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预判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事实上，恰恰是那些非常规、不对称、无法确定的因素，经常构成当今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中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主题，变成了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某种“常态”。

    二十国集团(G20)在未来国际关系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图为2009年G20伦敦峰会各国领导人合影。 供图/中新社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不仅来自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对外扩展力，更来自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性，且进步性与安全性成正比联系。

    从现在起往未来一段时间看，比如15年到20年这样一个中长期范围，国际关系和制度会朝什么方向演变？新旧国际力量的较量能否延续冷战结束后的势头与轨迹？尤其随着所谓“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一批非西方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变换有哪些看点或追踪的线索？

    在预判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事实上，恰恰是那些非常规、不对称、无法确定的因素，经常构成当今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中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主题，变成了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某种“常态”。

    国际制度存在网络化趋势

    首先可以预判的是，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

    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最近二十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

    例如，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先有“京都议定书”，后有“哥本哈根进程”的强力推进；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世人见证了被称作“海洋大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看到它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制约；在国际政治和人权领域，产生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潜移默化地约束着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进程。

    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越来越多介入，提出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指导性意见(被广泛称作全球食品安全“新指南”)；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已经而且可能更多地对于主权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展调查和提出指控，假使后者被认为实施严重的犯罪方针的话；在国际水域，类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书》的国际法，对于规范全球船舶业的环保态度和措施，正在发生日益增大的约束力。

    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扩展至低政治范围)，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

    新旧交替矛盾加剧

    第二个趋势是，国际制度改革提速、新旧交替矛盾加剧，争取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多样。

    就国际制度的演变而言，未来中长期时段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凭借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其二，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另一种出现几率相当大的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它决策份额，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军事优先性下降

    第三个趋势是，国际关系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的优先性有所下降。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作用的世纪。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国家间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优先位置。

    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新特点。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改变，N 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已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各国经贸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无形中加大了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

    再次，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军事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优先性和权重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法制的重要性得到更大重视(如遵约程度的提高、国际法的相对增强、国际法的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的声音逐渐放大，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上升。

    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

    然而在上述趋势之外，国际关系的调整还面临几个不确定因素。例如：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文明间的冲突”，究竟朝着更加剧烈的方向演进，还是逐渐衰减及至相反方向？

    在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冲突与矛盾的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改变：拥有强大综合实力和技术优势、主导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欧美各国，与占据重要地理和资源区位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在涉及国际军事、能源、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激发出各种极端思想、企图和势力。

    如果说巴以矛盾为核心的中东和平问题，好似全球冲突局势的睛雨表；那么美国及其盟友与所谓“伊斯兰反美阵线”(包括伊朗这样的国家政权、哈马斯这样的势力和“基地”组织这样的游击队)之间的较量，则决定着国际范围热点冲突的基本走向。大体上可以判断，当今国际冲突和热点的五成三发生在这两大系统之间，而主要地点是在从北非到西亚中东到中亚乃至东南亚连为一体的“伊斯兰弧带”上面。

    美国布什主义所折射的“新十字军东征”指向，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在新时代称霸全球的主要方略之一，是用欧美现代体系为坐标并且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力促十字路口的伊斯兰文明体系朝着前者期待的方向转型。反过来，伊斯兰反西方阵营用同样强硬甚至更加极端的方式(如恐怖主义)，对抗西方的改造企图和打压政策，包括对内部的温和亲西方政权及势力进行反制，以及在世界其它地方结盟反美力量、形成松散的统一战线；这些努力又与传统的西方左派激进思潮、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力量形成复杂的认同与合作，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引发的批判与抵制浪潮，构成今后相当长时期国际政治的一种重大紧张之源。

    然而，在断定其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很难对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演化做出方向性的预测。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关系极其重大紧要，带有全局性的引导意味，决定着诸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联合国安理会的偏好、北约的战略调整和美国军事学说的再定位等等重大事态，影响着国际制度建构的整体氛围和国际力量斗争的基本格局。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对抗

    第二个不确定因素是，全球化进程与各种民族主义如何对冲和此消彼长，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抵消？

    自20世纪后期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向世界各个角落。它所带来的变化显然产生了某种“政治外溢”效应，即弱化了传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形态，不断缩小着主权政府权力行使的空间与合法性，从不同方向对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理论与政策偏好形成约束。然而，另一方面，在很多地区，多数主权国家不仅没有朝着消亡的方向演进，反而增强了干预的力度与方式，比如国家政权赖以生存和行使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学说(经常冠以“爱国主义”的名称或色彩)，不断被有意识地更新、充实，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与偏好。

    “民族视角”与“本土化”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那些成长最快、按道理说对全球化最有好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区域。在各国，各种保守势力和传统思想，更是对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大加鞭挞，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政策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心理基础。在世界范围也不难发现，愈是经济发达和开放的地区，各种反主流的N GO和新社会运动愈是活跃，它们对于全球自由贸易造成的分化、市场逐利引发的恶性竞争、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少数族裔的边缘化以及主要大国和跨国公司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的现象深恶痛绝，提出了指向相反的各种诉求，这些诉求从一定程度加强了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力。

