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之二

2010年7月11日至21日，东亚课题组日本调研小组在日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访问。调研小组在东京、横滨、千叶、京都等地走访了包括日本前首相、众议员、地方议员、民间政治团体领导人在内的一批政治家，访问了一些企业家和政治记者，访问了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与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历史学家座谈。调研期间，结合研究需要还参观了日本宪政纪念馆、新闻博物馆等一些重要文史博物馆，出席了民间政治团体举办的参议院选举研讨会。

这次调研是在对日本近现代政治发展进行较为充分的前期案头研究基础上实施的。日本调研主题相对集中，一是明治维新及其对于日本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二是日本战后实行的“55年体制”，其中重点是日本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现将这次调研的主要发现和形成的重要认识报告如下。

明治维新及其对于日本崛起的重要意义

亚洲的工业化、现代化是从日本开始的。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大门，日本由此崛起，从而也深刻地改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众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

（一）佩里来航和新商人阶层兴起：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19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波及亚洲，并最终形成了对于当时中国、日本等封闭落后的亚洲国家的巨大威胁和挑战。而这种外来冲击与压力，实际上又构成了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近代历史的起点，即中国、日本等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冲击和压力下走上了民族振兴和探索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及其对于东方的压力，是整个东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及政治发展的基本背景。

1840年以后，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通过荷兰人了解到了中国的情况和世界形势的变化。1853年6月，由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四艘军舰突然驶入日本浦贺港。在美国军舰的武力威胁下，日本幕府被迫结束了锁国政策，西方列强通往日本的大门被打开了。外来的威胁刺激了日本的民族意识，同时也激化了日本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动摇了幕府的权威，地方各藩大名、武士开始了倒幕运动。

日本内部矛盾激化的另一原因是，佩里来航后开放国际贸易，对日本国内经济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国内贵金属流通量减少，经济萧条。面对经济衰退，幕府不得不加重税赋，又进一步加剧了商人、农民和下级武士的负担与困苦，引发了社会进一步的不满和反抗。这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准备了社会推动力量。

在各种社会力量中，下层武士阶层变革的愿望最为强烈，也有一定的实力，因此，成为日后维新变革的主力军。出身下层武士阶层的大久保利通、福泽喻吉、伊藤博文等人，在后来成为明治维新中的风云人物。在一定意义上，明治维新也可以说是下层武士的革命。

（二）志士奋起：“尊王攘夷”与“公武合体”

面对外来威胁和内部危机，日本内部早已兴起的由爱国志士倡导的民族振兴意识不断高涨起来，并逐步形成了两种相互砥砺的救国论述，即两条不同的民族振兴路线。一是主要反映下级武士愿望和利益的“尊王攘夷”论。由于日本等级世袭制度以及经济的困境，数量很大的下级武士阶层迫切希望改变现状，要求在尊王的旗帜下团结全社会，共襄攘夷大业。二是“公武合体”论。公武合体论主张天皇（公）与幕府（武）的团结与结合，建立一种上下一心举国一致的体制。幕府以及各个藩主和上级武士主张公武合体。新兴商人阶层以及富农一般倾向于尊王攘夷论，他们为尊王志士提供了资金。

（三）明治维新：纲领与措施

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下，日本进行政治改革条件逐步成熟了。1868年3月，明治天皇模仿大化改新时的做法，在大榉树下召集群臣对天地盟誓：“广兴会议，万机决於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这“五条誓文”成为明治维新的基本纲领，其基本思想是：保障人民的权利，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即“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这一条可谓纲领中的纲领。

此前一年，1867年6月，著名维新志士坂本龙马与土佐藩参政后藤象二郎一同乘坐藩船“夕颜号”从长崎出发前往兵库，船上坂本龙马向后藤象二郎提出了明治维新时期另一重要纲领《船中八策》。《船中八策》包括：“大政奉还”、“议会开设”、“官制改革”、“条约改正”、“宪法制定”、“扩建海军”、“设置近卫亲兵”、“通货政策”等八项改革原则与措施。

从1868年明治天皇宣布《五条誓文》，到1898年《明治宪法》颁布实施，日本经历了整整30年的改革和探索，明治维新及其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使日本在19世纪末发展成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为日本后来跻身于西方列强奠定了基础。

明治维新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保障社会权利，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四民平等”和“殖产兴业”；二是集中政治权力，统筹社会发展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废藩置县和地税改革。

“四民平等”，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就着手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四种身份，并宣布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特权。四民平等改革产生的直接社会效应：一是平民可以自由择业和迁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二是明治政府用公债的形式逐步收回了华族和士族的俸禄和禄米。华族和士族的上层利用巨额公债投资于新兴工业。而“四民平等”产生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效应是：通过社会平等以及公民权利的保障改变了传统社会中世袭罔替所包含的社会基本价值，而代之以靠个人努力和奋斗取得社会地位和新生活的价值。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明治维新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应当说，这是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最深刻、最实质的变化，须知社会基本价值的变化是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它是社会行为的“指挥棒”，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未来。

