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名伟大的老师，但有时候其中也夹杂着对人类的嘲讽，让人觉得不舒服。典型的例子就是1976年4月，时任南非总理的约翰·福斯特访问了耶路撒冷的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曾经赞扬纳粹德国的福斯特向纪念馆敬献了花圈。

　　一名曾经的纳粹支持者被犹太国家待为座上宾已经够糟的了，而更糟糕的是约翰·福斯特访问以色列的真实目的：当时的南非由人口占少数的白人当政，并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福斯特的访问就是要巩固以色列和南非的深层次军事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向南非输出武器和技术，帮助南非白人政府巩固统治，并使占南非大多数的黑人遭受了长达20年的压迫。

　　就像很多偷情男女一样，对涉及其中的政党来说，以色列和南非的幕后关系是私密的，令人紧张又刺激，具有欺骗性。最终这种关系对双方都造成了伤害。双方都坚称他们的关系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言语中根本没有遗憾或悔恨。事情的后果是严重的，每个触及的人都被玷污，包括以色列政府资助的美国犹太人组织的各位领袖。以色列的谎言明目张胆，他们因为支持和盲从这些谎言而失掉了信誉。这件事依然是以色列国际声誉上的毒瘤，给那些为证明以色列政权非法，而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达43年的军事统治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作比较的人提供了口实。

　　上世纪80年代，我做过《华盛顿邮报》驻南非和耶路撒冷的首席记者，当时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试图去穿透铁幕，看清两国小心翼翼保护着的战略伙伴关系，我在报道中列举过各种估计，两国的武器贸易逐年递增，从1.25亿美元上涨到了4亿美元。这个数字远远高于80年代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中所称的两国进出口总额只有1亿美元。1986年我到达耶路撒冷不久，我问过埃泽尔·魏茨曼，他曾担任过以色列国防部长，也是搞秘密关系的老手。我问他以色列的幼狮战机（以法国幻影战机为原型）怎么跟南非的新型猎豹战机这么相似，他只是笑了笑，跟我说：“我也注意到了。”

　　现在萨沙·普拉科-舒兰斯基也在研究这个事情，他是《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领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跟随父母从南非移民美国的犹太裔美国人。舒兰斯基的杰出贡献体现在他的新书《心照不宣的默契：以色列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秘密关系》中，这本定于5月25日出版的书，解密了来自南非国防部、外交部、南非武器制造公司和国家国防承包商之前一直是保密的7000多页文件，包括1975年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西蒙·佩雷斯和南非总统博塔签署的秘密军事合作协议。

　　以色列政府试图阻止向舒兰斯基公开这些文件，但种族隔离已成为过去的南非政府无视其抗议。舒兰斯基写到现在由非洲国民大会领导的黑人大多数政府“在执政15年后，不想再为前任政府背黑锅了”。除了找寻秘密文件，他还访问参与事件的南非和以色列方面的关键人物。其结果是一本有着详实、完全和可信的资料的书籍出炉，公开了以色列和当时南非之间的秘密婚姻。

　　（顺便提下，舒兰斯基在本书中对我表示了感谢，其实他不需要这么做。五年前他为了本书搜集资料来找我，我只是给他买了一杯咖啡，并提供了几个名字和号码。）

　　舒兰斯基称1974年至1993年间，以色列对南非的军事出口是6亿美元，这使得南非排在美国和英国之后，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或第三大贸易伙伴。根据他获得的信件，以色列每年对南非的军事出口，在80年代中期，仅军用飞机更新就有约20亿美元。20多年来，他估计两国的军事贸易额在100亿美元以上。

　　以色列因此赚取了丰厚利润，但在诚信道德方面也付出了代价。由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们只强调以色列自身对美国的所谓战略价值，所以他们不太重视以色列需要与美国这个忠实盟友保持一种特殊关系的实际情况。在外交政策上持现实主义的人辩称，华盛顿在穆斯林世界为其盟友以色列所付出的代价，比这个犹太国家所能提供的任何战略利益都要多。更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一直是美式民主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但与南非的秘密同盟削弱了以色列对美国的敬佩和支持等一些正当要求。毕竟，如果以色列只是按照以往那些国家一样，偷偷与无赖国家做生意，然后又不承认的话，美国为什么要关心它的命运？

