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头十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以接力式举行国际盛事的方式，向全国、全球显示出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和仿佛无穷的成长能力。北望神州，香港在上个世纪末独领风骚的地位已悄然失去。香港人在感觉祖国不断超越西方国家的强大气势的同时，又再次陷入“我是谁”的身份归属思虑当中。 据香港《文汇报》 文化认同是在学习和实践同一种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强调文化的共性与共享，国族认同则是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政治中形成的，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专有性。在文化认同上，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叫炎黄子孙，这一点相信从来都没有改变。上面的民意调查问题所强调的是国家认同，正是在这一点上，香港人表现出对其专有的地方性的强调。而这种集体表达，是群体历史、提出港人身份问题的那一历史时间点上的香港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当时的大国政治格局共同建构的结果。 香港故事 香港本地的故事形成于1949 年以后。从那时起中国政府确立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的工作方针，香港与内地边界分隔，分别由不同政府管治，自此香港人与内地人不再经历相同的民族历史，不再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 1966、1967年香港接连爆发“反英抗暴”运动，以反对渡船加价为起点，港人向港英当局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自主权利。这次事件可以视为“香港人” 身份概念的第一次提出，它使港人和港英殖民政府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制度和管治方式对地方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自此港英政府推行了几项重要改革，包括完善法制制度、实施廉政、发展公共福利、坚守自由经济制度；在两代善于钻营、不断拓展活动空间的香港人的努力下，香港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之珠”。而在此过程中，港人本身也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体系的完善为社会中下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使香港人相信凭借个人奋斗能够获得成功。创作于1970年代的《狮子山下》为这种浮华与张扬、奋斗与自强交织的香港精神风貌提供了最好的注脚。“狮子山下”香港人的共同奋斗经历，使香港人找到了可以寄托的集体记忆与明确的自我精神，这种由胼手胝足一同发达的信念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香港人的精神纽带。 与此同时，在港英殖民政府影响下的香港舆论和公民教育在淡化港人民族意识、培养地方意识以及调和殖民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首先，港英政府在以华人和华人文化为主体的香港社会上架构了英式法律制度、自由港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并在20世纪中后期不遗余力地推行之。虽然这种制度架构与华人文化没有互相融合的内在必然性，但是，在制度的引导和强制下，港人逐渐学会把生活和价值取向分为两部分，公开领域遵从英式文化，私人领域遵从中式文化。在英式教育制度下长大的新一代港人则接受了全套英式文化观念和知识体系，香港的专业精英几乎全部都具有英美高等教育的学历。今天香港人的生活中，中西文化共同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大。同时，在以英美为主导的二战后大国政治经济格局和霸权文化话语中，英美式制度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和开明、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特质。正如香港学者谷淑美所指出，港英政府通过对香港社会意识形态的倡导和对某些媒体的授意，把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归咎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同时通过把香港的现代化发展与当时内地相对滞后的乡土景象相对比，前者代表发达开放的“我们”，后者代表落后封闭的“他们”，从而把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对立进行多次转译，创造出新的香港本地意识。 在这种话语下，歌舞升平、社会繁荣的香港就是璀璨的“东方之珠”；在那个中国政治动乱、台湾戒严封闭的年代，经济发达，制度开放的香港就是东西方交汇的中心舞台，仿佛也是东方世界的文明灯塔。 回归前的过渡时期中香港人身份问题再次浮现。如果说“67事件”是港人意识到“生在何处”，这次讨论则起因于港人对“何去何从”的思考。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中英联合声明》、联系汇率、“一国两制”、内地改革开放、港人居英权与海外属土居民身份、代议政制推行、“前店后厂”、“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等等一系列影响港人前途命运的政治经济事件接连发生，资金、居民在海外、香港、内地之间流出又回流，促使每一个香港人都需要选择去留。这种选择是在海外、香港和内地之间发展现状和前景的比较中做出的，而在此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港人身份认同，也就是在所谓西方国家文化、中国国家文化和香港本土文化之间的比较中成型的。