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9•11恐怖袭击遗址两个街区的地方修建一座穆斯林中心（Islamic center），这一计划已经平稳地进入了纽约市的规划进程（planning process）之中，其每一个步骤均符合各种法律规定，并得到了批准。世贸中心遭遇恐怖袭击这一事件在一小段时期内将美国上下团结起来。而将近九年之后，该中心的建立和旨在“建立纽带”（build bridges）的计划，却再次提出了一长串令美国人产生分歧的议题。保守主义者们指出，在历史上，穆斯林教徒有习惯在非穆斯林教徒认为神圣的土地上建造纪念碑，而这些纪念碑成为激励伊斯兰教激进派（radical Islam）的象征。自由主义者则争辩说，该项计划遵循的是法律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强迫筹建者重新选址的做法违背了宪法的基本原则。本文的作者萨达南•杜梅（Sadanand Dhume）指出，上述双方均为自己的论点提供了激昂有力的论证。而西方文明遭受的最大威胁，大概要数这场辩论所蕴含的敌意。杜梅敦促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寻求共同点，从而兼顾维护个体权利和打击伊斯兰教激进派。

——耶鲁全球

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均就一项全球议题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新德里：经历了丹麦漫画事件、瑞士宣礼塔（minarets）事件和法国布卡（burqas）事件之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文化冲突的中心又跨越了大西洋。眼下，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围绕穆斯林展开的左右不是的辩论之中。其导火索是一项充满争议的计划：在距离9·11纽约世贸中心恐怖袭击废墟（Ground Zero）仅两个街区的地方，修建一座13层的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

这一计划修建的中心最初命名为科尔多瓦楼（Cordoba House），源自穆斯林教徒对西班牙科尔多瓦的征服，但此后它又被更名为51号公园（Park51）。对于批评家们而言，建造这个中心，无异于扇了美国一记耳光。上个月，阿拉斯加州前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大肆呼吁“爱好和平的穆斯林们”“拒绝并反对”（refudiate——该词由佩林所造，为refute和repudiate的合体——译者注）该项计划，因为该计划是一刀扎入美国人的 “心房”。而共和党前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则将这一修建计划与在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useum）旁展示纳粹标志相提并论。

的确，对很多保守主义者而言，在撞向世贸中心的两架飞机中，有一架飞机的部分残骸就掉落在51号公园的园址上，51号公园园址如此接近世贸中心废墟，让该地成为圣地（hallowed ground）。在他们看来，在距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以信仰之名实施臭名昭著的恐怖袭击如此之近的地方颂扬伊斯兰教，这种做法看起来既麻木不仁，又充满挑衅意味。

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在距极端主义者以信仰之名实施臭名昭著的恐怖袭击如此之近的地方颂扬伊斯兰教，这种做法看起来简直是麻木不仁。

像金里奇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们指出，穆斯林有一种表达军事胜利的方式：在非穆斯林教徒认为神圣的土地上建造清真寺。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有：建于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山（Jewish Temple Mount）上的萨赫拉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建于施洗者圣约翰教堂（the church of St. John the Baptist）之上的大马士革奥马亚清真寺（Umayyad mosque）；以及现已改为博物馆的伊斯坦布尔阿亚索菲亚清真寺（Ayasofya mosque），其前身是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fia），在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它一直是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ity）中最受尊崇的教堂之一。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筹建者最初决定以科尔多瓦命名这座建筑并非巧合。在公元8世纪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过程中，科尔多瓦是第一个落入穆斯林军队手中的西班牙主要城市。他们认为，这一项目的幕后策划者，出生于科威特的伊玛·费萨尔·阿卜杜勒·劳夫（Imam Feisal Abdul Rauf）并不是一个温和派。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劳夫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指出，“美国的政策是刚刚犯下的罪行的同谋”。劳夫也反对给巴勒斯坦的哈马斯（Hamas）组织贴上恐怖组织的标签，这使他与美国政府意见相左。

相比之下，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企图否认穆斯林有权在自己喜欢的任何地点建房的做法，违背了美国人最为珍视的原则之一。在8月初举行的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landmark speech）中，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以自由女神像引发人们的情绪，将宗教信仰自由称为这座城市所有“珍贵的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相比之下，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企图否认穆斯林有权在自己喜欢的任何地点建房的做法，违背了美国人最为珍视的原则之一。