　　以色列建国之父大卫·本-古里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时不时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初与60年代末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黑人当家做了主人，本-古里安在以色列和这些国家结盟的问题上表现积极。但是1967年六日战争后，力量平衡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时以色列夺取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本-古里安的继承者：伊扎克·拉宾、西蒙·佩雷斯和摩西·达扬，当时执政工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们正努力将以色列变成一个袖珍的超级大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以色列在与南非合作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感到良心不安。“两家人可不是奉子成婚。”普拉科-舒兰斯基这样写道。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使这种变化板上钉钉。埃及成功将这场战争定性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妄图侵略非洲大陆的战争，20多个非洲国家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与此相反南非向以色列提供幻影战机的备用零件，并鼓励国内众多的犹太社区拿钱拿物支持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正如普拉科-舒兰斯基在书中写到的，两个国家渐渐地变成了“手足兄弟”。

　　这场关系刚开始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联姻。南非的钱帮助以色列成为主要武器制造商和出口商，并资助了它的高科技经济，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孤立南非，并谴责其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比勒陀利亚（译者注：南非首都，代指南非政府）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了尖端武器和军事技术。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以色列一边继续公开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一边悄悄支持南非白人少数政府，并帮助其维持种族霸权。

　　佩雷斯是本-古里安的得意门生，极具才华，在佩雷斯任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期间，他是架构以色列国防体系和核能力的关键设计师。赎罪日战争后，佩雷斯成为国防部长，他积极运作使军事工业武器出口市场收获颇丰，普拉科 -舒兰斯基称1973年至1981年以色列武器出口增加了15倍。在他刚当选国防部长的时候，佩雷斯就秘密访问了比勒陀利亚。在之后签署的备忘录中，他告诉南非，他们的互利合作关系不仅基于共同利益。“而且我们对不公正的共同仇恨以及我们拒绝向它屈服的态度，是我们合作牢不可破的基石”。同年两国政府就开始张罗举办一年两次的国防部官员和武器工业出口商会议，和一年一次的两国情报官员战略合作会议。

　　1975年4月佩雷斯和博塔签署秘密安全协议后，以色列向南非出售坦克、战斗机和远程导弹，并表示其愿意向南非出售核弹头。以色列也开始充当中间人，向那些表面上拒绝和南非做生意的国家购买武器，再把武器交给南非。即使1977年11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这一情况仍在继续。同年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后，两国关系进一步加深。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场巩固两国关系的大戏中，普拉科 -舒兰斯基还介绍了两位未受赞颂的演员。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伊扎克·乌纳，他经验老道、态度务实，是一名强壮的以色列外交官。1969年乌纳时任约翰内斯堡大使馆的法律总顾问，后来晋升为大使。乌纳学会了说南非荷兰语，并结识当时的南非国家安全局局长，一位纳粹支持者。两人签订的一系列交易使两国的合作更加紧密。另一位是本雅明·特莱姆，以色列海军前司令，负责与南非武器制造公司的军事合同。乌纳和特莱姆都认为自己是反种族主义者：特莱姆坚称以色列使馆的黑人雇员和白人雇员同工同酬。但两人经手的合同价值数百万，使两国的关系得以深化。这些合同包括训练和武器系统，以此来帮助南非军队镇压反对种族隔离的内部叛乱。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南非试图建立班图斯坦（译者注：又称黑人家园、黑人家邦。南非政府为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对南非班图人实行政治上彻底“分离”的地区）的时候，以色列安全公司和前军事人员甚至还为南非的防暴警察提供训练和武器装备。

　　普拉科 -舒兰斯基写道，到1979年南非是以色列最大的军火客户，也是唯一的军火客户，占了其军事出口的35%。南非为以色列的核计划提供了500吨的储备铀。反过来以色列卖给南非30克的氚，这是一种放射性物质，有助于提高热核武器的爆炸威力。1979年9月南大西洋上的两次闪光是以色列和南非合作关系的极好象征，分析家们就认为这两次闪光就是以色列和南非合作搞的核武器试验。至今为止具体的细节仍然是机密。

　　在武器供应合同签署的初期，以色列可能会争辩说许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曾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有类似的秘密关系。但到了1980年以色列是违反武器禁运的最后一个主要国家。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国际谴责和黑人社区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南非政府仍紧抓权力不放；而以色列和南非却还保持着关系。

　　到了1987年南非在应付内部动荡和国际社会切中要害的谴责上疲于奔命，甚至以色列也被迫卷入其中。一个关键的动力因素就是《508法案》，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反种族隔离制裁法案的修正案，这项法案还挽救了里根总统的否决权。法案要求国务院每年要出一份违反武器禁运国家的报告。1987年4月发表的第一份报告称以色列”定期“违反国际军售禁令。该报告给了南非的对手，连同以色列政府和他们在美国的犹太人盟友弹药，迫使以色列适应对南非的制裁。我当时就在耶路撒冷，以色列首次公开承认它与南非的重大军事关系，并承诺两国不会再签署新的合约，这意味着现有合约将会继续执行。普拉科 -舒兰斯基写到：“只不过这更多是一种表面姿态。”

