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尽管政治经济学家们常常声称自己的使命在于发现（或形成）普世的、永恒的真理，然而，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它反映了经济和政治（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背景和国家类型、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型。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中，新旧知识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呈现出多样性。?

　　政治经济学试图在一种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来理解某一个经济体的功能。考虑到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强、技术和规制机制的不断变革，以及经济、组织和管理结构的不断演进，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尝试是一项日益复杂的工作。与纯经济学——它集中于经济系统的内在逻辑——不同，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其他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将这些影响因素纳入了它的分析框架。?

　　在经济发展上领先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许多前提条件。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在塑造既有的市场结构和机制方面必不可少，它们将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的思想置于支配地位。为了实现某种独立性，我们有必要疏通经济发展和政治之间关系的通道，从而实现预想的稳定模式。?

　　在世界经济中，那些试图实现现代化和赶超目标的后发国家（如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大。它们必须在如下方面作出决策：应该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哪些目标应置于优先地位？现代社会中有哪些要素可以移植？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和期限来移植？等等。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的急剧变迁，包括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转轨与对抗。此外，现代化预示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它会造成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效率通常会受到如下行为的影响，如，扩大使现有政权制度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以及内部和外部的政治支持。在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导入之前，在急剧的社会变迁发生的早期阶段，政治因素的作用特别明显。正因如此，各种富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就应运而生。?

　　在当代西方社会，全球化、环境问题和向后工业化的知识社会转型也造成了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大量相关问题的出现。现有的产权制度、经济结构和机制、政治制度等在何种程度上会发生变化？它们的社会后果如何？新的变化趋势和过程将在何种程度上修正我们之前关于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观念？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经济学来回答。?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考察俄罗斯社会经济转型的经验可能会有所助益。在20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这两次大转型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社会运行过程中感性认识、特权阶级和相关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俄罗斯的某些特征?

　　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需要克服各种社会惯性的影响，而这些惯性常常是社会转型偏离其目标的主要原因。因此，简要阐述一下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主要特征是必要的，这些特征是多年累积起来的，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一，俄罗斯是一个疆域非常辽阔、气候非常严寒的国家。因此，所有现实经济活动都存在大量的额外成本（例如，需要长途运输、加热，等等）。竞争力的实现常常要借助不成比例的高额投入和/或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生活标准。这就造成了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普遍怀疑，进而使人们倾向于怀念其他的方法。?

　　第二，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少数几个重要中心之外的广大地区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景象：即便是非常重要的法律都执行不力；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很淡薄。在中央政府约束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大多数问题都由地方当局自行决策。因此，腐败和地方割据大行其道。大多数人倾向于避开正式的司法体系，在法院之外以习俗、传统、正义和平等观念为基础来解决冲突。所有这些特征在前苏联体制下只得到过部分的修正。?

　　第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地理上，俄罗斯都比那些采用集约的生产模式或采用（以协商为基础的）更调和的社会观念和制度的小国家面临的压力要小。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存在着逃向无主领土的选择，并因此而避开了某些矛盾。结果，几乎没有调和政治的遗产。在一个极端分化的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是赢者通吃，并限制其他人的发展。这就是俄罗斯社会从总体上看动荡不安的根源。?

　　第四，很多地区（包括通讯条件很差的地区）都禁止草根运动的发展，也不允许大多数人进入中央甚至地方政治。因此，政治（除了自发的起义）一直是少数精英人物的专属。现有的政治管理体制严重依赖于快速扩张的官僚体系，它们的权力在不断地增长。而且，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深深的裂痕。后者（权力阶层和广大群众都不信任）常常对现状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并煽动不满情绪，以满足社会变迁的需要。?

　　第五，俄罗斯精神（在许多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中也很常见）通常与专业化的社会科学、对现象与过程进行人为分离，以及作为纯经济学基础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和抽象是不相容的。因此，相对于纯经济学，他们更偏好政治经济学。?

　　三、前苏联的试验?