“殖产兴业”，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发展基础工业以及军事工业；学习美国体制，引进农业技术、机械、品种，探索农业经营的新方式；建设和改善交通、邮政等基础设施，建立近代邮政、通讯系统；进行货币改革，建立近代银行系统，大力推动银行业发展。殖产兴业是在日本政府的引导和民间推动两方面的努力下开展的，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商”体制，成为实现日本工业化的经济基础。

明治维新通过四民平等、殖产兴业等措施，在经济社会领域实行广泛社会动员，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并没有开放政治权力。相反，在政治领域，明治维新沿着另一个逻辑在发展，即尊王，强化天皇体制，集中国家权力于政府，使日本工业化和富国强兵的进程更富有计划性，实现了一种战略性的发展。

明治维新后政治权力集中于国家主要通过两项重大改革措施实现，一是废藩置县；二是地税改革。

废藩置县。明治政府于1871年实行废藩置县改革，把全国划分为3府72县，命令原藩知事定居东京，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吏担任府知事和县令。废藩置县彻底废除了日本上千年封建体制，完成了全国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新政体。

地税改革。从1873年至1879年（明治六年至十二年），明治政府用了六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地税改革，在实行一定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将课税基准改为按地价征收，并将实物纳税改为货币纳税。地税改革稳定和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为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奠定了经济基础，特别是使明治政府有财力建立和维持了一支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常备军。

废藩置县与地税改革，使日本政治体制发生彻底改变，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真正建立起了一种举国一致体制，为日本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四）民权论VS国权论：明治体制的最终确立

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工业化、现代化之门，明治时代是日本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是日本民族以及它的精英们放眼世界，为日本民族选择未来的时代。在通往未来的十字路口，日本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充分地想象，努力地探索，他们相互之间争论、砥砺、斗争，最终使明治体制确定下来。在明治时代探索未来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的最重要主张有二：民权论与国权论。

民权论。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的开放，欧美近代思想大量被介绍进来，加之因“征韩论”失败下野的政治势力的策动，日本民间要求政治权利的思潮和行动日益高涨，逐步形成了一种呼吁民权，要求进一步政治改革，主张“民权论”的自由民权运动。民权论的核心主张是实行普选和建立民选议会。从1874年开始自由民权运动逐步兴起，主张自由民权的政党、政治团体不断出现，并逐步向日本全国蔓延。一时间，日本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相当自由活跃的时期，出现了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两大自由派政党，短期内全国出现了数十个政党。大隈重信是民权论及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代表，后人称其为统帅。

随着民权论及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民权论者与明治政府中的主流派的意见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大。1881年因北海道开拓使出售官产事件引发了波及全国的人民抗议浪潮。明治政府认为，大隈重信在幕后操纵了抗议运动，将其从政府中驱逐，与此同时，制定了10年后公布宪法和开设国会的时间表。这一事件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放逐大隈重信和公布宪政时间表，意味着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拒斥和国权论者对于民权论者的一定妥协。由此，日本迈向了明治维新最终确立起的君主立宪制度。

国权论，是明治时代的主流，其主要代表人物前有大久保利通，后有伊藤博文。国权论者主张集中国家权力，主张循序渐进地发展议会制度，尤其不赞成效法英国体制。由于岩仓具视等当权派持国权论，明治政府一直打压、瓦解自由民权运动。一方面，他们运用各种手段压制民权论者，甚至严厉镇压民众的抗议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民权论代表人物施以怀柔，包括将大隈重信等民权派领袖封为伯爵。自由民权运动在明治政府软硬兼施的攻略之下，经过短暂的三五年活跃期便渐渐势微了。

1882年，伊藤博文授命率团访问欧洲考察宪政，为期一年多。1886年，伊藤博文正式授命起草明治宪法；1888年，设枢密院秘密审议宪法；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正式颁布施行《大日本帝国宪法》。至此，为期30年的明治维新以初步实现日本的工业化和建立君主立宪制而告成功。

（五）明治维新的意义

明治维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首先是一场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涉及财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经济、社会改革将政治改革落实于经济、社会领域，从而展开了对日本社会的全面改造。

与中国同期的“洋务运动”进行比较，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明治维新的深刻意义。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重臣奕忻等上奏朝廷《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由此开始了中国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第一次社会变革，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努力——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局限于贵族官僚阶层，从改革的层面看基本上只涉及了行政体制改革，与日本具有广泛社会动员意义的改革形成了对照。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场变革的总检验，结果日本胜出，最后一张可以搭上19世纪工业化末班轮的船票为日本所得，由此亚洲的历史、中国的历史被彻底改写。

