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之三

2009年7月15日至24日，应韩国国会的邀请，以房宁为团长，周少来、冯钺、王利等四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代表团对韩国进行了学术访问和调研。正在韩国访学的陈海莹也参加了调研工作。这次访问受到了韩方的隆重接待和礼遇，韩国国会有韩国“民主堡垒”之称，在国会方面的精心安排下，我们的调研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颇有收获。

 调研第一阶段，在首尔，与韩国国会两大派代表性人物作了深入交流。韩国政坛现分为左右两派，即一般媒体及公众舆论中的所谓“保守派”和“进步派”。保守派是执政的大国家党，保守派议员中的核心人物洪准灼会见了我们。民主派在2007年底的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其在国会的领袖人物金槿泰议员也落选了。金槿泰曾做过国会议长，现在虽失去了议员身份，但他作为韩国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创始人、指导者，依然被年轻一代的民主派人士尊为导师。那天会见时，金槿泰亲率当年韩国学生运动的四大领袖一同出席，并特意把会见地点安排在最终推翻军政体制的1987年“6·10”运动的指挥中心——首尔一座圣公会教堂的会馆。抚今追昔，宾主共话当年，难免生出许多感慨。

在前面调研的经验基础上，我们在韩国作了一些调整和改进：

第一，更加均衡。以前的调研由于过于关注民主化问题，主要走访的都是民主派的一些重要人物。这次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尽量做到左右均衡。

第二，更加全面。主要表现为不仅关注政界，还进一步接触了企业界，实际上是对政治问题的一种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观察。

第三，更加深入。主要是注意接触了基层。在韩方大力协助下，我们做了纵贯韩国的地面旅行，从首尔一直到南海边的统营市，即当年李舜臣抗击倭寇的地方。来去的路上，我们参观了乡村、农场和企业，对韩国的工业化、新村建设、国土整理、人民生活等有了直观认识。通过和一些地方议员、政府官员、企业家、普通民众的接触，了解到一些具体的情况，找到了一些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国土整治十分成功，令人敬佩。韩国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战后森林覆盖率不到10%。即使走在今天的韩国，漫山遍野，满目苍翠，但却极少能够看到大树，现在的树木树龄一般不超过50年。经过5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韩国全境森林覆盖率已达40%以上，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树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国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给国家面貌带来的深刻变化。

自由、威权、多元：韩国政治发展的三阶段

改变国家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工业化是现代韩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韩国的政治发展及民主化进程始终围绕着这一主题，既是以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也是韩国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工业化与民主互为因果。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韩国的民主化走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韩国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在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种政治倾向、两大政治势力，同时在其背后也具有相应的两大利益板块，即主张发展优先的保守派和强调社会平等公正的民主派。韩国的政治体制，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威权”和“多元”两种基本体制类型。在韩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两大思想体系、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冲突从未间断，有时十分惨烈。

建国以来，韩国政治进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是画了三个“圆圈”，即从多元体制到威权体制，从威权体制到多元体制，再从多元体制上退却。现代韩国政治，在威权和多元两种体制之间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一系列变故。

第一阶段，自由民主体制时期。韩国建立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之下，成为东西方两大集团斗争的前沿。韩国建国后仿照西方建立了西方式的宪政体制，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国家却停滞不前。从李承晚到张勉，韩国未能走出一条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反而在政治上出现了混乱。

第二阶段，朴正熙军政体制时期。在经济社会发展裹足不前，社会矛盾重重的背景下，朴正熙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军人威权体制，推动韩国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汉江奇迹”。朴正熙威权体制，一方面，开放经济和社会资源，通过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调动了韩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实行中央决策体制，制定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推动韩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朴正熙的威权体制在对韩国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严重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对人民政治参与的压制和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朴正熙军人政权日益脱离社会，不断制造着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和成长起来的城市新工人阶级的矛盾。由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和僵化的政治体制，朴正熙政权与韩国广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也处于日益尖锐的矛盾之中。由于对于权力的高度垄断，特别是对经济决策权的严密控制，原来一直与军政精英集团保持高度一致的、在“汉江奇迹”中成长起来的财阀集团，也逐渐与军政集团产生了隔阂甚至矛盾，这在一定程度松动了军政精英的政权基础。在这一系列变化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合反抗之下，朴正熙威权体制最终被日益发展壮大的民主运动所推翻。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是具有阶级斗争色彩的一场社会革命运动。

第三阶段，多元民主体制时期。1987年，在群众性民主运动的不断冲击下，朴正熙建立的韩国军人政权瓦解，韩国重新实行自由民主宪政，实行大选。1990年代初，长期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民主派终于赢得大选，上台执政。韩国再次恢复了自由民主宪政体制，实现了国家权力开放和结构的多元化。

多元民主体制，给韩国带来的更多的自由和民主，特别是国家权力的开放，使各个阶级和重要利益集团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权力的竞逐，人民的政治权利有了很大的扩张。但另一方面，韩国社会的治理水平下降，行政成本提升，同样在外部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下，韩国经济发展势头大大削弱，经济社会发展失去了以往的景况，韩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在这种内外压力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韩国的民主派政权威信和执政能力急剧下降，出现了政治危机，韩国再一次实现了政治轮替，承袭了朴正熙思想体系和治国理念的保守政治力量及其政党——大国家党上台执政。

大国家党执政，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西方式民主政体下司空见惯的那种“政党轮替”，而是标志着韩国发展的方向性的调整，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轮替”。这种所谓政治轮替的意义在于：韩国当代历史出现了发展主义、保守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性现象。在新的政治轮替出现的情况下，韩国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

