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权力平衡的西移将会继续。亚洲将会崛起，尽管不时仍然会有磕磕绊绊，而中国在走上复兴之路前似乎将遭遇一些环境和社会难题，这些难题会给所有那些厌恶权力回归中央帝国的人一丝希望。而亚洲的其他国家——印度、印尼、越南、韩国，也会前进，虽然道路崎岖，但方向明确。

　　我们如何理解权力向亚洲的转移，以及这对欧洲和美国的“老”权力中心又意味着什么？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或许是国家的权力为什么会消长。增长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最佳答案，也提供了捍卫权力的方法。

　　我第一次访问日本的时候，傅高义（Ezra Vogel）的畅销书《日本第一》的余辉仍很强劲，此书最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之后在日本不断再版。对个人而言，日本知识分子和政客对这个预测都很兴奋，尽管他们也竭力想避免给神经质的里根晚期政府任何暗示：日本期盼美国的未来地位相对衰落。

　　所以我被一次次羞怯地问及，我对国际政治权力西移的理论有何看法。当我让同我交谈的人解释这一问题时，得到回答总是一致的：几千年来东亚都是世界的中心，拥有最先进、生产力也最发达的文明，等等；之后这个中心开始向西移动，通过印度洋北上，到地中海，但是布罗代尔（Braudel）那著名的十六世纪“地中海世界”又被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民族国家所超越：先是法国、荷兰，最终是英国。

　　英国的优势出奇地长久，但在1900年前后，它让位于美国东部那些巨大的工业重镇；而在1945年之后，似乎是由于自然之力，世界的中心又稳步地向美国西部转移。

　　这样，你就明白了，发生的这一切不过是世界财富和文明的中心再次向西移动，到达日本。这就是为什么傅高义教授的著作令人如此印象深刻和信服。取代美国并不是日本的错，只是现在轮到它做世界第一了。不必心存芥蒂。

　　当我礼貌地指出，世界中心的西移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事实上，这一论点自身的逻辑使得这种移动不可避免，因此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时我们的交谈便无法继续了。我们分别的时候，双方都同意要深入考虑这个问题。

　　增长才是硬道理

　　从那之后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一点。不需要像汤恩比那样对世界历史的变迁给予复杂的解释--“行动与反应”、宗教拯救灵魂的恩典等等-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种权力和影响随时间而发生动态变化，是很神奇的--而且是很重要的。

　　这个故事曾经吸引了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关注--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罗利（Raleigh）、维科（Vico）、吉本（Gibbon）、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 兰克（Ranke）、 威尔斯（Wells）、韦伯（Weber）、斯宾格勒（Spengler）、麦金德（Mackinder）、布罗代尔（Braudel）、威廉·麦克尼尔（McNeill） --这是事出有因的。人类的组成单元--国家、帝国、文明--不论什么称谓--为什么会兴起，比其他人占据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什么之后又开始失去这种优势？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历史问题么？

　　正是在这一点上，大量的问题就像战马响应号角一样涌现出来：答案可能是文明、科学、或者病菌和疾病、也可能是道德的沦丧，或者是蒸汽机的发明，抑或是像罗马帝国那样的组织能力。

　　对我而言，尽管有陈腐老套之虞，有被当作马克思主义老学究的风险，但我仍然认为列宁也许是最接近本质答案的，他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速度的不均衡”。他一次次地问他的读者，如果没有长期的成功的增长，我们会相信德国能够统一么？会相信日本能够进入世界强权之列么？当然不能。

　　列宁的方法，其精妙之处在于，他在解释特定经济体的相对兴衰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时，并没有将自己卷入冗长的论争之中，诸如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孰优孰劣、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之争、对疾病的相对抵抗力，或者民主与专制谁更优越等等。而是像自然科学家通过观察数据得出结论那样简明地指出，如果记录显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国家，权力的平衡便将会稳步地向它倾斜。前面提到的那些因素只是唯理主义的分析，重要的是当前发生的事情。

