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安达们生产的日本米有固执的偏爱，“虽然贵，但是更粘，更好吃。”便宜的外国米，比如泰国米，“就只适合做咖喱饭的时候用一用。”

 “中国人开始吃饭前，会说什么呢？”陪同我们的美纪小姐问。

我们想了半天，“好像没有……”大约是为了感念生产者之辛劳，他们吃饭前要说“忆他大咳马斯”（我要开始吃了），饭后要说“各取所需嘛，得喜它”（我吃好了，谢谢款待），尤其是家里孩子在场的时候。

今天的日本料理，采用的都是本地食材，先端上来的是一大盆“枝豆”（毛豆）。日本的毛豆，以新泻产的风味最佳，“你们看，比东京给的多多了吧！”司机抱怨首都料理店里的袖珍碗。

橙汁、凉拌雏菊、刺身、煮物、烧物、味增汤……依次被端上来，冷与暖、厚与薄、光与影、光滑与粗砺，搭配精巧，构成了一副迷你的图画。日语中有“kodawari”一词，汉字写作“拘”，有一句话说，中国人是商人，日本人是匠人，日人若要做一件事，必要“拘泥”于此，力求完美无缺。具体到日本料理，便是讲究刀工、精选可使用的不同部分，并注重颜色质地搭配以刺激食欲，无怪乎有人调侃，日本料理与其说是给人吃的，毋宁说是给人看的。但一位日本人走得更远：“我要说，日本食物是给人想的，是一曲无声的音乐，漆器和黑暗中摇曳的烛光一起，把这一曲音乐给唤了出来。”

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打断了关于日本美学的遐思，日本朋友用筷子蘸上米粒细细品尝——他们似乎总是极珍爱“日本原有”的一切，我却并未觉出和中国的东北大米有多大区别，只是个头饱满些，粘稠些。对，非常粘稠，稍微一搅动，米粒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就像大和民族一样。

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经济濒临崩溃，普通人家已经很难吃到白米，天皇的忠实臣民被鼓励食用橡子、谷糠、花生壳和锯末来补充淀粉摄入，而蛋白质的不足，则要通过吃蚕、蚯蚓、蚂蚱、家鼠、田鼠来补充。日本政府的研究者还说，如果好好消毒，老鼠尝起来就像是小鸟的味道，但要避免吃它们的骨头，因为会使人体重减轻。

1946年，日本开始从美国的亚洲救援公认团体接受物资援助，1950年，美国赠送的面粉已经为八大城市的小学提供面包加牛奶的供餐。1953年，在大阪市的一个展览会上，组织者宣传吃面包的好处，并警告偏食米饭会导致营养不良，他们甚至说，“吃了米饭会变成傻子”——这只是日本全国上下“饮食生活合理化”的一个缩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及起飞，1970年，学校供餐开始混入米加工品，1975年得出结论：养成吃米饭的习惯在教育上是有意义的，次年，正式导入米饭供餐……米饭重新夺回了“主食”的名号。

两三年前，日本朋友还经常吃从中国进口的食品，“胡萝卜、花生啊什么的，因为便宜，所以老买”，后来“毒饺子”事件爆发，日本大小超市将MadeinChina通通下架，如今两年多过去了，这座小城的超市仍然看不到中国制造的食品，“很多人还是不太敢买，毕竟后来又不断有食品安全的新闻，比如毒奶粉什么。”不过有一样东西他们是热爱的——天津栗子，“这个应该不容易添加什么东西吧？”

淅淅沥沥下了两天的雨，东京小店里写着“凉”字的风铃还没下架，这里已经感受到秋意。沿着五十岚川往山中行，见一老农在向已收割过的地里倾倒稻壳，心生好奇，便和同行的农林土木系官员前去询问。

这是五十岚川冲积出来的一片开阔谷地，白鹭在浅浅滑翔，据说朱鹮也是常客，这种珍贵的鸟类在日本已经灭绝，从中国引进后又重归自然，新泻成了它们的栖居良地。官员照例一通哈腰问好，老农听清了来意，慢悠悠走到田边，扶着他那崭新的斯巴鲁小货车和我们聊了起来。

原来稻壳被用作有机肥料，这样便不用烧荒也不必施化肥，就能保持稻田的肥力，“现在在琢磨着种出一种彻底无公害又好吃的大米。”没想到老人家还在想着发明创造。在问清对方是农林课的官员后，他抱怨起来：现在米价太便宜了，比以前低了一半，物价却又不低，农家赚不到钱，辛苦啊！不过他又说，附近温泉不少，闲时可以放松放松，今年他还特别去了北海道度假。官员一边陪笑，一边发出尾音上扬的“喔喔”之声。

要去的地方叫北五百川，是日本的“全国棚田百选”。“棚田”就是梯田，不过，成为景点的北五百川梯田并没有圈起来收门票，而是继续由4户农民耕作，佐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雨刚停，他拿起一小瓶盐，领着我们往山上走。空气湿润又清冽，教人忍不住大口呼吸。梯田已经收割完毕，禾根又重新发出绿油油的小苗，齐刷刷地长着，远望还以为是一片新田，田边等距种着漂亮的石蒜，过了花季，花瓣褪去了鲜红，加了粉色和橙红。不只是美观，“这种花还可以驱赶老鼠，”佐野介绍。

