制日本，而是凭靠绝灭性武器独霸日本。邹谠在书中说， 2 美国真的在乎中国的民主？ 美国的“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按邹谠的分析，是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期待———这一分析同样多有似是而非之处，实际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考。邹谠提出的论点是：既然希望“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要为美国自身的利益服务”，就得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状况和性质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美国在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开始积极援助中国，希望中国撑住，但这时国民政府已经在日本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撑了四年，连黄河决堤这样的自残行为都干过了，国体遍体鳞伤……美国军政官员到中国后看到，政府效率极低，“腐败成风”，“以枪决相威胁强迫服役”，“更多的中国士兵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战场”……“在国民党政权下，到处可以听见人民的怨声载道”———为了让中国帮助美国完成战略任务，美国军政官员感到，必须全面改造国民政府，“使它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领域内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有效竞争”（页50-51）。这一说法非常值得玩味，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政治观察家在中共那里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为了有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美国应该援助中共，但这样做明显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因此美国被迫对改造国民政府抱以期待。令人惊讶的是，邹谠的分析竟然认为，这一期待是美国犯下的一大政治错误：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竭力支持的政府不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专制加腐败的政府———他的论断不能不令人敬佩，毕竟，邹谠是国民党元老之子；如果因为其父与蒋有派系之争，把邹谠的论断视为怀有私心，就看错了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的基本学养和品德。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民主改造是否可能，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式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能。 邹谠描述说，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随之进入一党“训政”阶段。按孙中山的构想，为期六年的“训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对建立宪法民主有思想准备的一种临时措施。然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发展趋势却是巩固党的专政，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页44）。言下之意，蒋介石的治国方向与宪法民主背道而驰。 蒋介石政权在宪政民主建设方面倒行逆施，究竟是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还是由于蒋介石自己的个人能力、甚至国民党本身的性质限制所致呢？邹谠分析说，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南京政府成立十年后（1937年），国民党已经有了三十个比较现代化的师，还拥有了空军，对边远省份的军阀政权已经形成政治和军事压力，重工业和轻工业也初具规模。然而，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页45）———在淞沪战役和保卫首都南京的战役中，蒋介石最精锐的中央军“就被基本摧毁了”（《再阐释》，页119）。随之，轻重工业基地全部丧失，国家首都被迫两度迁移。 不过，全国联合抗战却使得蒋介石意外获得至少表面上统一的中国，拥有了三百个师的联合军队，蒋介石不能直接指挥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几个师。在这样相对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什么仍然不能有效统帅全国？邹谠认为，这是由于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一切取决于“对他个人的忠诚”，以至于他的统治无异于在“加剧现存的分裂状况”（页46）。邹谠很清楚，从制度上看，这是军权僭越党政的后果：蒋介石倚靠军事力量搞独裁，他搞的新生活运动目的是国家军事化。太平洋战争后期（1944年6月），在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邹谠认为，这份备忘录“对国民政府的弱点做了最系统和最详尽的分析”：经济崩溃、军队丧失士气、官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不满、对农民滥用职权———谢伟思的分析还涉及国民党的性质，说这个政党是“一个主要兴趣在于维护个人权势，排斥外来者，为争地位而相互倾轧的保守的政治集团”（页176）。1944年底，另一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戴维斯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甚至认为：由于承认蒋介石政权，美国“已被牵扯进一个逐步腐朽的政权，并在和中共建立军事和政治合作方面受到了严重限制”（页180）。邹谠显然同意这样的观察，因为他在书中用自己的话写道，国民党“未能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这就使得它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页50）”。归根到底，在邹谠看来，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及其政党的腐败，使得美国的“高尚”设想难以实现。但他挑明的问题实际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理由，美国其实并不在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性质，仍然认为“没有任何国民党领导人可以取代蒋”（页47）———这意味着，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会支持专制的独裁政权，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不过是美国用来打的一张牌而已，美国的国际政治原则的基础其实是不讲道德原则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问题涉及到美国在战后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帮助中国重建民主宪政———美国选择了全力支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仅仅半年前，两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提交的报告一致认定，国民党政府专制且腐败，并不具有民主性质。邹谠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美国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如此一边倒，才使得当时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人倒向了共产党。邹谠在书中不便说、但读者却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反政府的政党提供军火援助可以视为一项正义原则的话，美国当时仍在继续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军火，甚至提供军事保护，表明美国在插足中国事务时从来就不坚持什么正义原则，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凭靠武力干涉他国政制。 