韩国调研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发现

第一，发展压力。韩国调研中最重要的发现即是“发展压力”的认识。发展的压力是影响韩国乃至东亚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根本因素，是拨弄东亚近现代历史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发展的压力，是近代世界历史上影响一切落后国家的基本因素。对发展的压力的回应，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可能亡国灭种。因此能否解决发展问题，对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集团、社会精英以及思想文化形成一种类似生物界“自然选择”的效应：顺应发展、实现发展则存、则兴；不能顺应发展、实现发展则败、则亡。发展的法则在选择着政治制度和政治精英。因此，理解和把握发展压力问题，也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东亚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政治发展、民主进程的关键。

关于发展的压力以及由此对韩国现代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事实，我们可以从现代韩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朴正熙的经历以及韩国人民对他的态度变化当中有所体会。朴正熙在韩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几起几落，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戏剧性。他曾经是“汉江奇迹”的象征，又成为专制压迫的“魔头”，而今天，在韩国媒体和学术界进行的不同类型、不同对象的各种有关历史人物的民意调查中，朴正熙几乎是囊括各种指标的全能“冠军”（“推动民主”除外），他堪比世宗、李舜臣，在韩国人民心目中享有无上威望。朴正熙的出现，他个人的历史以及韩国人民对他评价的变化，都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也不是非理性的，那当中透视出韩国历史深处和韩国人民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朴正熙在他所著的工业化纲领《我们国家的道路》开篇写道：“深夜，倦意袭来，我闭上眼睛，脑海里追忆着祖国历史的艰难历程。”一颗壮怀激烈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韩国的苦难、民族的危机，时刻激励着一个英武的年轻军官。他的激情、他的奋斗，感动、带动了韩国人民，他们最终创造了奇迹。朴正熙是韩国的朴正熙。

第二，对民族振兴意识认识的深化。民族振兴意识是我们在东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在东亚各个国家/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初始时期，都出现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振兴意识，成为一种社会思想的动员，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思想文化条件，甚至可以说是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起点。在韩国调研以前，我们认为：民族振兴意识主要是各个国家/地区的政治、文化精英的一种社会意识，是由少数政治、文化精英代言的。通过韩国调研，我们发现，民族振兴不仅是少数政治、文化精英的意识，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普及成了一种大众意识，韩国人民当中存在着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强烈的愿望，和对代表着国家发展未来的政治家集团的拥护和信任，这实际上也是民族振兴意识的一种，是存在于民众中的民族振兴意识。

第三，保守意识的再确认。保守意识的形成是威权政体转化为多元政体的必要条件。韩国的调研，我们确认并进一步细化了这一认识。韩国的民主化运动起伏跌宕，扣人心弦，是世界民主政治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韩国民主运动有两个特点：主题性与主体性。主题性为：始终围绕着“维新体制”的合法性，甚至朴正熙政权以及朴正熙总统本人的合法性展开；主体性为：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始终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韩国学生运动常胜不衰，学生的政治热情、政治责任感一直十分高涨。但在实现多元体制之后，特别是保守势力卷土重来，大国家党重新上台执政后，却全然不见了学生的政治热情，街头运动完全今非昔比。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保守意识本质上是社会大众，特别是主流社会群体对现状的认可，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所以丧失了反抗的热情和坚决性。

第四，韩国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的关键性问题的认识。我们认识到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的威权体制，在民主运动的不断冲击下终归失败，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权力精英和执政集团不能正确、妥善地处理与在工业化进程中兴起的新兴社会阶级、集团的关系。具体来说，主要是没有正确和妥善地处理好与城市新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不能正确和妥善应对这些新兴阶级、集团的社会诉求和政治参与愿望，更没有将如此重要的阶级与社会集团纳入到体制之内，加以体制化。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朴正熙政权与体制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角度看，主要可以总结四点教训：一是朴政权的意识形态薄弱而停滞；二是思想舆论处于弱势地位；三是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极其薄弱；四是滥用镇压手段。

第五，行政性腐败和政治性腐败问题。腐败是韩国政治进程，特别是民主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反思不同体制下的腐败问题，韩国学者提出极有启发性的两个概念：行政性腐败和政治性腐败。他们认为：行政性腐败主要是掌握公权力者个体性的谋取私利的行为，而政治性腐败主要是政党政治、尤其是竞争性选举带来的腐败。依韩国的经验看，行政性腐败，多发于威权体制下，并在多元体制下有所缓解；而政治性腐败，主要发生于多元体制下，并难以治理。

关于行政性腐败与政治性腐败问题，当年“6·10”运动领袖，时任首尔大学学生会主席、韩国全国学生民主阵线主席的李南周的看法和观点很有代表性，也因他的身份而更值得重视。他谈到，当年学生运动反对军政体制和军人政权，把腐败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口实。但是，20多年过去，回头再看腐败问题，一个社会腐败问题的发生恐怕更多地是和经济收入水平与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当年的腐败多是与行政权力有关的腐败，不给钱不办事。实现民主化以后，随着媒体监督的加强，行政管理体制的进步，这种类型的腐败大大减少了。由于这类腐败与老百姓的关系更加直接一些，所以现在韩国社会对腐败现象的观感要好得多。现在的问题是另一类腐败，即政治性腐败，就是与选举有关的腐败。政治家要选举，选举需要钱，合法渠道筹集不够，就要与大企业搞权钱交易。韩国大财团与政客关系十分密切，存在着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关系。民主政体下的腐败主要是政治性腐败。因为这类腐败主要涉及议员和政客，与一般老百姓有一定距离，所以更加隐蔽，社会感受会好一些。总的看，民主化后，下面基层的腐败好一点了，而上面高层的腐败更严重一些。在调研中，企业家的意见也能佐证李南周的看法，他们也用几乎一样的语言描述政治家与企业家的关系、权力与金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