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伦敦书评》第31卷第22期（2009年11月19日）发表文章，对柏林墙倒塌20年后的国际思潮变化进行了评论，认为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新近出现的对过去的好日子的缅怀和另外一些国家中出现的反共思潮都是对现实不满的反应，不过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

　　柏林墙倒塌20年之后，听到这件事在当时被形容为奇迹这样的说法再寻常不过了。在波兰，瓦文萨当选为总统：谁曾想到这是可能的？但仅仅几年之后，一个更大的奇迹发生了：自由民主选举使前共产党重新掌权，瓦文萨被边缘化，受欢迎程度远远低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本人。

　　这种逆转常常被解释为预料中的民众的“不成熟”，他们无法认清资本主义的现实：想要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物质财富而不想适应一个风险社会——不想失去或多或少由共产党政权保障的稳定与安全。当“天鹅绒革命”的薄雾被新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驱散时，民众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三种：缅怀共产主义“过去的好日子”，拥护右翼民粹主义，以及迟到的反共偏执症。前两种反应很好理解，它们往往是重叠在一起的（如今天的俄罗斯）。不必过于认真地看待对共产主义的缅怀，它远非表达一种实际的、回到灰色的社会主义现实的希冀，它是一种哀悼形式，藉此摆脱过去。而民粹主义远非东欧特有，它是全球化漩涡中所有国家的共同特征。

　　更有意思的是最近从匈牙利到斯洛文尼亚无处不在的复活的反共思潮。2006年10月，针对执政的社会党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抗议导致匈牙利瘫痪了数星期。抗议者将国家的经济危机归咎于其领导人，共产党的继任者。他们否认政府的合法性，虽然它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当警察力量被用来恢复最基本的社会秩序时，它被拿来与苏联军队1956年的镇压相比较。总之，据说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必须被重复，因为在民主的假面下，什么都没有真正被改变，同样的黑暗势力拉紧了权力之线。2006年12月，波兰加强了“净化”法，宣布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合作者以及与旧政权有联系的人担任政府公职为非法。

　　同一过程的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国家与斯洛文尼亚将纳粹合作者重新界定为“反共斗士”；他们的合作，甚至他们参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都被视作反共爱国主义战争中强硬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显得罪恶较轻。在使尤先科上台的乌克兰“天鹅绒革命”中，过去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又开始老调重弹。难怪，为了煽动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的决议。也难怪在斯洛文尼亚，民粹主义右翼谴责左翼是旧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继任者。新的问题和挑战被用旧的斗争术语来描绘，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斗争被抹黑为共产主义者败坏民族道德伦理的阴谋的一部分。

　　这些幽灵是如何在这些许多年轻人几乎忘记了共产主义这回事的国家一再浮现的呢，其原因是什么呢？反共分子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好，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这么悲惨？--并提出了一个同样简单直接的回答：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真正进入资本主义，仍然没有真正的民主。前共产主义者仍然以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形式变相地掌权。我们需要另一场清洗，革命必须重复。人们不难发现，这与旧的共产党政权将其失败归咎于“残余力量”的持续影响是非常相似的。

　　新一代反共人士对社会的想像与传统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想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样的社会中，形式民主掩盖了富有的少数人的统治。换句话说，反共人士没有看到他们所声讨的堕落的伪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人们认为，当共产党政权崩溃时，破灭的前共产党人比持不同政见的民粹主义者更适合运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当反共英雄继续沉湎于建立在公正、诚实和团结基础上的新社会时，前共产主义者已经毫不费力地适应了新的资本主义规则。吊诡的是，在新的后共产主义条件下，反共人士主张一个真正民主的乌托邦，而前共产党人支持一个追求市场效率、充满腐败和存在肮脏诡计的残酷的新世界。

　　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唯一答案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吗？柏林墙倒塌之后随之而来的一定是资本主义成熟时代的来临和所有的乌托邦的破灭吗？万一这个时代也依赖于它自己的乌托邦呢？1989年11月标志着“快乐的90年代”的开始以及弗朗西?斯·?福山的乌托邦式的“历史的终结”。相反，“9·11”标志着“快乐的90年代”的象征性终结：它暗示了我们当前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代，新的“柏林墙”在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欧盟周边、和美国-墨西哥边界--同样也在单一国家内部到处涌现。

　　看来，福山的90年代的乌托邦不得不死亡两次：“9·11”中的民主自由式的政治乌托邦之死并没有影响到全球市场经济的经济乌托邦，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做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有人相信人类已经找到了最佳的社会经济秩序。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市场并不是一个仅凭自身就可以运转得很好的良性机制。它需要暴力来为它的运行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面对因他们的构想的实施带来的动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应对方式是典型的乌托邦“极权主义”：他们将失败归咎于妥协--仍然有太多的政府干预--并希望市场信条能更激进地付诸实施。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获得了蓬勃发展，因而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成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是要是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呢？如果亚洲与欧洲股票市场（托洛茨基式的沙俄特性）的联合证明其在经济上比自由资本主义更有效呢？如果它表明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制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与引擎，相反却是它的障碍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后共产主义的失望不应该被作为“不成熟的”的预期的标志，当东欧人民抗议共产主义政权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求的并不是资本主义，他们希望团结和某种公正；他们渴望能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政府控制，能聚集在一起谈论他们所喜欢的事情；他们希望从原始的意识形态教条与虚伪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他们渴望某种“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也许这种情绪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

　　[马淑贞译：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