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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而非态度:用地理解释历史
时间:2010-11-15 来源:译者 作者:伊恩•莫里斯 著 吴万伟 译 被查看:

 

 

  人们对西方社会在过去500年里称霸世界做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但伊恩·莫里斯认为,西方的全球霸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我穿你穿的衣服,说你说的话,看你看的电影。你说今天星期一,那它就是星期一。”

 

  这是马来西亚律师莎德·法鲁基(Shad Faruki)1994年接受采访时对英国记者马丁·雅各(Martin Jacques)说的话。他说的不错:200年来,很多国家聚集在北大西洋沿岸国家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西方”周围,西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称霸世界。

 

  很多人肯定在某个时候会纳闷西方凭什么统治世界呢?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多得数不清。有些人说西方人可能在生理上就比其他人优秀,或者说西方文化具有独特的活力;或者说西方的领导人更英明,或者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基督教文化使其具有领先他人的优势。有些人认为西方的霸主地位自从有人类记忆以来已经被确定下来了,但也有人认为西方主宰不过是近代历史阶段的偶然事件。许多西方人现在盼着中国十位数的经济增长把全球经济带出衰退的泥沼。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指出西方统治世界不过是个畸变,是以旧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短暂插曲而已。

 

  专家们意见分歧争吵不休时总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崭新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那些宣扬西方霸权的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史上,据此做出有关历史的推断。虽然,探讨西方霸权其实要求我们从其他角度分析,提出历史问题,然后看论证指向哪里?正如本杂志的刊头语所说“过去发生的事对现在很重要”。

 

  历史的形状

 

  要解释西方霸权就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观,需要人们从细节中抽身出来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百万年的大历史发展模式。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人类社会的生理一致性,这肯定驳斥西方霸权的种族主义理论。

 

  我们人类在20万到70万年前在非洲演化而成,此后六万年间散布到世界各地。到了大约三万年前,更古老的人类如尼安德特人已经绝迹。到了一万年前,单一的人种--我们--已经实际上控制了地球上的每一片土地。这种分散使得人类基因多样化,但其大部分后果(如皮肤、眼睛和头发颜色)实际上就是薄薄一层皮,那些更深刻的变化(如大脑形状或乳糖耐量试验)与西方霸权很少有明显关系。对此问题的适当回答必须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那就是东西南北各地的人都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历史结果会有这么大差异呢?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西方文化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他们说,只要看看苏格拉底的哲学、圣经的智慧、达芬奇的光荣就可以说西方自古以来就比其他地方强,但这种文化对比带有明显主观性。苏格拉底当然是伟大的思想家,但在他积极活动的年代(公元前5世纪)也是以色列的希伯来先知、印度的佛祖和耆那教(Jainism)创始人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和道家的时代。所有这些圣贤都提出了苏格拉底的类似问题(我能认识现实么?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建造一个完美的社会?)每个人的思想都成为确定此后千百万人的生活意义的流传千古的经典。

 

  希腊罗马、犹太、印度、中国经典的相似性如此明显以至于学者们往往把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称为“轴心时代”。意思就是说那是一个轴心,欧亚思想的整个历史就是绕着它转的。从地中海到黄海,更大的更复杂的世界面临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类似挑战,找到了类似答案。苏格拉底是这个大模式的一部分,并非带领西方走上优越于他人的道路的举世无双的巨人。

 

  从全球角度看,基督教作为更广泛趋势的地方版本比作为让西方独特性更容易说得通。随着罗马帝国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解体,新问题(现实人生之外还有什么吗?我如何获得救赎?)获得迫切性,新信仰因而赢得大概四千万的信徒,但在同一时期(即中国的汉朝崩溃前夕),摩诃衍那(Mahayana)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佛教(Theravada)对同样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而赢得了自己的四千万信徒。不久,伊斯兰在非洲、中东和南亚再次取得了这种成就。

 