破坏稻田的不止老鼠，还有猴子，人们就在梯田顶部立个瓦斯枪，每隔几分钟就自动嘣响一次，吓跑偷食者。梯田的水源是山中泉水，可以直接饮用，“水比较冷，所以梯田产量比平原低，但是因为水好，所以米好吃，价格更高。”

以“发展”的眼光看，佐野先生这样“小规模、低效率”的农户，早就该退出市场了，可是，正是战后农地改革建立的自耕农体制，以及政府对农业无微不至的保护，让农村也迅速富裕起来，没有被飞速发展的工业化抛下。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2008年日本贩卖农家的年均收入是466万日元（约合33。3万元），而上班族的年均收入则是641万日元（约合51。3万元），差距并不算大。在日语里，“农民”二字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含义，不知是否和农村的富裕有关？而在政治上，“保守的”日本农村在1950年以后几乎没有发生过农民运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中国颇有名的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日本，越是乡下的人，越感觉幸福，也越为日本自豪。

走完280级台阶，我们在一个凉亭里小歇。突然觉得脚踝处又痒又麻，撩起裤角，两条水蛭赫然在目，我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来，佐野先生已不慌不忙地把它们揪掉，那瓶盐现在发挥了作用，水蛭很快成了水蛭干。

再有两个多月，雪国就要迎来漫长的冬季，大雪会从12月下起，来年4月才化，那时候佐野先生们就该躲进建得像别墅一样漂亮的木屋，围着暖炉过冬了，“冬天出不了门，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呢！”

泉水沿梯田而下，到山脚成了溪流，人们在这里筑坝，把溪水引向平原用于灌溉。溪流继续奔腾，汇入盛产鲑鱼的五十岚川，五十岚川再往前流淌十几公里，就注入了日本最长的河流信浓川。

信浓川的水是青黑色的，我一看到它就想起了三岛由纪夫对川端康成描绘的日本，“亚洲那巨大的夜之山麓正是日本，恰如爱尔兰作家注重晨昏朦影一样，我们习惯于在这种朦胧柔和、没有黑柱石般硬度且轻盈似水的夜色里，讲述着各种各样的幻想趣话。”有时候我觉得，日本人的“kodawari”，和这是一个“入魅”的国度多少有些关系，他们相信任何事物身上都寄居着神灵，需要被恭敬地对待。

我们站在信浓川冲积出来的一大片平原上，这里是最好的果树产区，河流定期泛滥，让土壤格外肥沃。7月中旬，桃子红了，7月下旬，葡萄也熟了。8月中旬以后，进入梨的季节，大大小小的梨被送上大岛果实晒选厂的传送带，然后经过扫描仪自动按水分、个头、形状分成三六九等。新泻最好的梨Lelectier要等到10月中旬以后才会成熟，而摘下来的梨，还要放置一个月，用农民的话说，“让它们睡睡觉”，然后在超市里卖到2000日元（160元人民币）一个。

享受更好待遇的是渡边康弘家的水果。这位45岁的日本农民，脸上还长着粉刺（一定是我看错了），他会给自己果园的水果播放音乐，“它们最爱听的是巴赫的古典音乐，最喜欢的乐器则是北印度的弦乐器西塔琴……”

说的好像都是自己的朋友。

上午10点，“水松的季节”开门了。

这是一家地产地销合作社商店，卖的蔬果比超市便宜3成，都是附近的农民早晨送来的，只要你拥有农协的生产证书，与合作社签个协议，就可以供应蔬果。

葡萄、苹果、西红柿、辣椒、莲藕，还有一种叫穰荷的东西，都水灵灵的，商店的经营者解释，这些都是早晨才摘下来或者挖出来的，只卖到下午4点。包装盒上生产者的名字与电话，都写得清清楚楚，同样是马铃薯，卖的价格也不一样，都是由农民自己定的——也许安达家经过晾晒的大米、渡边家爱听音乐的水果会卖得贵些？这个时候，买谁不买谁，大概就看品质和信誉吧。合作社提取15%的费用以维持运营，“但是我们不营利，我们的目的是让主妇们开开心心地买到安全健康的食品。”

三条市市长国定勇人是“地产地销”的支持者，他刚刚花3万日元订购了一家合作社的60千克大米，“日本的食粮自给率只有30%多，但是三条市的自给率达到了83%。”

38岁的国定勇人在东京出生成长，4年前由日本总务省派驻三条工作，随后对这个偏远小城产生好感，并竞选市长成功，在他看来，19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才算真正进入了地方时代。“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开发独裁’的模式，人和钱都往大城市集中，但是泡沫破灭后，中央开始愿意分权，地方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日本也渐渐由纵向社会向横向转变。”

