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巴拉克·奥巴马在西点军校2010年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高度赞扬了美国军方的成就，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赞美了驻伊美军的成就。他说“伊拉克不再是恐怖分子的庇护所，而是一个独立、稳定、自主的民主国家。这就是成功。”但是在一千多名身着军装的听众面前，这个美军总司令却把目光集中在如何从非军事维度推动美国利益。

他说“我们不能把捍卫国家利益的任务完全留给身着制服的人，我们需要确保美国壮大自己的力量。”这首先要求“我们在国内采取步骤。”这些步骤包括对内集中精力办好儿童教育，开发清洁能源，解开科学的奥秘;对外，采取积极有效的接触政策确保我们“不脱离国际合作的潮流。”

正如《纽约时报》的彼得·贝克(Peter Baker)看到的，奥巴马演讲“基本上指责前任强调单边美国力量和发动预防性战争权利的观点。”几天后，这届政府发表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过是西点军校演讲的修订版。虽然国家安全战略反映了布什总统及前任政府的某种持续性，但有关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中讨论的非军事工具的详细建议史无前例地特别强调了“软实力”主张。

奥巴马在绪论中写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单单落在美国人的肩上，实际上，我们的敌人希望看到美国因为战线过分拉长而力量遭到削弱。”这份长达52页的报告中提出的奥巴马路线的核心在于加强与国际机构合作，为全世界树立积极的榜样，减少赤字，积极与世界各国沟通。虽然该战略承认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努力取得的成果，但它向世界描述的途径似乎不仅仅是美国撤军这么简单。因为美军撤离早在奥巴马当选前就开始了。该战略明确指出，随着撤军过程进展，软实力将填补军事力量撤走留下的空间。

其实，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不过，强调软实力的结果并不令人鼓舞。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的书《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美国力量变化的本质》中详细论述的。在奈看来，软实力的发挥是在“一个国家能够让其他国家想要它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通过“看不见的实力”来达到目的，如树立好的榜样、增加优秀大众文化的出口、表明通过国际机构和合作方式解决问题的诚意。所有这些都与“硬实力，即强迫别人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正好相反。奥巴马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主张。他在当选总统的第一次访谈中说“美国常常发号施令。”此后，他常常阐述自己看到的“国际社会”的目标。

他和奈的相似性不仅仅是随意性的。奈在冷战后不久写到：

当今议题越来越多地不再是国与国的对抗，而是所有国家都试图控制非国家的国际组织。对当今很多国际间相互依赖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要求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

在2009年9月，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说，

在我们的命运息息相的时代，权力不再是零和游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或者应该主宰另一个国家。任何将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凌驾于另一国家或群体之上的世界秩序都不可能成功。大国间的权力平衡不可能成功。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传统上的南北国家划分已经没有意义，在冷战早已结束的情况下，国家被分成敌我两个阵营的做法也毫无道理可言。

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确立与自己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不大可能去改变。”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到“加强”、“尊重”、“推行”、“国际规范”的次数超过14次。

软实力途径的理论上的好处在于奈的论点“当今大国像过去一样使用传统力量来源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越来越小了。”对大国来说，使用武力的代价太大。而且，在奈1990年代写作的时候，世界已经看到或者曾经看到了“权力的分散”，这是因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国际组织的出现、弱国民族主义的增强、技术的传播和“变化的政治议题”等。

比如1980年代，日本人对奈有关世界权力中心的新观点印象深刻，决定不再增强其军事实力，因为“国内外反应的政治代价将十分巨大。军事化可能削弱而不是增加日本赢得战略目标的能力。”在奈看来，这是需要认真接受的模式。20年后，奥巴马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警告，“当我们过分使用军事实力或无法投资或部署辅助工具，或没有盟友帮助的话，我们的军力就战线过长，美国人承受的负担过大，我们在全世界的领导力被过分狭隘地等同于军事实力。”

奈的著作连续提到崛起的日本不过是后冷战时期一厢情愿的、急不可耐的通风报信方式而已，是一种通过减少美国的军事承诺而赎回因为苏联垮台而留给美国的得到广泛讨论的“和平红利”的手段。

