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有五个普遍接受的命题：

　　1?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源于国家的气候、地理、农奴制历史以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要。这种遗产是有约束力的。

　　2?在与邻国的关系中，俄罗斯一定是个帝国。

　　3?俄罗斯并不是真正的“欧洲”国家。

　　4?俄罗斯的奇特性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巨大障碍。

　　5?由于历史原因，俄罗斯从来都不是一个“平常的”或者说是“正常的”国家。

　　最后一项命题包括了前4项。所有这些命题基于两个假定：一是俄罗斯的过去决定了其未来；二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正常”国家标准是俄罗斯能够遵循、应该遵循的。第一个假定产生于俄罗斯的过去既是一种约束又是一种原因这两者之间的错乱。一个事实就是，过去总是会对未来加以局限，但是这种局限为人类意愿得到充分地展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过去也常常被保守势力当作压制变革力量的工具。

　　第二个假定出自一种规范。它宣称，社会进步的正确道路指向西方思想中的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它们是所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中最为优越的方式。“正常”这一概念仅仅是以西方文明、而非其他文明为标准作出的价值判断。

　　一

　　俄罗斯注定是权威主义政体吗？伊格尔·明图索夫（Igor Mintoussov）和玛丽亚·李普曼（Maria Lipman）发现了一些俄罗斯与自由主义规范分歧的基础。明图索夫说，在美国，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个体；而在俄罗斯，个体的存在是为政府服务。玛丽亚·李普曼指出，在俄罗斯，报纸是领导人的声音，而在美国，报纸是反对者的声音。

　　其他作家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在他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2000年）一书中指出：“在近500年的时间里，俄国沙皇的权力不曾受到宪法、法律和代议机制的任何限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财产与自由》（1995年）一书中指出，起源于鞑靼人和农奴制的权威主义是难以根除、难以超越的。

　　此后又出现了地理学上的讨论，认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地理扩张，这导致了帝国的形成，而帝国则要求专制统治。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在《俄罗斯：人民与帝国》（1997年）一书中认为，只有当俄罗斯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非帝国时，民主才可能得以发展。

　　其他学者指出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公民基础缺乏的问题。俄罗斯缺乏一个富裕、自治的城市网络系统。国家始终拥有土地。如果国家有独立的税收，它就没有动力去创新代议机制。当前俄罗斯严重地依赖石油收入，这正是旧模式在当今的表现。

　　这些已被定性的论题正遭到挑战。例如，马丁·玛丽亚（Martin Malia）在《西方视野下的俄罗斯》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一战”，俄罗斯本可以发展成为君主立宪政体。如果战争没有发生，“一战”前俄罗斯经济上的“赶超”本可以引发政治上的“赶超”。那时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它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而历史的意外遭遇切断了这种良性的发展。因此说，权威主义并非不可避免。

　　这个被确定的命题有一个有趣的变体，它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谋士”弗拉基米尔·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提出来的。苏尔科夫说，在你能够拥有民主政治之前，你需要建立起“思想上的民主”。苏尔科夫认为俄罗斯历史使得俄罗斯人过分屈从，因此建立起“思想上的民主”需要很长的时间。

　　苏尔科夫提出“思想上的民主”这一判断，是有启发性的，但它的含义还是模糊的。

　　首先，“思想上的民主”缺失这一概念包含的一个意思就是俄罗斯人不想要民主。我们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俄罗斯人不想要民主，他们只想要稳定、繁荣和出国度假。

　　但是，苏尔科夫的意思可能是在俄罗斯人还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时，他们只会扰乱民主体系。这种说法与传统帝国和强权的专制理由联系在一起。苏尔科夫思想中的民主发展或许是有赖于一个长时间的“可控民主”。