他说，泡沫破灭前，这个国家和人民满脑子只想着“发展”，现在，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生活，“当然，说得不好听些，现在的日本人失去了目标，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人们重新找回自己的‘POSITION’（位置），建立一个真正丰富多元的社会……拿我自己来说，我很享受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可是现在这样的场景只有在三条这样的地方才能看到，在东京早就不存在了。”

坐上新干线时天已经黑了，列车的速度如此之快，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县界、雪国，还有黑色的夜交还给了东京的灯火。这座巨大的城市正由内而外发出咝咝的躁动，我拖着行李箱上了电梯，再次穿行于上野车站的西装革履间，在眼花缭乱的“改札”（Gates）中寻找对的出口。

（感谢三条市政府、泉京鹿女士、王尧、孙冉以及中国驻新泻领事馆张智浩先生提供的帮助）

日本的国族困惑

日本在19世纪开国之后，特别是明治维新步入世界强国之林后，在国家与文化的认同上即存在一个“欧”、“亚”的问题，这给日本的国族认同造成了困惑，而战争的动机与邻国的关系也与这个大问题紧密相关

日本作家兼导演伊丹十三1986年的电影《蒲公英》中有一个场景，一群穿着西式宴会服装的年轻女士正在主餐厅中上“魅力学校”的课程。今天教的是吃意大利蛤蛎面的礼仪，教师是餐厅的女主人，她对学生们说意大利面条应该静静地享用（不像日本面条，可以大声地从碗里吸出来）。她优雅地将叉子送到唇边做示范，这时房间对面突然传来响亮的啧啧声。大家都扭过头去，发现一名外国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盘子里的意大利面。女孩子们都疑惑不解，教师则勃然大怒。结果，全班的人当然都放弃了修习餐桌礼仪的努力，冲动地加入了外国导师的行列，响亮地向蛤蛎面发起了进攻，好像那是日本拉面一样。

电影摄制者的观点明白无误：西方知识是权力和权威的源泉，日本人狂热地模仿西方，因此总是要从外部寻找权威，结果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总是感到疑惑。

19世纪后期，日本人学习和效仿的重点从中国转向欧洲，又逐渐转向美国。

整个20世纪，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在殚精竭虑地定位、定义“日本特性”的实质。在日本这样的一元社会中，他们如此执着的努力充分表明，文化上的矛盾心理以及长期依赖不同于本土传统的外在价值和行为，已经导致了反复出现的疑惑和绝望情绪，类似于民族身份危机，这一结论可以从很多地方找到充分的证据。

1911年8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刚成立的学习院里做了题为“现代时期的日本文明”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把他所谓的“道德平衡的丧失”和日本对西方奴隶一般的模仿直接联系了起来：

简单来说，西方文明（我是说，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是从内部生成的，而日本的文明是从外部生成的。“内部生成的”事物自然而然从其本身发展出来，如同鲜花绽放，先是蓓蕾初开，然后花瓣向四周展开。而“外部生成的”事物总是由于外在的压力而被迫呈现出某种特定的样子……

这种主体价值的丧失让日本对西方列强亦步亦趋。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行为后来被一些研究者解读为，日本作为后来崛起的强国，必须按照西方列强设定的游戏规则行事，即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日本如果不殖民他国，就会被他国殖民，这种思维模式既给他国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

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曾指出：“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按道德画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为东洋。在按文明画线时，日本又把自己划归为西洋。”例如日本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的发言，就表现出这样的困惑。尽管石原慎太郎对美国与中国都有所批判，但两者作为对日本的“威胁”，意义迥然不同：石原口中的美国是一个蛮横的压迫者，以伪善的世界警察姿态四处干涉，而日本明明有能力与之平起平坐，却又因肤色之故受尽歧视，因此必得加以谴责，并以亚洲特有的文明价值来声称日本比美国更优越，从而与之竞逐普遍霸权地位。相对的，中国则是一个落后的、反人权的、不遵守文明世界游戏规则的麻烦制造者，同时又是亚洲安全的威胁者，因此日本不时以文明承载者的姿态对中国指指点点，甚至提醒军事同盟的美国一起防范中国。石原想带着亚洲对抗西方，是复制战前日本由“脱亚”而“兴亚”的图式，遮掩其不被美国平等接纳的状态；但当中国经济超越日本的预言蔓延，甚而与日本竞逐区域领导者时，石原又必须拉着日美同盟的力量来箝制中国，从而强调其比中国更优越、更符合现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对于中国的抗拒中，透露出日本依旧在欧亚之间无家可归的困窘。从战前的帝国主义岐路到战后的经济大国路线，日本的国家主义是追随着西方文明的价值而亦步亦趋发展起来。正如酒井直树在分析战后日本发展经验时所指出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互为表里、相互形塑的关系，战后日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其实是以日本的“美国化”为目标，因此既已无力对日本的发展模式提出反省，那么即便选择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义形式来批判美国，最终衣只是再次确认美国价值的优越性，也强化了日本的无力感。

（参考资料：《无约束的日本》，论文《如何正常，怎样国家——走近石原慎太郎的国族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