　　从一开始，在以色列武器销售问题上，美国各大犹太人组织的发言人们不是为其辩护，就是称其被愚弄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摩西·德克特，是一位在研究方面受人尊敬的主任。他1976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以色列与南非的武器贸易，相比较其他国家是“微不足道”的，他还表示这是“极端的愤世嫉俗、猖獗的虚伪和排犹偏见“。拉比·大卫·萨珀斯坦，他是改革犹太运动领袖和一位公开反对种族隔离人士。1986年3月PBS的一场电视辩论中，萨珀斯坦声称以色列与南非的瓜葛是微不足道的。他承认1977年至1984年，右翼利库德集团执政期间有可能存在武器销售，但他又指出1984年至1986年佩雷斯担任总理期间“没有新的武器销售”。事实上，很多大的军事合同和企业合作都是在佩雷斯任期内签订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反诽谤联盟（译者注：反诽谤联盟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联盟总部设在美国。负责对抗反犹太主义思想，针对反犹太人的不当言论作出封锁以维护犹太人利益）公然参加反对纳尔逊·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宣传运动，并且还雇用一名所谓的“寻找真相者”，名字叫罗伊·布洛克的人监视美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同时他也在为南非政府做这项工作。反诽谤联盟辩称南非白人政权的本意是实行宪法改革，它同时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为“极权主义、反人性、反民主、反以色列、反美国”。（公平地讲，反诽谤联盟后来改变了态度。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后，他在日内瓦会见了多位美国犹太人领袖，包括反诽谤联盟主席阿比·福克斯曼。福克斯曼曾跳出来致电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称他为“伟大自由英雄”）

　　普拉科-舒兰斯基对以色列的批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讲述的故事悲伤多过愤怒。舒兰斯基承认秘密结盟有其用途。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以色列的安全和舒适区，它可能有助于为和平铺平道路。埃拉扎尔·格拉诺特是一位公认的温和派人物，他曾经是以色列议会的左翼议员、驻新南非大使，他的观点也是一样。“我不得不考虑到拉宾和佩雷斯能否去签署《奥斯陆协议》，是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保卫自己”，他告诉舒兰斯基。“大部分合同已经完成，我说的是新式武器，在南非的合同已经完成。”

　　普拉科-舒兰斯基从美国犹太领袖们对《巴勒斯坦：和平不是种族隔离》（美国前总统杰米·卡特2006年的著作）一书的责难中，又一次看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谈到南非与以色列关系时他们那种条件反射式的辩护。舒兰斯基自己把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占领区与南非种族隔离区做了令人不太舒服的比较。并且他指出两者都涉及到一种制度的创立，这种制度抑制了自由运动和劳动力，剥夺公民权和产生大量无家可归、分离和选举权被剥夺的情况。由于巴勒斯坦人口继续增长，并最终成为绝大多数人，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居住的犹太人成了少数民族，与种族隔离的相似之处可能越来越让人不舒服。即使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也同意这种观点，2007年他注意到如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就两个国家解决方案谈判失败的话，以色列将不可避免地“为平等投票权而面临南非式的斗争。”

　　“现在说这种情况是种族隔离为时过早，”普拉科 -舒兰斯基警告说，“但它不可能永远保持这样。”

　　我一直认为现在这种类似种族隔离的情况是只会产生纷争。但这与以色列自愿与南非白人少数政府长期合作正好做个比较。正当以色列从同盟中获利，它也在付出沉重代价。道德地位虽然在国际社会上没有明码标价，况且道德也不可能要求企业界和军工界的重量级游说团体不知疲倦的为其辩护。但道德确实有其价值，缺失的话会造成严重后果。在整个美国和欧洲的大学校园内，反以色列撤资运动正日益高涨，这正是潜在后果之一。这场运动的幕后推手包括巴勒斯坦人的真正支持者和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这些政府的支持动机更加的愤世嫉俗。一旦他们寻找到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机会，这些政府就会剥夺以色列辛苦得到的合法性，如同普拉科-舒兰斯基所说的，这些政府会将以色列描述成“当代的南非”。以色列政府已经给了这场运动太多的口实，包括一些悲伤和卑鄙的事件，这些都在舒兰斯基重要的新书中被小心翼翼的揭露出来。

　　书名：《心照不宣的默契：以色列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秘密关系》（The Unspoken Alliance: Israel's Secret Relationship with Apartheid South Africa）

　　作者：萨沙·普拉科-舒兰斯基（Sasha Polakow-Suran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