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香港的经济、文化力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香港也从封闭大陆向外界获得援助的中转站变成整个国家的导师，几乎是方方面面的模范。港资成为第一批涌入中国的“外资”，数百万工人在港资企业工作。香港还意味着潮流，在中国各地的普通百姓生活中，随处可见香港的影子。古龙、金庸、四大天王、成龙、发型、服饰、电影，琳琅满目的香港元素丰富了开放初期中国人的私人生活。1988年6月邓小平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香港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榜样的光环。 港英即将“光荣撤出”香港之际，力图塑造“玫瑰园”的殖民地图像，而中国政府为了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为我所用，也做出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致力营造“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的和谐政治经济气氛。受过渡时期的投机气氛吸引的大量境外游资流入香港，使回归前十余年间香港经济欣欣向荣。 近年港府将香港定位为“亚洲的国际都会”。旅游者、电视观众所见之香港也是这样一个面貌：高耸透明的摩天大楼、潮流高档的品牌商店，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政府清廉高效、法治透明有序、股票交易繁忙，世界著名银行林立、金融业国际化专业化、专业人才训练有素；发达、效率、发展、竞争、财富就是它的代名词。与石油危机后一蹶不振的西方经济、尚处于“借船出海”的内地发展相比，显得卓尔不群。香港比外国更可爱、比内地更优越的意识也就是在这种内外对比选择中逐渐地形成、放大、流行起来。 香港故事是一部在大国势力的夹缝中不断寻找生机的历史，在这个不断比较选择的过程中，香港人的自我定位也不断建构和重构，其身份认同也就具有多种来源。其实每一个族群都有他自己历史的记忆，香港人深深内含心中的，是“中国”、“英国”、“香港”。面对中国，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广阔的消费市场，深厚绵密的文化川流；面对英国，参与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老牌帝国，自由市场，独立法治；面对自己，努力拼搏一同发达的“香港梦”凝聚了港人对香港的认同与集体情感。 港人身份 说到香港人所持有的居民和国籍所属身份，那更是一件复杂的事。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大部分人口于抗日战争以后因战争或政治的原因陆续从内地迁去；同时每当香港陷入发展困难，或者家庭或个人发现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时，港人会移往他国，又或回流。这种复杂多重的迁移多属于主动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像非洲黑人的迁移那样由外国军事力量造成。这样，香港人身份认同所包含“从何处而来”、“身在何处”、“持有哪一种居民身份地位”和“属于哪一国国籍”几个层次的答案往往不一致。1949年以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没有边防，中国居民在香港与内地之间自由来往，1949年以后中英在香港与深圳之间各自设立边防，香港居民身份证才成为进入香港通行证件，当他们访问内地，则需要向内地政府申请“回乡证”。1952年以后，当时的大国政治对峙令两地边防进一步加强。其后香港由出口加工业带动经济发展起飞，劳动力紧缺，吸引周边地区的合法和非法移民不断涌入，香港居民身份证制度才逐步完善起来，并与公共福利的享有权挂钩。 香港学者评论香港人的社会心态常常使用“过客”一词，意谓香港人缺乏乡土观念，视香港为暂时居留地，发现有更好的机会即会迁移他国。虽然实际上并非每个香港人都能够有再迁移机会，但是的确有许多香港人具有在海外读书和工作的经验，因而拥有海外国家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移民并入籍成为他国公民，然后又回到香港居住，于是，这些香港市民同时拥有多种居民身份。到回归前的过渡时期，香港人的身份地位变得更加复杂。回归前，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的人像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一样，在英国享有居留权；英国在香港回归前夕做出重新解释，香港居民可以在回归前申请“英国海外属土居民身份证”，但没有居英权，只有签证豁免权。回归后，特区政府则向提出申请的香港居民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护照”。 试想一个香港人可能拥有多少种代表不同权利、不能整合为一体的身份证？如果身份证明文件对身份认同具有实质影响的话，那么，对于香港人来说，身份的确是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多重身份实在难以统合时，免不了怠于深究。香港人王岸然在《信报》（ 香港新一代 主权回归以后，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大国政治格局的影响减少，同时来自国内的压力增加。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国家的整体实力已经大大提高。尤其是在1997年和2007年两次国际金融风暴当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清楚地显示出来。而国内不少省份和城市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成长，对香港投资和贸易中介的依赖大幅度降低，在国家政治经济格局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崛起对香港原本的亚太金融中心、华南区域中心、物流中心的地缘优势构成强有力的竞争；奥运、世博、亚运，是外界对中国强大的不断确认，这为中国人在追求崛起的过程中增添了信心，原来建立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发展先后对比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再一次面对挑战。