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参与全球事务大国的中国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可能还将中国视作它刚刚在苏联身上所赢得的那场伟大的游戏中一张无关紧要的牌。10年以后，很明显，中国凭其自身能力在全球舞台上变得很重要。不仅美国、欧洲国家这样全球性的强国需要认真考虑它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对于每一个其他的国家而言，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关注对象。

　　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层面上和美国都有直接的联系，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的对外存在是最容易被理解和评价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美国作为全球的超级大国以及冷战后的经济秩序中心，这种独特的情况往往会形成一种对立的不被世界其他各国所共享的美国观念。一方面是悲观的、以安全为导向的观点：如果到了中国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时候，中国将挑战美国的霸权。另一方面是比较乐观的态度：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经济开放带来的益处和国家利益的相互交织已经使冲突的成本太高。在评估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上的模棱两可就导致了是遏制还是接触的相互矛盾的政策倾向。

　　虽然美国观点的双方都值得注意，但他们都忽略了战后全球现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互动已经形成多个结点。由于信息革命提供的便利，互动的外围焦点变得更容易知晓和更加重要。这种变革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作用，无论是其作为全球秩序的中心焦点，还是核心支柱。但美国并不是互动的唯一中心。与殖民时代不同，不是所有的互动都通过宗主国来完成。例如，中国受其直接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发展与非洲的关系。但是在美国许多人将中国的行为解释成为一种挑战美国影响力的策略。此外，虽然多结点模式是不对称的，如果将等级解释为强国具有向弱国强加意愿的能力的话，该模式也不是分等级的。中国在非洲所做的工作只能靠说服来完成。更大结点的主要优势是，它们是关注的中心但不是控制中心。像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些区域性强国，不仅仅相对于它们的邻国而言，也相对于全球互动而言，变得更加重要。像阿根廷的未来前景，相比过去而言，不仅更加依赖巴西和美国，也取决于区域一体化以及与中国、日本和其他全球性结点的直接关系。

　　毫无疑问，中国在全球多结点体系中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参与大国。巴西出口到中国的货物多于出口到墨西哥的，中国的出口总量多于日本，进口总量超过欧盟。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超过从墨西哥或日本的进口。即使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它与中国之间的运输路线并不方便，并习惯与欧盟联系，但中国在其进口商品名册上名列第四，几乎与美国相当。

　　比贸易额增加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发起的关于长期经济合作的承诺。这在亚洲尤其明显，那里甚至有关于统一区域货币的初步讨论。的确，绝大多数的中国高科技出口商品是外资商品和主要来自亚洲的零件进口商品的组装。除了亚洲，胡锦涛、温家宝对南美和非洲的出访也凸显了关于长期合作中的尤其是原材料和农业方面的特定项目的公开承诺。2006年11月首届中非首脑峰会吸引了48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前往北京。

　　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其政治影响力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国的全球政治互动的方法和其地区性互动的方法相类似，然而比较自然，既不紧张，也不公开地两面三刀。中国在联合国里一直是一个拥护者，但不是一个领导者。自从1971年以来，任何政府只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台湾的中华民国，中国都给予承认。中国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建立联系，也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发表官方评论。总的来说，中国避免了卷入政治危机，结果是，它通常能从一个和某一没落政权保持平等关系的最后少数几个大国之一，顺利过渡到率先和其继承者建立平等关系的国家之一。

　　参与全球政治事务的中国最敏感和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当它面对全球超级大国的时候。一般而言，中国对美国比较客气，并不是因为它害怕美国，而是它意识到美国是当今世界秩序的中心。一种美国观点强调对抗，所以忍让是美国人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然而，自从2001年的间谍飞机事件以来，中国不仅对美国政策（例如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很少给予官方评论，而且也限制了国内反美舆论的公开表达。

　　中国的顺从既不表明和美国有某种协议，也不表明对美国强权的屈服。和美国关系恶化将影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预期。事实上，中国必然希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因为如果美国经济变坏，中国肯定会利益受损。美国是中国商品的最大买主，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1%，而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取代美国作为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开始于2008年的美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影响让全球环境变得越来越混乱和不可预测。