　　俄罗斯的“十月革命”（1917年）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渴望自由的人性的驱动，或者说，它至少使俄罗斯人从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特性中解放了出来。这是一种过激的意识形态，认为应该全面废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蛛丝马迹。这种意识形态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因而掌权者在建国之初并没有遇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然而，当时所发动的深刻变革以及所采取的强制方法很快就造成了类似于最近由“休克疗法”（当时还没有这一术语）所造成的结果。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网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法律观念和规则被推翻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的生产活动进一步恶化，在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人们的生活愈发艰难。在经济问题日益增多的压力下，新体制的合法性和支持率在逐渐下降。?

　　不久，政府就意识到刚刚启动的转型不得不给政治权力让路。说服的手段很快被强制措施所取代。原定的社会经济转型被迫推迟，代之以推行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并再次引入了市场经济关系和小规模资本主义企业的某些要素。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政局稳定之后，经济发展才重新成为政治的优先目标。?

　　苏维埃体制下的主要社会经济目标被界定为：创立现代经济体系；规避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确保劳动人民的最低社会安全。在苏维埃统治的70年时间里，这个计划的具体细节几经变更，但是其目标却始终如一。?

　　工业化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法。这意味着大规模地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移植生产结构。但是，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组织和管理宏观和微观经济活动必须采取一套全新的方式。通过试错的方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它后来形成了闻名于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心原则是：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国有财产具有优势地位；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中央计划指令控制了主要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说，经济结构和调节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同时，人们的心理动机、价值体系等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起初，最大的问题注定是纯经济的。各级政府的激励问题并非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物质和精神激励混同在一起，连同失败时对压制的持续恐惧很快就起作用了。经济效率被认为是理性计划（rational planning）、精密结构（well-conceived structure）和调节环节缩减（eliminating costly intermediation）的函数。资源动员和配置不再被认为是什么难事。国家在经济积累中总是起着主导作用，而且随着金融、预算和会计创新工具的大量引入，这种主导作用被强化了。?

　　中央计划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将对未来经济结构的长期（如5—10年）估计同相互依赖但独立、分散的企业联系起来。俄罗斯的中央计划不得不确保各类企业与经济结构的长期转换紧密联系在一起（Ljubunj，1977）。这种做法非常重视前向和后向联系（在短期内是僵化的，而在中长期却更有弹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新概念和方法论，例如，人们需要经常性地编制精密的有关企业和产业的投入产出平衡表。V.列昂剔夫（V.Leontieff）后来将这些方法写进了他的著名的投入产出表及其分析之中。?

　　通过大规模的资源动员并将它们集中在少数优先发展的领域，中央计划者不仅将既有的结构和工业模式移植进来，而且还将更多的创新方法融入了工业化战略之中（例如，改变工序、蛙跳式前进、强调机器制造业等）。?

　　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通常具有实实在在的政治意涵。强调大工厂生产的思想不但源自流行的规模经济概念，而且是更好地进行中央控制和计划的需要。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导致了成千上万个“一厂城镇（one-plant town）”的创立，它们不可避免地高度依赖于既有的产业内网络（为了保护产业，高度机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大规模的、专业化的、相互依赖的企业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产业内网络，被许多人看作是前苏联高度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化，既有的集中化决策方法和繁复的官僚程序使得中央计划从经济发展的工具逐渐转变为桎梏。数十万个不同生产集团的流动和数十万个企业的投入产出不能被集中追踪，更别提集中化的协调和确认了。此外，每年还有数百种新产品不得不引入集中化决策的流程。集中化决策的任务越来越不可能完成。决策的分散化势在必行。但是，以决策分散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在政治层面上幻灭了，因为当权者担心会失去控制和权力。?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巩固虚弱但僵化的精英权力结构的政治命令与日益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经济条件之间的冲突日渐升级。社会变迁的情绪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作出了准备（Kollontai，1999）。?

　　四、俄罗斯当前的改革?

　　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俄罗斯转型远未完成。不仅如此，转型的结果仍不明朗，且在多个方面都是不可预期的。很明显，这次转型完全不同于十月革命之后所进行的转型。?