  甚至像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大师,那些改善古代西方智慧并将从航空航天到艺术的一切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人最好也被看作中世纪以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欧洲变体。中国在此前大约400年出现了自己的文艺复兴,也是改善古代的智慧(当然是东方的)给一切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如沈括(公元1031-1095)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梦溪笔谈》,内容涉及农业、考古、地图绘制、气候变化、经典、人种学、地质学、数学、医药、冶金、气象学、音乐、绘画、动物学等。即使达芬奇也会对此印象深刻的吧。

 

  西方文化的一次次胜利不过是更广泛全球趋势的本地变种而已,并非普遍黑暗的世界的唯一灯塔。如果我们从人类学的更广泛意义上看待文化的话,西方历史似乎再次是更大模式的一个例子而非独特故事。因为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小型的、平等的狩猎者和采集者部落群体中。冰川时代后,某些狩猎者和采集者定居在村庄里,在村庄周围种植庄稼或饲养动物。其中有些村庄因为人多而变成了城市,拥有了统治精英。而有些城市演变国家和帝国,最后成为工业化国家。没有哪个社会越过狩猎和采集阶段直接进入高技术时代(除非受到了外来入侵者的影响)。人类社会都差不多,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人类社会遵循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发展顺序,西方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我提到的历史事例。意大利、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都位于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大概在北纬20-35度的一条线上。这决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是西方霸权的关键线索。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发现人类都差不多,但我们发现人类的地方却各不相同。地理是不公平的,能够决定世界的差异。

 

  12000年前,上个冰川时代结束,气温上升,全球变暖已经给任何地方都带来影响,但正如我们自己时代一样,其影响是不均衡的。在欧亚大陆北纬20-35度一带和美洲大陆的南纬15度和北纬20度之间,大颗粒的荒草如小麦、水稻、墨西哥类蜀黍(玉米的前身)和相对温和的大型哺乳动物如野山羊、野猪和美洲驼在温暖地带生长繁殖。这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恩惠,人们以此为食,但在种植庄稼驯养动物等管理这些动植物过程中不经意地驯化了它们。我们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它们的基因,培育了新物种,为人类提供了更多食物,基因修改机制也从此诞生。潜在的家养动植物存在于幸运纬度之外,但并不常见。实际上,许多地方如西欧大部分地方、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澳大利亚当地根本就没有可驯化的野生物种。考虑到人类都差不多的事实,后果是可以预测的:动植物的驯化---农业种植---首先在幸运纬度带开始,经过很长时间后才传播到其他地方。这并非因为生活在幸运纬度带的人更聪明或更勤劳,而是因为大自然给予他们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多的工作条件,所以发展进化更快一些。

 

  大自然在幸运纬度带内部也不公平。有些地方,首先是被称为“多山侧翼”的地方,即从现在的以色列经过叙利亚、土耳其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部的一线,自然资源特别好。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之间、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的自然条件稍微差些,墨西哥的瓦哈卡(Oaxaca)和秘鲁的安第斯山脉更差些。因此,“多山侧翼”最先看到农业稳固地确立起来(在公元前7500年之前),后来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大概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再后来是瓦哈卡和秘鲁(公元前5000),后来在接下来的7000年中传播到其他地方。

 

  农业从最初的核心地带传播是因为它能比狩猎和采集养活更多人口。农民过的生活往往比猎人更苦,饮食也更糟糕,但那是另外的问题。农民数量众多、繁衍更厉害(集中生活,靠近家养动物)、组织程度更高更有效率(更大的村庄需要保持秩序)、武器先进(解决不断的冲突所需)稳固地驱逐了狩猎者,猎人要么自己也从事农业生产要么远走他乡。

 

  农业核心区在扩张过程中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机构。在开始农业生产的三四千年之内(也就是公元前3500年的亚洲西南部、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公元前1900年的中国、公元前1500年的中亚美利加洲和公元前1000年的安第斯山脉)首次出现城市和国家。又过了几个世纪,大部分国家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官僚制度,到了两千年前,出现了领土连绵不断,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帝国,从地中海到中国都有。这时,扩张者和贸易者把农业、城市和文字传播到幸运纬度之外的地方,如西北部寒冷多雨的英国或东南部炎热潮湿的柬埔寨。这些大帝国如东部的汉朝、印度的孔雀王朝(the Mauryan)、伊朗和伊拉克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以及最西边的罗马帝国拥有很多相似性,但最强盛、最富裕、最伟大的帝国当然是罗马帝国,它是欧亚大陆“多山侧翼”的最初最西边农业核心区的后裔。