　　二

　　第二个命题是在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俄罗斯必定是“帝国”，这意味着俄罗斯和它的邻居不能有“正常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失去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不再是强国。多米尼克·列文写道：“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基辅罗斯的一部分。”帝俄晚期的扩张政策被苏联所延续，苏联试图尽可能地将沙皇帝国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当今俄罗斯，对失去帝国的悲哀之声不绝于耳——在久加诺夫等共产党人的保守民族主义中，在普京将苏联解体形容为“地缘政治的灾难”中，都可以听到。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是如何将它的邻国变成属国的。它提供便宜的能源来换取它们的政治忠诚，俄罗斯的决策者们公开表示希望恢复和保持俄罗斯在它的“周边国家”中的首要地位。

　　这使得俄罗斯人对于外国侵入其“空间”变得极度敏感起来，因此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心怀敌意，而颜色革命被俄罗斯人看成是华盛顿精心策划和资助的。

　　普京的外交政策被一种愿望所主导，他要修正冷战已经结束的说法，石油给了他重新比赛的机会。

　　然后我们又会问：俄罗斯与其邻居的关系有多不正常？这些邻居们与美国的关系又有什么不同？美国从来没有废除过门罗主义政策吗？

　　众所周知，任何大国对待小国邻居都是这样，俄罗斯并不是一个例外，只不过俄罗斯人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过于粗鲁，就像苏尔科夫所说：“有些国家注定是锤头，而有些国家注定是案板。”

　　把怀旧当作一种趋势是错误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在当今没有生存力，因为无论是沙俄帝国还是苏联帝国，现在都没有使它重现的可能，不过，帝国不一定就死掉了，它可能只是处于休眠状态。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三

　　第三个命题反映的一种观念是“欧亚主义”。欧亚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哲学追求，它能够为俄罗斯的地理扩张寻找合理解释。它经常与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相提并论。

　　多米尼克·列文把欧亚主义看作是“在许多方面俄罗斯与欧洲很难相处、俄罗斯的自卑感和拒绝感的稳定器。俄罗斯人在欧洲感到自卑，而在亚洲感到自信”。

　　欧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重建“欧亚联盟”中的俄罗斯空间。欧亚主义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就在于它所包含的特征，即它的意识形态必须是起源于帝国历史特性的多元文化。欧亚主义赋予俄罗斯和伊斯兰的合体以新的合法性。

　　在欧亚思想的背后有个经济概念。它认为，在全球化世界，民族国家的规模在保持其独立性方面过于狭小，只有较大的联盟才能使它们在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浪潮中保持其民族认同。因此，欧亚主义提供了一个在“自愿帝国”标签下的俄罗斯版本的欧盟。

　　“欧亚”适合多极世界这个概念。俄罗斯还很虚弱，还不能作为其中一极，但是欧亚联盟可以做到。这个问题肯定涉及人口统计，俄罗斯的人口一直在下降，使得广阔的东部地广人稀。欧亚主义最少可以设想与中国分享这些空间的可能性。

　　欧亚主义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可以成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桥梁。这赋予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以与众不同之处。但是作为政治规划它仍显得模糊不清。在实践中它意味着与中国、印度、伊朗建立更为良好的关系。

　　四

　　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是，俄罗斯的奇特性使之偏离“现代化”。人们通常说现代化就是建设“现代的”经济和“现代的”社会，它们都是源于欧洲启蒙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从经济上说，现代化被视为从传统产业和农业经济的有限消费向制造业和服务经济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以技术为基础，并产生大规模的消费。从政治上说，现代化可以被宽泛地定义为从等级社会到民主政治的过渡。由于俄罗斯粗暴地破坏了苏联时期完成的现代化，现在它要推倒重来。

　　当前，俄罗斯把现代化构想为“多样化”的创造，它是以知识、以满足市场需求的高科技产业经济为基础，同时辅以“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机制。由于未来石油价格不确定，成品油、天然气和矿产品的成本不断攀升，再加上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全球化，政治精英们更有动力推动现代化，苏联时期强大的科技遗产也是强大的推动力。原则上说，俄罗斯所有的决策者都是现代化的倡导者，但是这些动力还不足以使他们对现代体制，如安全的财产权、独立银行、宪政、自由的媒体进行创新。这有以下几个原因。