　　中国作出战略选择，通过追求全球性合作而不是控制他国来应对全球不明朗的前景。自1985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一个“多极化”的概念来描述全球局势，那就是没有一个强国能主宰世界，国际合作是必要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单边主义的抬头，该概念被调整为“一超四强”，然而，因为中国仍是“强国”之一，只有它和超级大国的关系受到影响。关于多极化概念存在一些经验性问题和标准性问题，但它很好地描述了中国对外部事务的一般态度。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问题，中国内部争论不断，现在有更多的声音参与了讨论。1999年中国对1998年国防白皮书中所阐述的新安全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讨论，当时北约发动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来，由郑必坚提出的“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被领导层采用，随后又悄无声息地变成“和平发展”。多极化和全球化一直是官方论述中的主要词汇，并在所有的恰当的官方场合中得到重申。

　　这些字里行间的背后存在一个特定的逻辑。如果世界上有数个独立权力中心的话，没有单个权力中心能轻易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的中心。即使是超级大国，如果它希望其领导权力持续有效，也必须进行合作。该理论承认了实力的不平等性：这四个国家不是超级大国，其余国家也不是强国。但是此概念的要点是：相对的实力并不具有决定性。于是硬实力就成为一种有限的实用资源，但有可能并不持久。软实力的说服力取决于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期望互惠互利之上的双边关系。这样国际合作的逻辑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友谊的概念之上，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实用的假定：主权国家的集体行动必须通过协商而不是强迫来完成。

　　与美国可能的紧张关系又是如何与把中国视作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全球大国产生联系的呢？如果一个“全球性强国”指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能力与其他任何国家都相当或者更强大，那么冷战后的地球上只有一个全球性强国，它并不是中国。此外，中国不大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一个全球性强国。如果我们将“参与全球事务的国家”定义为能和全球的其他国家进行重大而自主的互动的国家，那么中国肯定属于此类。然而，即使参与全球事务的国家有自主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屈服于全球性强国，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美国与中国在利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仍然是导致紧张的源头。美国不断下降的控制力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是因为美国在多结点世界中不合适宜地推广其美国霸权理念。

　　中国在改革时代尤其是过去10年中其外交事业是非常成功的。其外交并不追求对“平等”进行解释。从成功的互利互惠、相互协商的外交策略转换到和美国争斗谁是全球之首，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意义。激烈的热战对全球而言是破坏性的，而冷战又会减少中国对全球，首先是美国的了解。全球两极化很可能对美国的伤害重于对中国的伤害，但肯定会伤及双方。

　　结论：中国与多极化

　　将中国作为区域性国家、多区域性强国和参与全球事务的大国三大角色结合起来看，很显然，“中央王国”仍然是一个中心，尽管不是世界的中心。其国家规模和地理位置赋予它相比邻国而言更大的自主权；其多区域性关系在更广泛的半个地球的背景下扩大了其国家自主权；其参与全球事务的角色也使它在许多政策竞技场上处在全球各国的最前线。另一方面，中国并不是一个全球性强国，它没有能力去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也不会从美国全球向心力的减弱或治理不善中谋取利益。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成就了近年中国的成功，也为中国在可预测的将来提供了政策基础。同样，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区域关系中取得的成功归因于其交互式多边合作政策，而不是控制型政策。

在中国说服其他国家就互利目标进行合作，而不是强迫它们遵从中国意愿的层面上讲，中国对外的实力很“软”。人们可能会说，因此，中国最近在国内、区域内和全球领域所取得的成功是通过一系列的提前承诺来完成的，这些承诺划定了未来合作的范围，以确保减少未来合作的不确定性。不像成吉思汗甚至是满清皇帝，胡锦涛进行的是多层次的交互式管理，而不是控制他国。当然，由于成功，滥用实力的潜力也在增加，但是单方面滥用实力将会破坏它们提供的当前外交和安全形势的基础。中国目前的状况与其说像一个堡垒，不如说更像一个城市的市场，重新洗牌将会损失惨重。

　　中国的多极化策略可能对于其多层面的国际形势而言比较适宜，未来方向的变化将会被排除，事实肯定不会这样。如果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中国将被迫作出反应，有可能出现两极化。最后说服的软实力将凝结为压力更大的硬实力。

　　（译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