如果再把眼光放开一些，可以看到19世纪下半期，在亚洲大地上发生了三场改革，除去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有泰国曼谷王朝五世王朱拉隆功的改革。明治维新和朱拉隆功改革取得了成功，洋务运动失败了。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对这三个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日本和泰国都保留了君主制，而中国则走上了另一条全新的道路。

“55年体制”的兴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断了日本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于中国和诸多亚洲国家的侵略，给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此同时，战争的失败几乎葬送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实行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成果，战后的日本到处是片片废墟。然而，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日本竟然从战后的废墟上爬了起来，再一次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奇迹，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55年体制”，对于日本战后的重新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5年体制”的内容和作用，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与明治体制有着相似性，因而也成为我们研究日本问题关注的重点。

（一）“55年体制”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

所谓“55年体制”，指的是日本政坛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体制，即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格局。“55年体制”一词最早见于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于1964年发表的论文《1955年の政治体制》。 “55年体制”也可以有广义的理解，即大体形成于1955年的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在内的战后日本体制的总体。“55年体制”的特色与核心是日本自由民主党一党长期执政，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期间，日本再次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再次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因此，研究“55年体制”也就成了探究日本当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1.“55年体制”的历史背景。战后的日本处于美国军队的占领之下，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重建和政治变革是在美国主导下实现的。战后，东西方之间出现“冷战”，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这种国际局势以及周边形势对日本战后的政治发展构成了重要的影响。

战后的前10年，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完成了以消除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改革，战前形成的财阀集团被解散，天皇体制被改造。与此同时，日本的左翼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国内出现了一波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气氛，社会形势也由此变得活跃而不稳定。然而，由于日本惨痛的战败以及美国的占领和控制，再加之朝鲜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十分不利于日本左翼。左派的社会主义倾向和反美倾向，使广大民众顾虑重重。逐渐地，左派脱离了一般民众希望安全、和平的愿望，从而也脱离了日本当时的社会实际。这也是日本左翼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并且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对此，在我们访问日本前首相、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村山富士先生时，他也指出，当年日本左翼脱离了日本的现实。反观日本右翼，即日本的保守势力却紧跟美国，俨然是日本的安全、稳定、和平的保障，由此得到了日本社会主流的认同。这是日本保守势力的代表自民党长期维持其执政地位，即建立和维持“55年体制”的大的历史背景。

2. 执政“三神器”：“55年体制”长期存在的原因分析。“55年体制”长期存在及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国际局势以及缺少有力竞争对手的因素。就日本战后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以及自民党自身的原因而言，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最为重要：

第一，政官财体制及其“土建政治”的作用。日本自民党紧密依靠日本各级行政机关中的官僚阶层，与工商界财团建立交易与依存关系，形成了一种政治家、职业技术官僚和财团紧密结合，这实际上成为日本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和体制，即人们常说的：政官财“铁三角”。日本自民党通过这个“铁三角”，获取资源、制定政策、治国理政。从广义上讲，所谓“55年体制”也可以说是政官财“铁三角”体制。

如果从自民党长期执政的角度观察和解析政官财体制，这一体制运行的核心内容是：自民党通过执政地位获取大量经济资源并通过议会控制资源分配权，加之与官僚阶层紧密结合牢固掌握行政资源，自民党将经济资源、行政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即换取地方势力、利益集团和一般民众的政治支持，简而言之就是换取选票。具体来说，就是自民党的议员不断地向地方、向选区以及相关利益集团派发好处，帮助进行建设，争取各种投资，提供社会服务，增进社会福利等等。作为回报，地方势力、选民及利益集团向自民党以及党内政治派别及其议员提供支持，保证其长期当选、长期执政。总之，掌握资源，将经济与行政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前首相田中角荣，是建筑承包商出身，也是自民党内最具影响、最大派系的领袖，他把上述机制概括为“土建政治”，应当说道出了当代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奥秘。

第二，自民党路线、方针、政策的适应性、灵活性。自民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不断探索，表现出了良好的政策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是自民党在长期竞争性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又一重要法宝。自民党路线方针政策的适应性、灵活性主要表现为：比较善于抓住一个时期的社会主要问题和矛盾，有针对性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比较善于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调整路线、方针、政策；比较善于吸收其他政党，甚至政治对手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大胆调整。在这方面，在“55年体制”全过程中最精彩的一笔，莫过于1960年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的日本可谓动荡不宁，工人罢工和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抗议运动如火如荼，形成了日本战后社会运动的一个高潮。不断高涨的社会抗议浪潮，迫使自民党岸信介内阁下台。新上台的池田勇人内阁面对动荡形势，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力求通过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改善人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来缓解社会矛盾和压力。池田勇人的计划收到了出乎意料的奇效，它开启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1960年当年日本经济便取得了21.4%创纪录的增长，而且继续创造了此后连续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更为重要的，这一计划逐步使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旋律，从根本上缓解了日本社会原有的紧张形势，使日本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