由此来看，邹谠在书中把美国对战后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说成美国没有履行“义务”（页304），就显得相当似是而非，除非我们把这一说法看做反讽修辞。美国发愿要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关键时刻却又不愿派武装力量去实现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邹谠的说法是因为，美国人有一种广泛共识：获取“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页304）。但反讽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邹谠在书中一再把中国的宪法民主建国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所谓“长远目标”形成对照。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一提法，邹谠让我们想起：“强大”、“统一”、“民主”恰恰是现代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兼得的东西———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既不强大，也不统一、更不民主。于是，邹谠暗示我们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想：咱们中国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纪时，中国既强大又统一。乾隆年间的中华帝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农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24%（一说31%），手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32%.即便到了晚清，中国变得不再强大，至少还保持着统一，尽管领土在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民主”是古代中国从来未曾有过的东西，但中国人无需为此感到自愧不如，因为，咱们的科举制传统就包含着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况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总统曾很快写来贺信。然而，当时的中国智识人对现代政体性质的认识还相当粗浅、模糊，对现代政体的选择尚未达成共识，就民主共 借助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分析，邹谠指出，中国尽管是亚洲最早的宪政民主共和国，但这种新的政体赖以建立的体质却残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来自给中国带来民主理念的西方对中国三千年政制传统的冲击，彻底破坏了国体内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页50）。换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国的国体没有增强，反倒进一步削弱，以至于当中国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时，国体已经破碎不堪———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会让我们觉得反动。“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后，蒋介石坚持避免对日本强硬，企望所谓“国际社会”（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实在没有力气担当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能力代表国家决断国家的敌人，跟随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的英美两国划分敌友———邹谠提醒我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蒋介石政府让外国来替自己做出政治决断，根本没有担当起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存在。然而，邹谠强调，即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仍然对日本的侵华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国肆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政治土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元气大伤。邹谠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分析看到：中国的国体彻底丧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础，恰恰是以宪政民主为尚的西方列强一手造成的。美国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绝无诚意，而是为了自己在亚洲的战后利益。 在当时或者今天都会有人说，美国在战后一边倒支持蒋介石显然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毕竟，蒋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有道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是，邹谠认为，美国的“高尚”政治构想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恰恰是轻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3 共产党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认为，美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缺乏意识形态常识，把中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之计误认为在搞民主，结果搞错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这种错误观点在当时甚至得到美国官员、专家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赞同（页194），绝非个别外交官的偏见：广泛的赞同就是民主的赞同。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国民党中国”才“可以被称为封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则“可以被称为民主中国”，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是主要适用于农村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页201）。这些观点在冷战高峰时期当然显得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和今天，这些观点却显得既严肃又认真。更重要的是：邹谠在书中针砭这些“幼稚得可笑”的看法时，同样满含春秋笔法。 邹谠说，美国的政治理念“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形成认识，阻止了自觉的国家目的的成熟”（页195）———何谓“自觉的国家目的”，或者说何谓“大国”意识，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但邹谠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主张价值中立原则，放弃了探究严肃的政治问题，使得“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同上）。说到底，自由主义理念的道德统一性仅仅是看似“理所当然”而已，其实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一个国家如果受这样的政治理念支配，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原则也是自私自利的。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要中国更有耐力顶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战争中期而非战后，美国就积极促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重建民主中国。