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国与亚洲国家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亚洲国家踯躅而行时，也受惠于中国甚多，以后经济快速也唯有寄希望于中国。然而，中国在亚洲影响力却远逊于美国。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在东亚峰会上就南中国海主权作出针对中国的表态时，与会国家一致响应，中国陷入空前孤立。

　　南海争端仅是美、中对峙的缩影而已。如果此事发生在其他地域，中国处境可能更加尴尬。之所以如此，同美、中战略博弈有关。

　　不久前美国承认，上世纪后半叶，华府迭次预测北京举措，几乎全错。美国决策机制相对健全，犯错却层出不穷，似应归咎于下列因素：

　　其一，东西方战略文化不同，华府对北京决策流程雾里看花。这也适用于朝鲜、越南。北京也存在这个情况。不过，美国重大利益遍布全球，而中国将中、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以此，华府对北京的隔膜感甚于北京之于华府。

　　其二，涉外战略取决于领导人的大战略水平，是“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 在起决定性作用。美国侦察和监视系统擅长“定量分析”，在大战略层次却用处不多；而“定性分析”恰是北京长处。仅就美、中关系而论（不涉及全球战略），北京在斗智时略占上风。

　　其三，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崛起草莽，终至建立全国政权，乃“大浪淘沙，硕果仅存”的精英，洞察力和经验非常人可比。而美国总统及高官往往昨天还是平民，今天就主理政务，同东亚人杰斗智时洞察力不免稍逊一筹。

　　其四，美国决策过程相对透明，还受到舆论左右，北京评估其决策不难有个大致的走向；而北京决策刻意保持模糊，国内环境封闭，决策处于“黑箱作业”。华府难于揣测北京决策流程。

　　其五，华府惯于单向思维，不屑于从别国领导层的立场着眼，而一厢情愿地预测他们如何决策，岂能准确判断呢？中国同强者抗衡，势必“换位思考”，而且保密措施严谨又实行战略欺骗，不易为外界揣测。北京相对容易做到“知己知彼”。

　　其六，美国财雄势大，认为技术和资源优势可以弥补危机初期的过失，因而在危机初期只求作出有力的反应，却未必选中最佳方案。而中国技术和资源占劣势，回旋余地小，须循最佳方案，亦即“慎重初战”。

　　建国精英相继凋零。当前北京领导人多数是按照绩效循序提级的技术官员。擘划之智有余，开辟之才不足。在大战略层次上，他们的视野、见地和经验均非当年毛、邓可比，同老辣的美国政治家相比，前述优势已经削弱并将继续褪色。

　　今夏以来，从黄海军演到南海争端，华府迭次出牌，均非北京所能逆料，事后应对，也多有不当，以致形格势禁，即使在处理周边国际事务时，也动辄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鉴此，美、中战略博弈的走势似乎是北京渐居颓势了。

　　关于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过去中国强调社会制度先进性的重大作用，近年又转为强调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在国力发展遇到瓶颈的关键时刻，社会制度的属性或者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并没有起到重大作用。相反，从某个侧面看，一部历史充斥着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或以野蛮战胜文明的记载。

　　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即胜者有正确的战略作指导。国家兴衰的决定性要素是领袖的智慧以及由领袖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接受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正确与否。

　　比如，若论军事力量之犀利无双，民主体制之合乎民心，决策机制之科学合理，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之雄厚发达，当代应该数美国为最，环球无出其右。上世纪末，美国国力傲视世界，举世莫与匹敌。不足十年，金融海啸爆发，美国在国外苦于反恐战争迟迟不能结束，在国内患于经济欲振乏力。客观要素并无变化，造成变局的亦即当年华府战略评估上的缺失。而奥巴马强调“巧实力”，几个回合下来，在亚洲事务中又由被动转为主动。此即一例。

　　盱衡全局，美、中在中国周边区域抗衡，其源盖出于美国对中国累年综合国力剧增，呈现骎骎乎直追美国的势头的隐忧，以及美国忧虑中国日后在外交上益发咄咄逼人，以致干扰其海军在国际水域的活动，甚至威胁到自中东至东北亚的石油运输。加之，中国军界在书籍和讲话中关于要把美国从龙头老大的地位赶下去的呼声，促使西方战略界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警醒。

　　去冬笔者在题为《盛世危言：中国周边危机四伏》的文章中谈到，一旦中国位居“老二”，亚太国家在国际风波中的立场波诡云谲，中国的对立面就不仅是“老大”、“老三”、“老四”，而是包括“老八”、“老九”以及未入流的国际社会的小脚色了。设若西方世界作出了中国已经处于强势“老二”的地位并且迟早将取而代之“老大”美国的战略定位，则中国必然会面临一连串的严峻挑战。惜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一战略预估，不幸而言中。

　　当前美、中两国对峙已经从黄海波及南海，伊于胡底，尚未可知。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被强敌横刀夺爱，史有先例。甲午战争前以及全面抗战前，就是中国国内百业兴旺、国势蒸蒸日上的两段历史时期。不旋踵，历史进程遭遇拐点矣。往者已矣，来着可追。北京自须打点精神，作一番系统研究了。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