　　俄罗斯当前的转型在启动之时，其社会基础与合法性都十分有限。尽管人们期待着变革，但究竟采用哪种社会形式来代替旧的社会形式却是争论的焦点。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重点是改革社会主义，但是这种改革运动很快就失控了（Afanasjev，1988）。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者采取了更广泛的宣传攻势，慢慢地灌输一种思想，即，在当今社会，不存在比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更好的选择。一时间，人们争论的焦点变成了俄罗斯应该采取哪种形式的市场—民主社会模式：社会民主制度（沿着瑞典、奥地利的路线）或自由市场民主制度（沿着美国的路线）。这些问题是在知识界、政坛和大众媒体中以非常抽象的形式讨论的。然而，有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地提出来或讨论过。例如，不管是领导阶层还是普通公众，他们对市场和西方民主都只有模糊的概念（Zaslavskaja，1996）。?

　　戈尔巴乔夫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并打破了旧体制的组织和管理基础（如一党统治）。到了1990—1991年，这种变革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前苏联的崩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局面，并使许多潜在的问题浮出水面。在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休克疗法和自由主义的方法流行开来（Gaidar，1997；2000；Mau，1996；Uljukaev，1996）。意识形态承诺、仇恨、个人的雄心壮志和争权夺利常常成为执政当局实施战略决策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忽视了反对意见。事实上，自由的市场化改革虽然简单，但却意义深远，普通公众从来就没有领会时局的全部要点，更别提对其有何影响了。?

　　之前的权力中心（共产党）被改组，它们转入了一个全新的系列并且被剥夺了之前的大部分权力和武装力量。但是，由于缺乏社会基础，新的掌权者在某些领域必须放松管制，以便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结果，新的权力中心出现了。通过控制经济命脉，强大的寡头集团对社会运行过程施加了压力。地方被赋予了新的权力和特权，这使得权力和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中央向地方转移（Goskomstat，1998；Jivalov，2000）。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种新的社会分化开始出现。普京总统的第一项施政方案就是旨在遏制这种社会分化趋势的蔓延。?

　　在政治领域，从中央向地方分权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许多相关的制度也已建立起来。尽管许多制度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但是它们的功能却由于社会环境、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和改革的优先次序而大不相同。由于能力欠缺（比如，立法者对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具体功能认识不足），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国会（特别是在其运行的最初几年）通过的大多数法律形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司法体系，这一司法体系充满着漏洞、相互冲突的规则和矛盾，从而制约和扭曲了执法机构和法院的功能。?

　　在文化领域，动机、价值体系和不同社会团体的特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Shalin，1996；Artemov，1999；Zaslavskaja，1999；2000）。在经历了对社会变迁乐观预期的一阵狂热之后，大部分社会成员对政治、选举和民主的其他形式越来越淡漠、越来越不关心了。个人主义日益取代了集体主义。带着不同的疑惑，越来越多的人把行动目标放在了追逐金钱和利润上。许多人在动机和估价上日益呈现了两面派的人格。在形成个人和集体的品格方面，大众媒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前不习惯于推销自己，不善于人际交往的人，现在必须接受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价值观念，并将其看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经济领域，过去15年是相互分歧的政治—经济方法无休止碰撞的时期，这种碰撞起先发生在泛泛的概念或术语上，后来发展到特定的实践领域。在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时期，争论主要限于对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诸如其独裁倾向、不顾微观效率，等等），并且尽力将市场元素渗透到盛行的观念之中。?

　　随着前苏联解体、叶利钦掌权和苏共执政党地位的终结，之前的行政手段、司法体系立即解体，完全竞争假设成为经济政策制定的前提（Aslund and Layard，1993；Aslund，1995；Layard and Parker，1996；Leitzel，1995）。这一变化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学术界和立法机构中许多代表的强烈批评。?

