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道破了天机。该文指出，美国在东亚、东南亚的迫切目标是防止该地区的“芬兰化”。

　　最近的中日撞船事件，以日本的外交挫败告终。有历史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出了口恶气，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同时，这一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屈辱感，乃至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放言美国已经靠不住、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在西方世界的连锁反应，也相当巨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问：连经济规模和中国比肩、并拥有强大国防力量的日本都要向中国屈膝，小一点的国家还怎么办?该文接下来列举了不久前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东南亚国家的恐惧。让西方人焦虑不安的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世界的力量平衡，给未来带来了不可预期的变数。

　　这一力量平衡变化的底牌，还是美国和中国的角力。

　　中国近年来迅猛崛起为世界大国，美国则在布什治下八年伤透元气，如今陷入战后最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实力“触底”。这样的国力消长，使两国都面临着如何运用自己在世界的影响力的问题。应该说，从南中国海的争端到中日撞船事件，美国都在处心积虑经营自己未来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布局。中国虽然在撞船事件中获得了清晰的外交胜利，但是这种一城一地的得失，对大布局有什么助益?会不会冒进到美国的大战略的圈套中?中国是否有自己的大战略?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美国的大战略，遵行着“软实力”的原则。这是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的重大转型。“软实力”作为现代国际政治中的概念，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前院长、克林顿政府的阁僚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出版的《命中注定的领袖：美国权力的本质性变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提出的。根据他的分析，实力有两种。一种是“硬实力”，即强制性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一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包括GDP、人口、资源、技术水平、军队等等。这种实力的运用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经济援助、武力恫吓，乃至直接的武装干预。“软实力”则是一种使别人在非强制的情况下与自己合作的能力，来源于一国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感召力，很难用GDP、军事技术等计量化的尺度来评估。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软实力”就是引导别人渴望你所追求的目标的能力。

　　美国重新扩张“软实力”

　　奈指出，冷战的结束，瓦解了以北约和华约为核心的两大意识形态联盟，各国追寻多元的目标，变得日益独立化。依靠“硬实力”很难将这些相对自主的国家聚合在一起。对于世界领袖来说，重构“软实力”显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在21世纪的核心战略，应该着眼于“软实力”的扩张。

　　此论曾在克林顿政府中风行，但被信奉“单边主义”的布什政府所拒斥。可惜，布什执政的八年成为美国的梦魇。美国硬碰硬地在国际上被撞得头破血流，“硬实力”大大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在2008年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软实力”再次成为国家目标。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硬实力”上急于从国际舞台上有序后撤;但在“软实力”上，则在静悄悄地寻求扩张。

　　从这一战略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与邻居之间争端的态度，就格外有深意。对中日撞船事件，美国关注却沉默。其道理很简单：美国虽然一直没有对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表过态，但是钓鱼岛其实是在日美安全防卫协议的覆盖范围之内。中日两国真要为此动武，美国很难作壁上观。美国无疑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其沉默是要避免和中国硬碰硬。与此相对照，南中国海则基本上并不在美国和盟国防卫协议的覆盖之下，但美国却相当积极地站出来，将此划入美国利益的范围内，仿佛有意挑衅。这岂不是和其回避冲突的“软实力”原则矛盾吗?

　　《华尔街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道破了天机。该文指出，美国在东亚、东南亚的迫切目标是防止该地区的“芬兰化”。所谓“芬兰化”，指的是在冷战期间，芬兰虽然身为中立国，但面临着苏联这么一个庞大的邻居而坐卧不安，在外交上大多听命于苏联的意志。中国的崛起，也使东亚、东南亚国家有一种芬兰的感觉。如果这些国家从美国那里得不到支持，则除了听命于中国以外别无选择。这一地区就会被“芬兰化”。可见，美国这个时候出来说话，并不是着急寻求和中国的直接对抗，而是要为东南亚各国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告诉大家美国还是可以依靠的。在美国看来，这个选择的存在，满足了各国的共同需求，自然也使美国在这一地区具有了塑造共识的潜力。换句话说，就是引导这些国家追求美国所追求的目标。