    不妨说，在我们所处的新世纪初叶，见证的是一种反向、双轨的运动，即跨国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反全球化的浪潮。现在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复杂较量造成的结局可能大相径庭：如果全球化持续发展甚至走强，也就是说二战后一直起作用的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依然基本主导世界发展进程，现有的国际组织与规范将继续扩展，非西方力量的取代将漫长艰难；假使反全球化运动和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某个时期或通过某些事件占据上风，哪怕是暂时和局部，也可能使各种重大国际安排与决策过程发生重大改变。

    民主和集权的较量

    第三个不确定因素是：民主与集权的较量如何持续，它们对于全球制度和组织有何后果？

    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间，我们见到了全球范围内民主与集权的双重变奏：一方面，在俄罗斯、东欧、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出现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旧的专制或集权方式被抛弃，多党制、议会民主、投票选举等等西式民主形式受到推崇，民主化作为全球市场自由化的某种副产品和催生物得到更加迅速的扩展，民主的政治合法性和目标取向有了更多拉升。

    另一方面，随着民主化进程出现的各种紊乱却是民主的鼓吹者、推广者始料不及，几乎所有被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那样的转型“阵痛”与政治麻烦；各国对此反思与批评的同时，也在思索民主的实现方式，尝试适合本地区的道路与做法，包括以某种集权的手段、在特定的时期与领域、推进民生与民主的多重目标(早期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政体，新近有以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一批中大国家为突出体现的转型模式)。

    从另一个方向观察，在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由于金融危机等经济停滞、政客欺骗或软弱导致的政治混乱和低效率等等所谓“民主赤字”现象的大量出现，也从侧面助长了非西方世界对欧美民主模式的疑虑和对新权威主义政治转轨道路的好奇(乃至仿效)。人们看到，对于民主的目标价值与当下作用，实现民主的路径与手段，政府与国家的“有为”与“无为”，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利弊得失等等，存在着大相径庭的分析预测；对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不仅是学术理论和媒体大众的兴趣，也折射出世界政治现实行进的曲折难料。

民主与集权的上述复杂矛盾与不确定性，必然反映到国际制度的改革与演变上面。拿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二十国集团”(G 20)来说，世人尽管能够见到它相对于“八国集团”(G 8)之重要性的上升，预见它在金融领域及整个世界经济危机防范方面发挥的更大作用，却很难判别下面的问题———它究竟代表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趋势(对西方垄断地位的某种修正或取代)，还是新形势下世界主要大国掌管经济事务的一种新形态？从“十二国集团”自身的决策过程分析，它未来仅仅是“八国集团”(经常被称作“富人俱乐部”)传统磋商模式的某种扩大，还是朝着联合国安理会那种比较紧密而有效的机制演化，或者是适应新兴大国的崛起产生一系列“树状”(多元且分层、功能切割但互补)的更加复杂和制衡的决策过程(类似欧盟的政治过程)？

    “二十国集团”对于全球化、多极化、国际关系的平衡稳定起什么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它内部的民主化或集权化走势，决定于它如何处置本身追求更高效能或更大代表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些重要线索并不是现在能够断定和梳理清楚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不仅处于现今国际体系的边缘，而且选择了“造反者”的基本方针和态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活跃，内涵也更加具有互利共赢的建设性。总体而言，到20世纪末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经济全球化推进和国际制度影响扩大的重要动力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从最近四五年起的中国的发展益发引人注目，综合国力等硬实力大幅提升，外交与国际战略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世博会的顺利召开等等，象征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和力量体现的主要代表；各种国际机制和规范的作用发挥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甚至被广泛认定要从“主要受援国”的位置转向“重大资助方”或“决策者”的方位。

    客观地分析，虽然多数中国人并未承认这种所谓“全球定价人”、“主要责任方”或“供货商”的新定位，外部世界特别是主要国际制度决策圈内对此却有相当广泛的共识与议事安排。在所有这些关乎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重大国际制度的修改与推进中间，中国的地位与角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管是有诚意的邀请还是居心不良的压力。

    今天，可以说，下述判断毫不夸张：缺少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参与，缺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赞同，没有这个新兴大国的政治意愿和安全保证，相关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便失去了意义，其最终决议与安排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

    从中长期时段预测，在不发生主要大国全面对抗的前提下，只要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保持可持续性，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或突发事件能阻挡上述趋势；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国将成为各种主要国际组织与规章制度实现变革、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因与变量之一。

    对于中国来讲，主要威胁不在外部，而在自身的隐患。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将一个真正强大、团结进步的中国击垮；它们至多是以防范、围堵或结盟、制裁的方式，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而不可能像对待一个中小国家对手那样彻底击倒中国巨人。中国若出现了真正的危机，一定是内部的麻烦无法收拾所致，是解决危机的努力落后于危机扩散的速度所致，是诸如政治腐败现象达到完全不能抑制的程度、各阶层的贫富悬殊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政治共识、国内民族矛盾急剧扩大等恶性事态所致，是这些事态面前外部势力插手干涉加剧危机、国内又没有统一有力的统筹应对所致。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不仅来自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对外扩展力，更来自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性；安全性与进步性成正比联系。总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的成功与失败，均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作为，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全面改革与制度建设的成效。

 ◎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