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在全球收入和金融力量中所占份额日益扩大。但全球金融机构巨头，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偏重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全球经济秩序正在发生转变。耶鲁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专业教授，杰弗里•E•加滕（Jeffrey E. Garten）警告说，由于债务缠身的美国放弃其作为全球非正式监管者的地位，下一个十年的金融调节将呈现出迅猛、混乱的特点，并充满痛苦。纵观全球，各国政府均进一步强化了危险的消费模式，迟迟不就货币、贸易或气候变化等问题展开协商，签订合理、公平又节约成本的全球协定。各国均忽略了相互之间的广泛联系，继续采取自我中心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并将这样做的代价留给了子孙后代。金融市场也为这种调节设定了条件。加滕认为，经济前景仍然可能是光明的：全球信息系统保证了富于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们能够通力合作，并使最棒的理念迅速传播开来。——耶鲁全球

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各国可能会在未来动荡局面的震慑之下展开合作

纽黑文：随着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临近尾声，上世纪后半页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也成为了遥远的回忆。那么，全球经济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里，会出现罕见的动荡局面，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全球经济秩序衰落期里情况会一片混乱，而且可能是颇具毁灭性。但从较长的时期来看，例如从现在起未来十年之内，一个更有希望的前景正等待着我们。因为一套新的国际经济安排将赢得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的支持，而一次前所未有的革新浪潮也将结出累累硕果。这种转型将会是一次变化莫测的旅程，而参与这一过程不是任何政府理性选择的结果。但这一切似乎已成定局。

布莱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必然无法无限期延长，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其将固定汇率调整为浮动汇率之后也是如此。毕竟，世界经济发生了超乎人们认识的变化。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的统计，从1990年起，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从约20兆美元增长到近60兆美元，世界贸易发展速度增长了1.5倍，外商直接投资速度增长了3倍，而外汇贸易发展速度则增长了近100倍。

同一时期，跨国企业也飞速发展。根据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的核算，1990年，美国标准普尔中的100家公司（S&P 100）有25%的收入来自海外，而20年后，这一比例已高达53%。这种相互依存的经济增长已经把为上个世纪制定的规则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这种状况也揭示出，围绕一大批富裕的西方工业国家和日本而进行的治理安排是不可行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这也要求发展出新的理论（尽管对这种理论还存在着争论），以解释世界经济是怎样运作的，包括经济危机是怎样跨国传播的。

瑞士瑞信银行指出，1990年，美国标准普尔100公司的海外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25%，而20年后，这一比例已高达53%。

这种旧秩序之所以注定要死亡，也是由于其创造者、规则实施者、最终的市场和拉拉队队长——美国，现在正饱受赤字、债务和两极化、内向型（inward-looking）的政治体制的折磨，使美国无法再承担起上述角色。根本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取代美国，而有效的集体领导也遥遥无期。

2008至2009年的全球信贷危机，再加上继之而来的西方经济衰退，严重加剧了上述所有问题——显然，这场危机和衰退也是眼下名誉扫地的旧经济秩序引发的灾变。尽管国际上极力拯救金融机构，加上通过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使这场灾难不致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的严重程度，但这次经济崩溃也揭露了不少可能会恶化的问题。毕竟，导致此次金融崩溃的罪魁祸首之一——全球主要贸易和金融失衡的状况并未出现任何改善的迹象。

此外，银行业的管理结构仍存在漏洞，其中包括缺乏规范全球银行破产的规则，还有对影子银行体系（shadow banking system）的国际监管薄弱。

根本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能力取代美国，而有效的集体领导也遥遥无期。

实际上，此次信贷崩溃的后果可能会导致另外一系列危机，而这一系列危机更不易通过集体援助得到缓解。随着金融压力跌跌撞撞地从希腊一路冲向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欧洲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问题可能正在膨胀恶化。尽管人们的关注重心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的消费者和产业需求上，但笼罩着欧盟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通货紧缩政策，可能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这种困境可能导致欧洲进一步加强对出口的关注。同时，美国、亚洲和拉美也将经济发展的赌注压在了增大出口量上，这样就会加剧已经极为严重的通货紧张，可能导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抬头的各种国家支持的产业政策死灰复燃。而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将激起骇人听闻的、具有致命破坏力的贸易保护主义。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看到各主要国家政府均作出了重大努力，发展国内政策，以便严肃地考虑我们面对的全球问题。但正如埃内斯托•赛迪略（Ernesto Zedillo）和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曾在本刊中雄辩地指出的，世界政治事务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毕竟，自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签订以来，各国之间一直没能达成任何通货协议，而自1995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Uruguay Round）以来，各国之间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成功的全球贸易谈判。近期，我们看到的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谈于一年前宣告失败，而在首尔召开的G20峰会也于上个月无果而终。

随着旧有经济秩序的衰退，金融市场将取代政府，成为需要如何制定重大调控政策这一问题的决断者。

很难想象，这种“单打独斗”的趋势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会发生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在各国国内都存在着大量的“当务之急”。在美国，所有的政策都将围绕降低大规模的失业率和联邦预算赤字而制定。欧盟也要为其经济超级国家的存亡而斗争，这样一来，其关注的重心就不仅仅是挽救各国家经济体和银行，不仅仅是维护欧元，也包括动摇其长期以来珍视的社会安全网络。同样，中国也需要进行大幅的内部调整，例如拉动可持续的消费需求，改组能源密集型产业结构，并解决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随着旧有经济秩序的衰退，金融市场将取代政府，成为资本和贸易如何运作、重大政府调控政策需如何制定等问题的决断者。随之而来的是，世界上将会发生不止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全球贸易商和投资者也更难于在世界范围内活动。

然而，正是这种混乱可能引发一种震撼效果，迫使各主要国家政府急剧提高相互之间的合作水平。他们将更加紧密地与全球一体化的企业协同合作，从而推进新秩序的建构。这种新秩序将包括新的货币安排、强有力的世界贸易组织、具有执行能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能够严格监督全球金融管理的高级机构。这一新秩序也将包括一个20国集团，该集团应当拥有远见卓识和某种影响力，并能确立一种综合体制来应对气候变化。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新秩序的特点是，在各国政府之间形成一种思想倾向，以便充分考虑各个国家经济体之间的互动。

现代通信系统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能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增强人们的创新能力。

而乐观主义的某种希望则存在于此种可能性之中：到这个十年结束时，许多国内的困境，例如美国的财政困难和欧洲的债务压力，将会被置于更合理的解决轨道之中。同样，到那时，将会诞生一代新的领导集体，他们厌倦了过去十年中失败的政策，并会对其采取更为明智的态度。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有可能愿意在许多新理念的指导下前行，而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会促进这些新理念的发展。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应当忽视这一前所未有的状况：现代通信系统的创造就是为了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挖掘和增强人们的创新能力。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能力，能将新颖的理念、伟大的天才和大量的财富联结在一起，用于支持进步事业。我们也不应当忘记，眼下涌现出的某些趋势，例如地球的超城市化（hyper-urbanization），能够在能源、交通、医疗保健和更多的领域生产出前所未有的新奇事物，这乃是由于城市建筑群产生的创造能力被释放了出来。当然，我们也面对着若干新的全球产业，它们是由巨大的计算能力、生物工艺学和纳米技术汇聚而成的——所有这些技术都将极大地使全球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而我们的领导人们面对的巨大挑战是，如何缩短目前的混乱时期与其后更具希望的时期之间的距离，并减少其间的痛苦。可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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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E•加滕，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贸易与金融专业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