　　当然，这种潜力最终能否兑现，还要看中国的举措。东南亚小国越是觉得自己无力独自和中国讨价还价，不安全感就越强，就越有寻求和其他大国合作甚至结盟的意愿。大家如果都有这样的意愿，美国只要顺水推舟，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轨道、确立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

　　缔造中国阴影下的“共识圈”

　　中日撞船事件，使这一“东南亚心态”向北发展。众所周知，日本是大国，东南亚诸国是小国，双方的战略利益非常不同。日本战后迅速崛起为自由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又有着稳定的民主制度，本是亚洲老大，至少应该扮演区域的领导角色。可惜，日本一味躲在美国羽翼的庇护之下，对二战的罪孽缺乏真诚的反省，失去了充当亚洲领袖的道德资格。如今，日本的经济总量已经被中国所超越，衰落之势明显，亚洲领袖不仅没有当成，甚至候选的位置也保持不住，不得不在崛起的中国的影子之下生活。在这次撞船事件中，日本政府在中国强大的外交压力下毫无还手之力，使日本人难得尝到了小国的滋味。

　　然而，这种中国变“大”、日本变“小”的意外结果，导致日本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和东南亚各国的战略地位更加接近了。大家都为有中国这个大邻居而感到恐惧。当然，我们更不要忘记，韩国对中国在“天安”舰事件中袒护北朝鲜的态度相当不满，印度和中国也有诸多的潜在冲突，台湾问题更是远没有解决。在美国看来，环绕着中国的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各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但在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忧虑。如果美国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缔造一个在中国影子下生存的“共识圈”，美国就能奠定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从南中国海的纷争到中日撞船事件，西方主流媒体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愤怒的巨人”，给这一“共识圈”的形成提供依据。中国“愤青”所主宰的网络民族主义，也正好为“愤怒的巨人”的形象提供了证据。

　　从这个角度分析，随着近年来国力的大增，中国坚决在国际上声张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家门口推展自己的核心利益。这属于一种“硬实力”的扩张。“硬实力”衰落的美国，则谋求以“软实力”塑造一个围绕着中国的“共识圈”。这个“共识圈”的“设计性能”，是随着中国“硬实力”的膨胀而增强，给美国越来越多的筹码。如果把这个“共识圈”比作一个绳套的话，那么被套在里面的人动作越大，套子就收得越紧。相反，套中人如果能遵循无为而治原则使用软功，则可以从这一套子中轻松脱出。

　　改变“韬光养晦”的战略考量

　　当然，以上分析是仅仅着眼于战略布局，并不是说这种包围中国的“共识圈”已经形成。不过，这种“共识圈”的潜在可能，就足以令中国警醒。在某种意义上，21世纪头十年预示着一个“枪打出头鸟”的时代：凡是倚靠“硬实力”扩张过度者，都会受到惩罚。美国打赢了冷战，国力又因1990年代的经济奇迹而猛增，似乎很有奉行“单边主义”的本钱，结果如何?现在已经一目了然。如今，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否应该走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哲学、凭借着实力上的本钱在国际社会扩张、立威呢?这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过去30年使中国受益的国际环境是什么?第二，中国是否有必要、也有能力替代这种环境?

　　显而易见，过去30年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建立在美国所主宰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上的。在这一秩序中，中国享受着安全的油路、庞大的海外市场，自己不费一枪一弹，即使在家门口也是平安无事，处于“搭便车”的地位。“搭便车”者自然无法指挥司机走哪条路，但自己一不用买车，二不用买票，如果大家旅行的方向大体一致，就不失为一笔好买卖。从现在的国际格局来看，中国手上的牌越来越多。如果中国不寻求改变这种秩序，其他国家也很难对之进行改动。但是，如果中国一定要过一过“大国瘾”、抢过方向盘、改变这种秩序的话，那么中国是否有能力和资源，建立一种替代性的秩序呢?在这个问题上，怕是中国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难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构造21世纪的大战略，不能逞一时之快，更不能为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劫持。作为大国，中国外交应该迅速摆脱被压迫民族的受害者情结，以领袖的胸怀和世界打交道。而这种领袖的权威，并不来源于驱使别国服从自己目标的“硬实力”，而是在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塑造共识的“软实力”。

　　作者是美国波士顿萨福克(Suffolk)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