　　（1）从历史上看，现代化与专制总是存在着矛盾。这是因为现代化在广泛的意义上要求接受经济和政治自由。苏联的工业化遵循着彼得一世时期的范例，即实现经济现代化而保留全能国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苏联计划时期被放大，它明显限制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普京时代，油价高涨为逃避多样化和民主化提供了机会。目前仍然令人疑问的是，俄罗斯精英是否已经接受民主化应与多样化同步进行的理论。

　　（2）能源经济有结构性特征，这种特征导致了它的控制地位。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石油诅咒”——通过提高汇率，能源出口的现金流弱化了非能源部门的竞争力。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对采掘产业的依赖导致了一个传统的政治经济形式再次出现，在这种形式中，钱和权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结合在一起，追求寻租和区域控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宰。

　　（3）新出现的传统经济形式对竞争性政治体系的产生造成极大障碍，因为权力的转移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财产权的再分配。

　　（4）更令人思考的是，下层对民主化几乎没有要求。俄罗斯人想要一个高度消费的经济，而不是能够造出它的经济体系。与中国人、印度人、犹太人相比，俄罗斯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眼光并不突出。这就是为什么恰恰是俄罗斯成为布尔什维克试图创建一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自然场所，布尔什维克要创建的体系就是要消灭个人财富，而且使个人追求财富成为不可能。当今俄罗斯的多数寡头都在依赖政治关系获取和保持他们的财富，而且，相对于创造财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获取财富。

　　简而言之，现代化无法完全从上层得以完成。它需要的是苏尔科夫式的“精神上的现代化”。它要求打破以石油为工具的新出现的传统体系和克里姆林宫的钱权互利关系，也就是，从以寻租分配为基础的经济转换为以新资源创造为基础的经济。

　　五

　　综上所述，俄罗斯能成为一个“平常的”或“正常的”国家吗？这两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认为：“成功的定义很简单。俄罗斯成功的定义就是民主的政治体系和有效的自由市场都在运行的国家。”（国家情报委员会，2001年2月21—23日会议报告）约翰·维诺克（John Vinocur）在2006年2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中描述俄罗斯人偏离了“正常”。对于当前俄罗斯的轨迹人们并没有太多争议：克格勃老手控制着中央统制经济，排挤美国在中亚的阿富汗据点、制造挑衅性的国家关系，对乌克兰新民主进行威胁，运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对其邻国进行威胁，这些都与俄罗斯正在下降的或正在消失的民主相伴相随。

　　“不正常”的另一些现象有：俄罗斯精英在地区层面上对于专制领导的拥护，约束领导权力和腐败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暗杀是国家政策实施的手段之一，如利特维年科、波丽特柯芙斯卡雅。

　　但是，“普通”、“正常”、“现代”这些词汇有太多疑问，而不能全部作为标准。它们的意思是延续西欧发展路线的线性历史进程。这里有个矛盾就是：就在塑造世界的力量正在从美欧转向亚洲的关键时间点上，俄罗斯却被极力劝告接受西方的“正常”模式。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一样吗？我怀疑，中国人对“正常”、“现代”、甚至“民主”的解释都与西方不同。

　　只要美国是世界霸主，美国霸权存在下去，西方民主就是世界的发展道路吗？可是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并不对西方意义的民主政治买账。

　　资本主义没有单一的模式。世界上很大部分都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在俄罗斯、中国和中东国家占据主导。当前的经济衰退使国家再度参与对经济事务的指导。伊恩·布莱莫（Ian Bremmer）的新书《自由市场的终结》就宣称，未来的潮流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市场资本主义。

　　发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国际关系的变化没有固定模式，许多主权国家的正统教义正在衰落，一些民族国家更加独立自主，单一世界和单一系列价值观的幻想正在受到挑战，不仅有巴尔干和其他地方重新出现的部落主义，具有帝国特征的正在崛起的地区集团国家都对它发起了挑战。

　　由于对“正常”一词并没有单一的解释，因此也就没有单一的路径通向它。历史学家看到的是很多不同的文明路径，它们在许多方面趋同，也在许多方面偏离，它们并不指向单一的未来。在我们讨论文明趋同之前，文化的合成是一项重大任务。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