第三，党内协调机制。由于联合日本保守力量的需要和“土建政治”机制的作用，以及当时实行的“中选区”制度的影响，日本自民党内形成了诸多派系。一党多派是自民党的一大特色。各个派系的聚合，壮大了自民党的队伍，增强了整体实力。由于多派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自民党的社会代表性，客观上有利于其政策的灵活性，并且有利于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秀政治家。但多派格局，也在党内造成了矛盾，甚至经常出现相互倾轧的现象，影响了党的统一性和行动效率，严重的情况下威胁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自民党要维持其生存发展，保持其执政地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党内派系关系，缓和派系矛盾，维护党的大致团结和统一。为此，自民党形成了特有的维系党内派系关系的各种协调机制、方式、方法，其核心就是照顾各派利益，平衡各派利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资源充裕，自民党内部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党内的协调，兼顾了各派利益。

政官财“铁三角”的“土建政治”、政策的灵活性和党内协调机制，堪称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三大“神器”，维护了自民党在具有竞争性选举的宪政体制之下，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局面。

（二）“55年体制”的衰败

1955年日本保守派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建自民党后，自民党一党执政长达38年。1993年，自民党发生分裂而失去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从而丧失了长达38年单独执政地位。一般认为，这标志着“55年体制”的结束。但此后16年里，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依然保持了联合执政党中的主导地位。直到2009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胜出，自民党沦为在野党，应当说，到这时“55年体制”彻底成为历史。

“55年体制”衰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经历了38年的单独执政，保持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执政地位之后，自民党会完全沦为在野党？这是当代日本政治发展研究中最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此长久稳固的体制的瓦解，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究其大要，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即“冷战”结束，国际形势的变化；泡沫经济崩溃，“55年体制”经济基础削弱；自民党内部的积弊。

1. 国际形势变化，影响国民心理。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形势的这一巨大变化，使当年“55年体制”形成的重要国际背景不复存在，国际上对日本安全的压力基本解除，这使得以“冷战”时期日本安全的保障自诩的自民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合法性依托，过去紧随美国的政治形象如今成了累赘。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当中泛起了一股拒美爱国的新潮流，号称新右翼。这股思潮与日本国民中希望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情绪相呼应，也对自民党执政地位构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和情绪上的不利因素。

2. 泡沫经济崩溃，削弱了“55年体制”经济基础。1985年日、美、德等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制定《广场协议》，迫使日圆大幅升值，日圆资产迅速膨胀，日本经济进入泡沫化状态。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经济严重衰退，当年日本GDP增长率仅为2.8%，为1955年以来最低。1993年GDP又进一步下降为0.9%，日本经济一片萧条。泡沫经济崩溃首先祸及日本经济界，企业和财团遭受重创。泡沫经济崩溃在政治上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

其一，陷入困境的经济界对于自民党的支持大幅度减少，同时，由于自民党根本拿不出办法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财团对于自民党颇有怨怼，传统“铁三角”关系中出现了松动和削弱。

其二，由于经济陷入困境，日本财源大大减少，而财源减少使得原来靠雄厚财力普惠党内派系的自民党领导层捉襟见肘，平衡党内利益关系的能力大为下降，进而导致了内部矛盾的尖锐化。

其三，原来行之有效的“土建政治”也遇到麻烦。长期实行“土建政治”，使日本的基础建设叠床架屋，浪费严重。以机场建设为例，在“土建政治”的推动下，不大的日本竟建有100多个民用机场，单东京都就有6个民用机场，而冲绳县居然有12个机场。多年的“土建政治”造成了巨大的过剩和浪费，到此时已是难以为继。在经济濒临衰退的形势下，自民党政客传统的拿手好戏无法上演，他们也只好坐困穷城了。

3. 自民党内部积弊充分暴露。泡沫经济崩溃使得自民党内部长期积累的问题与弊病借机充分暴露了出来，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自民党内的派系问题。自民党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派系，但那是在财源充足的情况下，各派系利益均沾，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在泡沫经济崩溃，财源大幅减少，需要采取紧缩政策的情况下，自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便充分暴露出来。自民党内派系分为地方和行业或部门两大脉络，行业或部门在国会中的利益代表，称为“族议员”。面对经济困局，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实质就是削减某行业或部门的利益，或减少对地方派发的资源。无论哪种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会有利益受损的一方。这直接导致了1993年自民党派系的分裂，并且是以后的十多年里不断演义着自民党的分裂，这几乎成了1993年到2009年，自民党从单独执政转变为联合执政，最后到彻底丧失执政地位期间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