　　行政机关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分歧使得与市场形成相关的多数立法出现了僵化。总统令、未经议会通过的法律在许多重要的领域成为市场活动的主要基础。在最近十年中，独立的司法基础的缺失使得俄罗斯在市场形成方面出现了扭曲，甚至进入了完全不受管制的渠道。?

　　苏联解体打破了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系统，并成为生产力急剧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俄罗斯国内相对价格与国际相对价格相差较大，价格自由化和外贸去管制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经济部门获利丰厚，而其他部门则完全相反。资源配置发生了大逆转，总产量迅速下降，超级通货膨胀肆虐，后者很快就吞噬了积累起来的储蓄、投资基金、商品及劳务交易资源。这反过来降低了居民的购买力，改变了生产和消费模式（特别是在改革的前三年）。?

　　休克疗法在整个经济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1994—1998年间，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由于采取了偏激的货币主义政策，生产、消费和资金流量出现萎缩。通货不足迫使大部分经济部门进行易货交易，甚至采取了半自给自足的方式。这反过来造成了预算收支的收缩。同时，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结构转换——军事产品大幅减少、进口替代了国内生产、国内债务大多无法偿付、外债急剧增加——1998年8月，赤字达到了最大值。时势再一次发生了剧变：进口变得无利可图，当地化生产再次成为可能，许多经济指标逐渐稳定下来。然而，最近三年的好转并不能够很快减轻俄罗斯经济的萧条状况。?

　　其间，私有化为大规模的全球生产设施和资产实施利润角逐开启了美好的前景。狂热的原始积累重新开始，其中，政治关系、累积的金融资源和投机技巧为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不计后果的投机活动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迅速膨胀的预算赤字、无穷无尽的法律漏洞以及综合性社会立法机构的缺位使得私有化变成了一场没有约束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胜出的企业家与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描述的企业家很少有共同点。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Choubais，2000；Kouzenkov，2000；Komaritzkij，2000）。?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差强人意，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政治家信奉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场观念，而不是对潜在的经济问题提出务实的解决办法。在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转型过程中采用混合经济方法。而且，当今的俄罗斯也缺乏在意识形态和/或政治经济学教条方面不抱偏见的、能够找到务实解决办法的有识之士。在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寻找混合经济方法的努力（BEA，2000），但是它很短促、也没有被当权者采纳。当前，俄罗斯当局正在努力遏制分裂势力，并创建了更为综合的司法体系，同时为俄罗斯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入世界经济大舞台创造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的替代战略、重视发展的社会元素、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等正在酝酿之中（Abalkin，1999；Lvov，2000；Korolev，2000；Belousov，2001）。尽管人们再次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围绕市场自由化和市场优势程度所进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远没有结束。?

　　因此，构建当代俄罗斯的理论性的（而非描述性的）政治经济学显然为时尚早。?

　　五、结论?

　　政治经济学有其一般性和抽象性。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它旨在洞察主要的经济关系以及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主要关系。大部分结论对相对稳定的、缓慢变迁的情形是适用的。它们是理解社会经济功能及其演变的综合性（常常是标准化的）框架。?

　　然而，当今社会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环境、向知识社会转型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因此，所有的社会，虽然发展进程和形式不同，但是都正在从多个维度被推向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在这些情形下，创立一种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学是极其困难的。决定社会发展模式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数量正在呈指数型增长，其数量多如天上的星星、无穷无尽。一种处于胶着状态的僵化的政治经济学很容易导致对迅速变化的问题的僵化处理。?

　　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最好是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各种因素或政策的可能影响，从而形成对各种可能情况下不同结果的知识积累。这虽然不是一种新的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它有其独特的价值。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下，没有一项严格的规则能够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它们都是根据具体的情形量身定做的，并且都是在此前经验和辛勤耕耘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为此，拥有丰富的经验，以及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偏见的方法是最为重要的。越早面对和讨论正在出现的问题，就越有机会及时找到可被广泛接受的、有效的解决办法。　　?? 

　　（作者：弗拉基米尔·柯伦泰（Vladimir Kollontai），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编译者：董丽娃，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山东轻工业学院金融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