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一样，软实力理论是说明美国全球战略的创造性的和有吸引力的尝试。但是，与福山的理论似乎得到新世界秩序将近10年的支持不同，奈的理论在第一年就遭到世界事件的驳斥。在1990年夏天，萨达姆·侯赛因的一支先遣部队入侵科威特，成功地把它并入伊拉克版图，成为其一个省。虽然几个月前，奈刚刚明确指出“地理、人口、原料等变得不重要了，”但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事实情况就是因为地理上的接近、军事力量的脆弱、和石油储备丰裕。虽然奈宣称“实力的定义已经不再强调军事力量，”但国际社会几个月的共同施压，包括联合国决议都无法说服萨达姆撤军。最后，只能通过压倒性的美国军事力量才成功解放科威特。美国的实力展示也成功地确立了美国作为唯一的一个无可匹敌的后冷战超级大国的地位。

第一次海湾战争后，1990年代又出现了巴尔干的野蛮侵略行为：1992年的波黑战争和1998年开始的科索沃冲突。这些都是在国际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进行的，都是在美国领导下的军事行动后才得以平息。值得注意的还有试图将这些努力国际化的尝试造成时间、效率、人力等方面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单边行动。

而且，1990年代还见证了美国拒绝在海外使用传统力量工具后出现的灾难性事件。1994年4月，胡图族叛乱者开始在卢旺达滥杀图西族人。随着暴力的升级，联合国维和部队停止行动以防违反联合国禁止干涉他国内政的规定。华盛顿跟进，甚至拒绝考虑派军队前往中非东部。到了屠杀结束的同年7月，胡图族已经杀害了五十万到一百万图西族人。

19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漫长的衰退期，这使得日本削减军事开支的模式显得没有多大相关性。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比尔·克林顿当总统期间，奈的“看不见的实力”在国家管理问题上乏善可陈，而传统实力模式无论是在吓阻其他国家还是在确认美国作为全球秩序主要维护者的作用方面仍然十分关键。

如果说克林顿时代是对软实力功效的挑战的话，后9-11时代则更加暴露了奈的理论阐述不过是学术怪胎。奈在书中提到“当今众多相互依赖的议题”要求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在这些议题中就有“生态变化(酸雨和全球气候变暖)、如艾滋病这样的疾病、国际贩毒、恐怖主义。”显然，把酸雨列为国家威胁清单中的第一个，而把恐怖主义列为最后一个的范式是需要修改的。

奈认为“美国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是其伟大的“软实力资源”，但人们能够想象出比这个资源遭遇打击更有力地驳斥软实力谬论的场景吗?基地组织的第二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事实上已经毫不含糊地评价了西方民主：“那些自称‘民主穆斯林’或支持民主的穆斯林的人简直等于在说‘我是犹太穆斯林’或‘我是基督穆斯林’一样荒唐。这种人非常可恶，是叛教者是异教徒。”

扎瓦赫里的声明使用了可憎的清晰性，暴露出软实力理论核心的空洞性。在和赞同美国理想以及美国主导地位的势力打交道时，软实力是很好的政策补充。但用在不赞同美国理想的人身上，软实力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对美国的敌人来说，美国文化的出口不是善意而是一种挑衅;在诸如核不扩撒领域有意识地“树立榜样”不是领导力的标志而是软弱的标志;遵重国际组织不是促成多边合作的手段而是走上对美国行动实施否决权的道路。

回顾一下在文艺复兴初期在意大利城邦创立职业外交官规范的情景或许是有帮助作用的。无论外交官还是他们所代表的领地都有比较清晰的秩序。这些城邦不仅地理位置相近，相互合作的外交官还分享更重要的东西。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所说，“这些在外国首都代表自己政府的官员拥有类似的教育水平，类似的生活经历和类似的目标。他们渴望同样的世界。”

那种发生在志同道合者中间的特权外交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软实力是而且永远是美国与“渴望同样世界”的国家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华盛顿或许与其他民主国家因为能源或贸易政策细节发生纠纷和争吵，但往往可以达成互利的协议，因为各方在协商谈判时心中想的是某种对各方都有利的结果。比如，三月份，印度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承诺向美国出售核材料，而印度承诺在国际监督下对其民用和军事核反应堆建立防火墙。这种互谅互让是印度想成为更加自由、繁荣、多元的民主国家的结果。美国在此背景下使用软实力就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

相反，软实力的局限性可以从奥巴马政府在和拒绝美国模式的政权打交道时看出来。最近的例子是伊朗和俄罗斯。想想奥巴马政府试图使用软实力与伊朗达成铀浓缩协议的情景。2009年3月19日，在伊朗庆祝波斯新年时，奥巴马总统发表了针对伊朗尤其是领导人的录像信息。在这个广泛传播的视频中，他明显地画出了德黑兰外交重生的蓝图：