比起纠缠于历史，自由主义者们更倾向于将这一计划视为当代美国人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个社区中心会将穆斯林的友谊之手伸向所有信仰迥异的人，从而有助于治愈9·11留下的伤痕。而就历史意义而言，他们则将科尔多瓦这个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曾经和谐相处的地方视为和平共处、繁荣创新的象征。

该项目的支持者们坚称，质疑51号公园不但玷污了一个伟大的宗教，而且将应对9·11事件负责的少数恐怖主义者等同于伊斯兰教。至于劳夫，自由主义者们强调，他信仰的是伊斯兰教的温和教派——苏菲派（Sufi），而不是9·11劫机者们信仰的严酷的瓦哈比派（Wahhabism）。简言之，当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打击伊斯兰激进派教友时，其需要的恰恰就是劳夫这类穆斯林的支持。劳夫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在左翼人士中十分常见，大概不能被视为异端邪说。再者，就连对伊斯兰教激进派横眉怒目的布什政府，都利用劳夫与穆斯林国家进行接触。

上述双方都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自由主义者诉诸美国的建国原则，这种做法既有历史分量，又有道德分量。正如布隆伯格市长所言，纽约的多样化正是其“独特、卓绝和强大”的源泉。自由主义者们也正确地指出，穆斯林同样在9·11恐怖袭击中丧生，而温和的穆斯林多数派有权免受由其少数教友之罪行带来的耻辱。由于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劳夫支持伊斯兰教激进派，他提出的建立纽带（build bridges）的愿望就应当按其字面意思来理解。至于他在中东问题上的观点是否与大部分美国人一致，则无关紧要。其他的神职人员也无需接受这一试金石（litmus test）的检验。

上述双方都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自由主义者诉诸美国的建国原则，这种做法既有历史分量，又有道德分量。

而保守主义者则将反对在特定地点建造清真寺和反对建造一切清真寺区分开来，更不是反对穆斯林本身。实际上，大体而言，保守主义者质疑的是51号公园园址的选择是否明智，而不是建造它的法律权利。他们也对伊斯兰教激进派必胜主义符号（triumphalist symbols）的意义，以及这些符号对众所周知的穆斯林街的影响有着更精准的解读。这些激进的穆斯林企图利用记录于伊斯兰教教法（sharia law）之中的中世纪规范来规制21世纪的社会。保守主义者也指出，劳夫这类人宣扬的不同信仰之间的相互理解往往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在利雅得、卡拉奇或德黑兰，穆斯林哪里提出过促进对话的建议？

眼下，保守主义的论点看似在公共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该市的自由主义思想声名远播，但六成多的纽约人反对51号公园计划。而在全国范围内，七成美国人反对该计划。随着11月份国会大选的临近，民主党领导人们由于惧怕选民反对，已经开始妥协退让。在一次为穆斯林举办的斋月晚宴上，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宗教自由的支持。第二天，他又澄清了立场，强调自己只是认同穆斯林有权在计划的地点建造清真寺，但对这种做法是否明智不做评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已经表示，反对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建造清真寺。

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想在打击伊斯兰教激进派这一真正威胁的同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那么，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需要改变其话语的性质。

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想在打击伊斯兰教激进派的同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那么，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需要改变其话语的性质

保守主义者不能再将宗教多元主义视为一种弊病，反而应将其视为一种强大的力量。美国就算在做法上与沙特阿拉伯或伊朗趋同，也无法击败伊斯兰教激进派。保守主义还需要区分伊斯兰教少数派和占大多数的普通穆斯林，对后者进行无罪推定，除非能提出相反的证明。

而自由主义者则需要认清这一事实：眼下，围绕穆斯林展开的辩论是全球性的。像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站，以及众多互联博客，已经使国家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让全球都关注这一话题。自由主义者应以保守主义者为榜样，积极有效地质疑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通常虐待宗教少数派的恶劣行径——在这些国家，法律歧视、叛教法（apostasy laws）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现象仍然非常普遍，否则，他们就会遭到实施双重标准的指责。

简言之，西方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议题上寻求共同点。如果这一努力不幸失败，受损的不仅是主张个人权利的西方文化，也将会是与伊斯兰教激进派展开的斗争。

萨达南•杜梅（Sadanand Dhume）《我的狂人朋友：与伊斯兰激进者同行》（My Friend the Fanatic: Travels with a Radical Islamist）一书的作者。他的联系方式为：Twitter @dhum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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