 

  地理解释了为什么农业生产首先在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带的最西边开始。如果西方维持大自然不公平地给予他们的早期优惠地位,地理将成为现在西方霸权的明显解释,但这不是真实发生的情况。西方在过去一万年中并非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最先进的地方。从公元600年到1700年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这些最高级形容词适用于中国而不是西方。

 

  在罗马帝国和汉朝帝国在第一个千年初期到中期衰落之后,中国重新统一成为统一的大帝国,而西方持续分裂为小国并遭遇阿拉伯人入侵。到了公元700年,中国的首都长安可能拥有百万居民,中国文学进入其黄金时代。雕版印刷术出版了数百万的著作,人们使用世界上第一种纸币(公元10世纪的发明)。到了1000年,经济革命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繁荣。11世纪的中国每年生产的钢铁和整个欧洲在工业革命前夕的1700年的产量一样多。中国铁匠实际上生产了这么多钢铁使得整个森林都被砍伐以满足铁匠铺的需要,中国人学会使用焦碳冶炼矿石的方法比西方早六百年。

 

  多个世纪来,中国的财富和力量让西方相形见绌。在1405年到1433年之间,在葡萄牙小帆船到非洲西海岸远行时,中国皇帝已经派遣庞大的船队在宦官将军郑和率领下横跨印度洋(据说郑和身高将近三米,腰围230厘米)。郑和的旗舰与船长一样庞大,该船有80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哥伦布1492年航行时的船比郑和船的主桅杆低,虽然他的舵是这大个子船长的两倍长。哥伦布率领三艘船和90名水手,郑和率领300艘船和27870名水手,其舰队从印度的城市获得朝贡,还访问麦加,甚至到过肯尼亚,中国当今的考古学家在那里潜水确定郑和船只残骸的位置。

 

  位置的力量

 

  中世纪中国的光荣从表面看似乎驳斥了西方现在称霸世界的任何地理解释。毕竟,在过去500年中地理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或许如此。地理影响历史,但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影响历史。地理确实决定了世界某些地方为什么比其他地方发展更快,但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地理位置的意义。

 

  我们再次拿欧亚大陆伸到寒冷的大西洋的孤岛英国作为例子。四千年前,英国远不是在尼罗河、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行动的中心,那里的农业生产已经持续了千年,有大城市,有成千上万的劳工累折了腰地为国王建造皇宫和金字塔,以便让他们永生。遥远的英国很少有这些东西,这些只是从地中海核心缓慢地传播到大西洋的边缘地带。地理位置使得英国非常落后。

 

  但是,如果我们拨快时间来到400年前,曾经让英国落后的同样地理位置现在为这个岛国带来了财富和力量。英国被拉进不断扩张和更加发达的核心,现在它有船只可以横跨大西洋,有射击对面敌人的枪支。这个延伸到大西洋中的位置在4000年前是劣势,到了17世纪成为巨大的优势。

 

  首批进入美洲大陆的探险家是印度人(哥伦布是热那亚人,1497年达到新大陆的“英国”著名探险家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实际上是在佛罗伦萨长大的乔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他们很快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取而代之。这并非大西洋海岸比地中海地区盛产更大胆更聪明的探险家,不过是因为西欧离美洲大陆更近而已。

 

  如果给予时间,15世纪最伟大的航海家---中国人肯定也能发现和殖民美洲(2009年,15世纪帆船“太平公主号”仿古复制品只差20英里就完成台湾旧金山往返航行的壮举,只是在看见家乡的地方与一艘货运船相撞)。曾经使得“多山侧翼”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容易驯化动植物的地理位置如今再次给西方优惠待遇,从英格兰到新英格兰的航行只是从中国到加利福尼亚的航程的一半。几千年来这个地理事实一直不重要,因为没有横跨大洋的船只。但到了1600年,这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地理的意义已经发生改变。