　　而在我看来，这正是讨论我们新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现象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亚洲的相对兴起，或许中国尤甚，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整体的相对衰落，或者更具体一些，西方的两个最重要的成员--欧洲和美国的相对衰落。

　　然而在某些阶段，这两个部分都需要区别对待，因为他们对亚洲兴起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欧洲的普遍情绪--至少是从我最近参加的一些国际会议来看--是一种认命式的默许，其中又夹杂着一种奇怪的穿山甲式的臆想，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在美国，“衰退论者”和“例外论者”的辩论要激烈的多，想必是因为--正如亨利·基辛格可能会说的--筹码是如此之高。

　　很难判断这两种辩论哪一个看起来更令人沮丧，哪一个更不可理喻。或许欧洲宿命论的逻辑更胜一筹。不过这种宿命论时常被马尔可夫链理论的要求所打断——按照链理论，欧洲大陆不联合，就会毁灭。

　　相反，在美国关于亚洲兴起的辩论现在近乎愚昧，但有三种相互论争的不同观点：要么认为这一切并未真的发生，二十一世纪仍然将是美国的世纪，尽管大量数据的证据和预测显示了相反的结果。要么认为亚洲的兴起确有其事，但无须担心，因为美国和亚洲是自然的互补的贸易伙伴，因此他们会同时致富，就如同一个跨太平洋的巨大的汉萨同盟一样。这种观点显示了对于权力政治的令人惊诧的天真。第三种观点尽管为许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所鼓吹--不是历史学家，但也是最令人疑惑的观点，此观点认为：是的，全球的动态发展在飞速进行，是的，亚洲和中国在迅速兴起，因此美国在所有指标上占的比例都在相对萎缩，但尽管如此，美国仍将在世界事务中占据特殊地位，它仍将是高高在上、不可或缺的国家。

　　谁掏钱谁说话

　　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如何能够相对兴起而不带来其他部分的相对衰落，这一点既没有被解释也没有被承认。诚然，面对国家长期相对衰退迹象的前几代人很难甘心接受这一点。

　　然而，一旦抛开情感因素，事实就很清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一个结论，从列宁上溯到修希底德的现实主义者可以完全理解--“根源正是雅典的权力的兴起”。年复一年，亚洲正以明显快于欧美成熟经济体的速度增长着。

　　这一点众所周知，眼下无须再赘述数据--无论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还是高盛公司的财务预测。但除了经济中心向商品和服务输出相对高产的国家大规模移动之外，有两点变化值得特别指出：

　　第一，是过去二十年间世界资本平衡的惊人转变。在此并不想具体讨论亚洲国家--中国、日本、韩国等，巨大的资本盈余是否能够持久，也许不能；但是没有历史学家可以否认银行资金的盈余通常伴随着军事政治权力平衡的变化，要么在此之前，要么在此之后：从伦巴底的城市到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再到伦敦；从伦敦，经过很长时间到达纽约，从纽约又将转向何方？上海？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欠下许多外债真的没有关系么？毕竟，谁掏钱谁说话--或早或晚。

　　海上阻遏

　　另一个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军事平衡的变化，特别是在海上。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三角形的局势：欧洲的军事能力在迅速蒸发，无须讨论其实质意味；亚洲的海军能力在实力和范围上都在扩展，但是没有人想谈论这一点；而美国海军正在担忧。第一点有待长期的检验，但从本质上说，欧洲军舰的勤务表数十年来一直在持续萎缩，长达五百年的达伽马时代已然终结，这个结论是中肯的。一只法国护卫舰偶然同索马里海遭遇，这并不能改变什么。而同欧洲的集体萎靡相对，整个东亚、太平洋地区和南亚的海军军备开支都在不断攀升；获取海军基地的权利受到了热切的关注。媒体敲响了保卫关键的海上交通线的鼓点。马汉上将来到了东方。比如日本海军已经超越了所有的欧洲海军，转而又被中国海军所超越。难道说关于未来的全球权力政治，亚洲政府知道欧洲政府不知道的秘密么？没有政治家会这么说。

