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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2)
时间:2011-01-19 来源:《财经》杂志2011年第02期 作者:基辛格 被查看:

 

  第三,朝鲜正处于一场变革中,其政体正逐渐更迭为一个新的、而没有经受过考验的领导人。

 

  中国和美国没有必要因朝鲜问题陷入争端,而影响到我们作为国家的基本利益领域。因此,朝鲜问题对中美两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考验,更是机会。

 

  创造一个新世界

 

  中美两国都必须学习如何参与世界事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已不再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它必须运用其“领袖”智慧,不是作为唯一的主导国家而是作为一个杰出的领袖体现在复杂的世界舞台上

 

  《财经》:半年前,你曾说“中国正走在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上”,现在仍然这么认为?

 

  基辛格:我还是这么认为,我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当然,两国都有人强调冲突的因素。我刚刚完成的新书里也用很大的篇幅强调了我的观念,我认为双方应该往积极的方向看。

 

  这本书的英文叫“On China”,中文名还没有起好。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今年5月将在美国出版。书中主要分析了中国和美国交往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历史上如何处理外交和战略的问题,同时也谈到了中国对21世纪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我主要想通过对一些关键时期中国外交事件的分析,来揭示中国的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命运。

 

  《财经》:在你写的《美国全球战略》一书中谈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与其他社会平等交往的经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只善于“俯视”或“仰视”别人,而不善于“平视”别人呢?

 

  基辛格:我在我的新书里又强调了这个观点,但我并没有说中国仰视其他国家。在19世纪之前,中国强盛时,它主导亚洲。几百年来,中国很少遇到像自己一样大而复杂的国家,它是“中央大国”,用朝贡体系的概念来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把周边国家视为自己的附庸。

 

  而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它又受到西方强权的凌辱。中国在过去的经验上,现代国家主权平等的外交理念并不存在。1648年以前,欧洲也没有这个理念。这就是历史。

 

  《财经》:但中国的现代化与国际体系交融起始于“雪耻图强”,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心理失去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和媚外、自卑与自强都持久而矛盾的组合在中国人身上。你曾经说过,中国有可能挑战美国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民族主义,你为什么这么看?

 

  基辛格:中国确实存在民族主义情绪。但从我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学者的交往经验来看,我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需要系统而理性的方式对此加以解读并相应控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美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合作,并将合作视为基石。同时,在我看来,中国在与西方交往或相互影响过程中,自我发展的特点仍然会继续塑造或影响其政策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

 

  我始终都在敦促美国不要威胁中国。我想中国也不要威胁美国,当然,这不是你们的基本政策。

 

  《财经》:美国在成为世界强权过程中,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尽管美国在20世纪初经济与科技实力就与英国相当,但真正成为世界领袖却是在“二战”后,美国不情愿地卷入了世界事务,此前奉行的是孤立主义。中国在其上升过程中,能从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学到什么?

 

  基辛格:美国的经历非常特殊。当我们逐渐成为大国时,我们是唯一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家,但现在却有许多重要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背景。

 

  我是一个为数不多见过所有中国领导人的人。

 

  我对中国领导人印象深刻,他们会对当下的棘手问题找到解决之道。毛泽东完成了革命,建立了政体;而胡锦涛正在继续建设由毛创立的政体,尽管他们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我似乎不能给中国出什么好主意了,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自身问题。

 

  《财经》:现在美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你认为中国需要而且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吗?

 

  基辛格:这是个美国式的说法,我不喜欢。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教中国该怎么做。

 

  我想,中国和美国都应该限定什么是两国的共同责任。当然,中国需要定义并参与国际事务和承担国际责任。从我对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和认知来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也有这个能力。重要的是,中国要限定好在哪些特殊的领域。中国在世界上很活跃,有能力承担国际责任。但不能要求中国承担由美国人限定的国际责任。

 

  《财经》:再过20年,假设中国的GDP与美国相当,美国会如何对待中国?美国是否准备好中国的崛起?

 

  基辛格:中国的实力能否与美国相当?我认为,这很快就要发生。中国将成为一个与美国平等的伙伴。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中国已经与美国相当,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不如美国。美国需要将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这就是将来。而事实也将会如此。

 

  《财经》:冷战后,你总是提醒你的国家“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你也常常提出美国在世界上的“强权”相对转变为“领袖”的地位,那美国什么样的“领袖”地位是你所期待的?

 

  基辛格:美国直到近70年,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时才参与到国际事务中,那时美国国力之强,在全世界的总产值中,美国一度占了35%左右;而中国也就是最近开始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所以,两个国家都必须学习如何参与国际事务。

 

  在我看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已不再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它必须运用其“领袖”智慧,不是作为唯一的主导国家而是作为一个杰出的领袖体现在复杂的世界舞台上。

 

  《财经》:你对胡锦涛的访问有何期待?美国政府对此又有何期待?

 

  基辛格:我想,两国领导人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刻和问题的碰撞,我相信他们会对中美未来几年,尤其是近五年如何合作的问题有更多的理解。我很乐观地认为,胡锦涛将会有一个成功的访问。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家庭,兄弟姐妹会在所有问题上都态度一致吗?中美之间无法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是很正常的。但检验中美关系好坏的,不是两国能否共同达成目标,而是两国能否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你认为我讲清楚了吗?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中美两国都要坦然面对可能发生的竞争和一种不确定性,力争合作。若如此,那就预示着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基辛格:对!准确地说,是面对一些不确定,面对一些有限的不确定。总之,我们要强化合作,去共同创造一个新世界。■

 

 

            本刊记者王宇、联合国翻译沈小红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编:Bea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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