然而，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发现，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势力出现了新均势：共产党势力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夹缝中强劲崛起，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页47）。1944年，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已经非常恼火，有外交官建议，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共产党政权———史迪威将军甚至设想，让共产党军队参与滇缅战役，这意味着要用美式装备武装共产党军队。1944年6月，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国民政府不彻底“改革以重新获得人们的支持……那么美援将是无效的”（页178）。他建议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他也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向共产党提供武器”，“与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以便“美国解脱它对腐朽政权的全部承诺”———他甚至设想，“以共产党人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联合政府”“相当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页179）。这一设想基于对中共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认为的那样：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如果美国为中共提供军援，就会对中共“摆脱苏联控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显然有利于美国在战后保持自己的利益（页180）。在延安的美国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共产党政权是民主政权———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页182）。用邹谠的表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共产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控制的地区内显示改革纲领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战时“腐败和压制性措施”明显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发了广大阶层的不满（页51）。这样一来，美国便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远景来看，国民党政权都在逐步削弱，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在腐败中衰退。相反，共产党却在蓬勃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赖，以至于“出现了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的选择”。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那里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自力更生和献身精神与国民党中国的黑暗、停滞、绝望、自私形成了鲜明对照”（页184）———尽管如此，美国仍然一边倒支持国民党政权。 在评论谢伟思的观点时， 那么，中共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共产党的战时民主政策究竟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策略之计，还是共产党基于对“结构约束”的认识而提出的长远方针？谢伟思当时就清楚指出，在共产党人那里，搞西式民主仅仅是暂时的权宜之策。既然如此，谢伟思的看法怎么又会是犯了常识性大错误呢？邹谠说，谢伟思并非错在他没有用两党对峙的权力架构这一西式民主观来衡量延安政权，而在于他误判了中共对苏联人的态度。换言之，邹谠把民主政治的性质问题置换成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尤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他描述说，谢伟思认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论）达到最终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目的，至少在战后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借助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加快战后复兴———通过采访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谢伟思得知，中共领导人不指望苏联能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唯有美国可能（页186）。邹谠评论说，这样的观点表明谢伟思没有看清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性质。但奇怪的是，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时在1960年代初，邹谠已经知道两个事实：其一，抗战期间，苏联对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况中共与莫斯科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非主奴关系；其二，从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为了实现雅尔塔协议的利益，一直拒绝支持中共，反倒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密，直到国共内战的战略格局完全逆转，苏联才开始支持中共。因此，邹谠在书中批评谢伟思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清醒认识，如果不是反讽，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说这些都还仅仅是外证的话，就让我们看几条内证：邹谠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奇怪的是，他同时又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在没有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和增长的能力，他们具有土生土长的政治基础，他们有一个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党的委员会中享有权力的领导集团”（页190）———在归纳两位外交官的观点时，邹谠明确把这说成他们的观点（页174）。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在邹谠的书中绝不少见：一方面他批评戴维斯没有看到共产党人的现实斗争策略与“最终目标”的区别，另一方面又赞扬戴维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欧洲的地下组织或游击运动更为坚强和自立的力量”（页181）。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谢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归根结底是由于过低估计了意识形态在中共事务中的作用”（页194）；另一方面他又说，戴维斯其实已经看到，一旦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必将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从而，要指望蒋介石接受美国的压力，明显不可能（页178）。这无异于说，至少戴维斯没有过低估计意识形态在美国事务中的作用。更妙的是，邹谠自己一方面高调批评美国政治学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愚昧无知”（页208），另一方面又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抛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受“苏联共产党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识上忠诚于它的党”（页51）———这恰恰是有高度意识形态意识的表现。 