　　接下来是美国，它发疯似地想弄明白，亚洲海上权力的这种上升对其伸展到全球的世界地位意味着什么。最大的困扰当然是中国。北京政府用于防御的经费为什么如此之高？--尽管这可能只是五角大楼预算的八分之一。它为什么在网络战、军事卫星和商业间谍活动中投资如此之多？那些可以在美国战舰雷达探测屏幕之下飞行的中程掠海导弹用意何在？那些能飞越太平洋的超远程火箭又是何居心？那些披上了防探测“隐身”涂层的超级静音潜艇呢？关于中国建造第一艘航母的传言又是否可靠？

　　而总体而言，我们现在难道没有在看着老式的美国海军史无前例地被推离亚洲的海岸线，并且遭遇“海上阻遏”的问题么？中国海军虽然没有计划开进加州长滩，但也没有设想尼米兹（Nimitz） 的海军可以在西太平洋长久驻扎。

　　战略之轻

　　同步履蹒跚却充满希望的欧洲人相比，美国对亚洲的兴起更加担忧，因此或许会有人去研读今年以来有关这一话题最为重要的两份文件，即二月份五角大楼呈交给国会的四年一度的国防评审报告和五月份由白宫发布、奥巴马总统亲自签署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搜集华盛顿的一些想法，但如果你试图阅读这些文件并加以解构，那就如同缘木求鱼。

　　总统的文件尤为空洞。在这份52页的文件中，你必须读到43-45页才能发现有一个名为“同21世纪的其他影响力中心建立合作”的章节，其中确有一段是关于中国的，还有一段关于印度，但是很快就转到了关于俄罗斯、印尼、巴西、中东、非洲的章节。有趣的是，没有提到日本，关于世界历史围绕地球运动的内容就这么多！而比硬性战略问题多得多的页数是关于“我们最为珍视的价值……”。

　　四年一度的防御总结报告乍一看似乎更加切题，部分原因是每一部门都想要争取从五角大楼的总预算中分一杯羹，因此必须要谈一些关于威胁和能力问题，或者这方面的缺陷。尽管如此，它看起来还是像一份在曼哈顿昂贵的餐馆里冗长的菜单，航母、战机、陆军军团、海军……面面俱到。但本质上，实际的内容寥寥无几。关于“支持家庭”和“加强跨部门伙伴关系”的看似迷人的章节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出于可以理解的外交原因，无疑，没有讨论以恫吓遏制中国军事增长的最佳方法；或者如何最好地将印度发展成最大的全球盟友，就像1941年之后像英国伸出援手那样；或者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让诡诈的俄罗斯总理普京站到我们这边，这种俾斯麦式的纵横捭阖的战略，现在的参议长们是不敢提议的。这一切非常可悲。基辛格之后，或许从老布什的班子开始，华盛顿便再无人能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

　　所以世界权力平衡的西移将会继续。亚洲将会崛起，尽管不时仍然会有磕磕绊绊，而中国在走上复兴之路前似乎将遭遇一些环境和社会难题，这些难题会给所有那些厌恶权力回归中央帝国的人一丝希望。而亚洲的其他国家--印度、印尼、越南、韩国，也会前进，虽然道路崎岖，但方向明确。

　　而欧洲将会停滞不前，对所有这些转变感到精疲力竭，更加执迷于移民、高赋税和保障基金。同时，我担心美国根本不知道向何处去，干什么。九十年前，麦金德（Mackinder）写道：“民主只有被拖入战争，才会从战略角度考虑问题。”是否一语成谶？我希望不是。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他是对的。

　　世界的中心滚动滚动向前，始终向西、向着亚洲和中国前进。假以时日，它也许会最终回到伦巴底，但这可能会要很长时间。今天，条条道路似乎都指向北京。诚如一句中国话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真他妈有意思的时代！”

　　【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edy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原文刊载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出版的《今日世界》2010年8~9月刊，原文是 Asia‘s Rise：Rise and F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