 

  这只是变化的开端。北大西洋周围在17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经济形式,通过利用围绕其海岸的地理位置的差异而获得丰厚的利润,提高了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工人工资。在此过程中,极大地增加了能够解释风向和潮汐运行的人的利益,也给用更好方法计算和测量的人或解开物理化学和生物秘密的人带来利益。意料之中的是,欧洲人开始用新的方式思考世界,从而开始了科学革命。后来他们把洞察力用在生活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启蒙运动。牛顿和笛卡儿是天才,但中国学者如顾炎武(1613-82)或者戴震(1724-77)也是天才,他们也花费毕生精力研究自然。只不过地理位置给牛顿和笛卡儿提出了新问题。

 

  西方人回答新问题时发现这些答案带来了更新的问题。到了1800年,科学和大西洋经济的结合为企业家进行机械化生产和使用矿石燃料提供了奖励和机会。这发生在英国,因为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生产。化石燃料提供的能量这个意外之财很快转变成人口膨胀、生活水平提高和庞大的军事力量。所有障碍都被粉碎。英国战舰迫使中国在1842年开放与西方贸易,美国人在11年后迫使日本开放市场。西方霸权时代到来。

 

  历史的教训

 

  我们从历史上学到了什么呢?我认为有两点。第一,因为人类都差不多,我们共同的生理构造解释了人类财富、生产力和力量在过去一万年的巨大飞跃。第二,地理位置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称为西方的这些国家称霸世界。

 

  地理位置决定了冰川时代结束和世界变暖时,从地中海到中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带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地发展农业,成为第一批出现城市、国家和帝国的地方。但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它改变了地理的含义,财富和权力中心在这些幸运纬度带内部出现转移。在公元500年之前,欧亚大陆的最西边抓住早期的领先优势称霸世界,但在罗马帝国和汉朝帝国衰落之后,权力中心向东转移来到中国,中国雄居世界之巅一千多年。只是到了1700年前后,该霸权再次转移到西方,这主要归功于枪炮、指南针和远洋航行船只的发明,这些最初都是东方领先的,但多亏了地理位置,这些在西方用途更大。西方人创造了大西洋经济,这提出了世界运行的新问题,推动西方人进行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已经称霸全球。

 

  但历史并没有在那里终结,地理法则继续发挥作用。到了1900年,英国主宰的全球经济已经吸引了北美洲的大部分资源,把美国从非常落后的边缘地带带进全球中心。这个过程在20世纪持续进行,随着美国主宰的全球经济吸引亚洲的资源,首先把日本然后把“亚洲四小龙”最后再把中国和印度变成主要的经济体。

 

  从这些历史模式中分析,我们可能做出一些预测。如果这个变化过程像在20世纪的速度继续在21世纪运行,东方经济将在2100年超越西方。但如果变化的速度就像15世纪以来持续出现的那样持续加速,我们可以预料东方称霸全球将在2050年实现。

 

  飞速变化的时代

 

  现在除了一个细节外,似乎非常清楚。过去显示虽然地理影响社会的发展,发展也影响地理的意义,但所有这些迹象是在21世纪地理的意义比从前变化更快。我们甚至可以说,地理已经在失去意义。世界在缩小,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核武器、气候变化、庞大移民、传染病、食品和水供应都是全球问题。或许历史的真正教训是到了东方超越西方成为世界主宰之时,西方为什么称霸世界的问题已无关紧要了。

 

  作者简介

 

  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斯坦福大学古典文学系和历史考古中心教授,著有《为什么西方称霸世界:历史模式及其对未来的启示》 (Profile, 2010)

 

延伸阅读: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Vintage, 1998)

  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为什么是欧洲?(McGraw-Hill, 2009)

  马丁·雅各(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Allen Lane, 2009)

  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国富国穷》(Abacus, 1999)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责编:Y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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