这是去年以来香港舆论界关于港人身份认同的讨论再度兴起的缘由。正如专栏撰稿人李津仁所说：“九七回归以后，香港的政治经济都好像愈来愈依靠大陆。在面对内地城市以及同胞强而有力的竞争时，很多香港人感到焦虑。社会酝酿着一股渴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自我形象。”（《信报》 对内地人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当香港在经济领域与内地融合，居民的身份认同理应也倾向于融合；而香港人却流露出对原有认同的坚守与惶惑。长久以来，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建构话语都建构在与内地的比较差异之上，而香港作为在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能够实施“一国两制”，其理据也在于两地的差异性，换句话说，香港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会持续地创造和维持香港相对于内地的差异性。 有趣的是成长于80后的香港新一代。今年上半年香港立法会对修建高速铁路进行表决期间，一群80后青年手捧蜡烛在立法局附近举行非常仪式化的抗议活动，并对出入立法局的官员进行长时间拦截。缘于这种公众形象，被称为“高铁一代”，与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青年志愿者“鸟巢一代”的称号相对应。身为80后一员、现留学北京的香港执业律 较诸“鸟巢一代”，香港的80后最近被冠以“高铁一代”之称。从象征层面看“鸟巢”与“高铁”两种建筑物，其于国家的载誉价值颇见高下。当北方“鸟巢一代”是热情与活力的代表时，南方“高铁一代”却泛指作风偏激与叛逆的一辈，隐含讽刺意识。对于他们进行示威、反对兴建高铁的行为，社会偏向持取负面态度，认为那属非理性之举。究其动机，到底有多少人体谅过其实他们是希望为守卫家园而努力？ 事实是，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香港人对“国”的意识仍难免于建立当中。然而，他们一直对“家”的概念根深蒂固。谁又曾忘记皇后码头迁拆前有几多人到场凭吊。那种对“我城”的遗憾是迁不去拆不掉的。如今再来一个菜园村，究竟我们“爱家”的情怀要被铺上多少重遗憾，才能像人们的“爱国”精神般得到的尊重？ 同为80后，同样地身体力行，同样地为自己所属的地方坚持自己的理念，得到的回响却有天渊之别。大概我们只能归因于“时势造英雄”，不同的背景成分造就不同的集体成就。现在，或许你对我当初到北京留学的决定不那么诧异了。（《信报财经新闻》 香港老一辈学者认为香港新一代相比差异很大，这一代青年更加个人主义、注重个人表达，更少刻苦、容忍和理性的品质，因为他们成长时香港社会与五六十年代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多数学者都肯定，年轻一代对香港有更加清晰的归属意识，更少过客心态，因此他们可能会对社会运动采取比上一代更为激烈的行动方式。香港学者马杰伟评论说： 80后这个标签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20多岁的青年成长在一个不一样的香港。社会条件与四五十岁的港人很不一样。他们并没有殖民地成长的经验，中学时已是90年代后的香港——经济起跌、中国富强、特区软弱、纷争不绝。他们听《狮子山下》、看《岁月神偷》，想必有另一番解读。从近月所见，他们对老香港的所谓愿打愿挨的拼搏精神已不太认同，反而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在表达自己的本土经验。他们不想移民，对香港有强烈归属感，对社会政治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开始一步一步试探新路、参与抗争，希望带来改变。（《明报》 不过，即使有些人像“高铁一代”那样高调表达自己的存在，也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像 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追求乌托邦主义者曾经做出评论。他说，想要建造国家、改造人民的激进主义者掌权后“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将画布弄干净”，亦即“根除各种现存的制度与传统”。这种乌托邦往往是一种国家想象，这种想象在激进者手中变成一个终极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的善恶。但是，在事实上，每一代人甚至每一个人的历史经验都不同，心中的“文化想象”、“国族认同”可能有层层纹路犬牙交错。无论外界的压力和教育的引导多么强有力，人们仍然会依照他们的记忆和想象去建构自己的文化历史和身份认同。我们看到的是，170年来香港与世界、与英国、与中央和地方互动的历史，使“香港人” 的身份认同交织着全球性、民族性、本土性，令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犹如一个魔方，一体多面、色彩斑斓，而香港的活力和创造力也正是在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得以激发和持续。比起北京上海，香港像是中华文化的夜航船。第一，它不曾经过无尽的政治运动的摧残，连英国人的统治都不曾中止香港的汉人文化传统，民间的宗族组织、信仰仪式以相当完整的面貌传承薪火。第二，经济的发达、教育的普及使得香港有了比中国所有城市都成熟的市民社会，这是华语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识最高的城市。第三，自由开放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这里没有不能出版的书，不能发表的言论，不能演奏的音乐；多元文化浓缩并呈现在一个小岛上，令这个调色盘如此色彩斑斓。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责编：YeLin) |
黎熙元 姚书恒：60年来港人身份之惑
时间:2010-12-15 来源:文化纵横2010年12月刊 作者:黎熙元 姚书恒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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