总结美国对中共的认识时，邹谠说，“正确认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乐于事后发难”（页208）。从他对戴维斯如下看法的评价来看，戴维斯大概属于“凤毛麟角”一类：戴维斯看到了中共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与领导人的亲俄态度之间的裂痕，这种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党的分裂。邹谠用戴维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为由，轻松打发了戴维斯的观察，说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的一种策略说法（页182）———其实邹谠很清楚，共产党内的确一直存在冲突，这就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邹谠当时不便说的中共党内高层冲突，在他晚年编订的第二部文集《中国革命再阐释》中成了一大重点论题（《再阐释》，页165-252）。《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引用过1944年底（ ……延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中国共产主义的圣人和先知们……热烈地追求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的陌生上帝，极为羞怯地崇拜着外国投资者这一财神，渴望以世俗的标准受到人们尊重。所有这些远远超出了诡计多端的共产党机会主义。（页181-182） 结语 何谓国际政治中的“高尚” 对于当年美国提出战后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设想，邹谠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罕见的带感情的评论文字： 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穷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迟或早势必找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无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的即将来临，开辟了东、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法。（页32） 这段话本身读起来就让人觉得高尚和激励人心———让谁觉得高尚？激励哪国人的人心？让我们中国人觉得高尚，激励我们中国人的人心。从这些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 对亚洲和对整个世界，我们只希望尽到我们的义务，即反对任何对霸权的欲望以及与仁爱的道德信条不相符合的愿望。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就中国本国的利益来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她原来的边界，就整个世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国家逐步从平等的阶段走向理想的统一。（页36） 邹谠以含蓄的笔法表明，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意志力量来自于“反对任何霸权”和所有国家基于平等达成“理想的统一”这两条高尚的政治正义诉求（第二共和处理国际关系同样以此为准则）。恢复中国“原来的边界”是这两条正义诉求引出的最低限度的诉求，用常识性的话来说，现代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持守的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原则是：不要欺负人，遑论欺人太甚。无视这两条基本的国际正义原则，无论哪个大国对中国表示关切，都是居心叵测。 在前面那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中邹谠说，由于美国的“高尚”对华政策，“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联系到这句话，《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以朝鲜战争爆发收尾，堪称笔法高韬的讽刺。邹谠说，“美国现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对”的不仅是中共的革命利益，也是“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页486）；因为，“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党了，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主人”（页483）———这话是就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海讲的，如果美国迄今仍在封锁台海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我们就不得不感叹邹谠的春秋笔法寓意深远。邹谠清楚地看到，美国介入台海绝非仅仅是出于冷战需要，更重要的是遏制一向旗帜鲜明地“反帝”的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必然要恢复文明大国形象的抱负，美国则希望能像管制二战中的两个法西斯战败国那样管制一个二战中反法西斯的古老文明大国：1970年代初期不得已打算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便马基雅维利主义地事先强化日本对琉球和钓鱼岛的托管权———所谓国际正义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如今美国所谓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用邹谠的眼光来看，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对美国的利益负责。他在自己的书中告诉美国人的是，与西方相遇的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艰难地努力做到对自身的文明理想负责。 中国并未“在美国的保护下”“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反倒是靠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击败技术精良、火力立体得超强的美军而恢复自己过去的伟大形象。在今天，有中国智识人会说，抗美援朝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战，十多万农民的儿子为挽救一个别国政权白白战死和冻死，得不偿失———老牌自由主义者 邹谠明确地说，美军越过三八线无疑是错误决策，再次证明了“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盘算方式”有问题：“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轻率进军”，“使北京打了一个划时代的奇袭的胜仗”（页490）。所谓“奇袭”的说法明显似是而非，以减低“划时代”一词的刺激，因为，北京对美军越过三八线早提出过警告。何况，二十五万大军的移动要完全保密，从军事上讲根本不可能，事实上，美军已经发现中国军队的异动。“奇袭”的说法其实是在给美国人留面子，因为，遭到“奇袭”的真正原因是，从麦克阿瑟将军到美军士兵，没谁相信中共军队敢对拥有立体火力的世界头号强师发起攻击。如今，美国仍有政治家评论说：倘若中国志愿军在两次奇袭得意忘形的美军大获全胜之后停在三八线上，句号就画得完美无缺了。如此说法再次印证了邹谠对美国在中国失败的分析，因为，此言堪称典型的美式民主的自负修辞：这位美国政治学家明明知道，1951年元月不愿停火的首先是美国政府，他也知道，板门店谈判并未把要求美军撤离台海作为一项诉求，更没有涉及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的处置权利……但他却不能理解文明古国的仁爱。 （因篇幅所限，略有删节） (责编：YeLin) |
刘小枫：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
时间:2011-02-15 来源:演讲稿 作者:刘小枫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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