在这辞旧迎新的季节，我愿意清楚向伊朗领导人表明我们的想法。我们在过去形成了严重的分歧。本届政府现在决心采取全面处理我们面临的议题的外交政策，寻求在美国、伊朗和国际社会之间建立建设性的联系。这个过程不能靠威胁来推动，相反，我们寻求开诚布公和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接触政策。

在摆出这种软实力姿态后很快跟进了最高级会议。虽然美国在德黑兰没有大使馆，但阻止伊朗核武器发展的野心勃勃的外交努力很快展开。奥巴马排除了任何威胁，只是向伊朗提出了年底的最终期限，希望伊朗表明通过接触解决核问题的意愿。总统说“重要的是确保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在这点上我们能够说会谈似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美国官员开始在海外穿梭会见伊朗的代表，但伊朗领导层拒绝了这个建议以及其他所有建议。

对没有任何威胁的最后期限，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去年12月在伊朗城市设拉子(Shiraz)对听众说“西方可以给伊朗最后期限，想给多少就给多少，我们不在乎。”依靠软实力作为最高级会议的充分基础削弱了传统外交工具如可靠的威胁和可信赖的盟友的作用。

与奥巴马总统的希望相反，自他担任总统后，伊朗采取了大肆扩张其核项目的政策。伊朗不仅展示其新的铀浓缩设施，宣称上帝的意志，再次发出摧毁以色列的威胁，其行为远不是被称为外交官的人能够想象出来的。

伊朗对美国软实力无动于衷，这是因为伊朗政权就是建立在明确反对美国理想和目标的基础上的。可以预测霍梅尼革命是在仇恨美国的基础上开始的，无论是内贾德还是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Grand Ayatollah Ali Khamenei)，“想要美国人想要的东西”就等于重新创立伊斯兰共和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奥巴马政府在企图靠软实力与德黑兰达成协议时，错过了和渴望美国软实力的伊朗人(伊朗的民主抗议者)合作的机会。2009年6月12日，被普遍认为弄虚作假的选举把内贾德再次送上总统宝座。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数千伊朗抗议者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政权用大肆搜捕、虐待、迫害、关押、和谋杀的手段对付这场“绿色运动”。抗议者的民主要求伴随着对华盛顿的明显乞求。他们问奥巴马总统“你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政权一边?”

白宫在以有意义的方式谴责人权侵犯时总是很缓慢，用奥巴马的话说，就是选择“作证”(bear witness)以免美国的谴责被伊朗内部当用“政治足球”。这种特征描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毕竟，美国的谴责不是需要依靠操纵者才能获得意义的无生命的“足球”。美国的意见是根据美国的理想决定的，体现着注册商标般的道德维度。伊朗民主人士没有直接呼吁中国主席胡锦涛或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谴责内贾德决不是一时疏忽。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软实力确实起了作用，这是因为它对像伊朗绿色运动这样的民主追求充满同情。奥巴马政府牺牲了美国忠诚于美国原则的声誉换来了劝说独裁的政教合一政权的机会。此后，绿色运动就被内贾德平息了。

靠软实力对付俄罗斯的类似失败导致奥巴马政府内讧并连累盟主盟友。众所周知，布什总统听任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人的和同情的误读影响美国与莫斯科的交易，虽然布什或许想象这个从前的克格勃人员能多体面，但他从来没有满足普京的愿望，即美国取消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部署导弹防御的计划，到了9月17日，奥巴马总统却答应了。

这是政府重新确立俄罗斯政策的组成部分，是软实力途径的里程碑。2009年3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给俄国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赠送了“重新启动”按钮玩具(翻译不当)。在一系列的宣传照片中，两人举着这个道具，克林顿国务卿、拜登副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热情洋溢地谈到在共同利益领域与莫斯科合作的必要性。

虽然有软实力剧场以及华盛顿在导弹防御上的让步，莫斯科现在并没有更接近加入针对伊朗的有牙齿的“制裁”。与此同时，美国与稳定盟友的关系受到削弱。如捷克共和国的余波可能是深远的。波兰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说，他国与“华盛顿的战略盟友关系”事实上已经丧失。捷克议员简·维塔姆(Jan Vidim)提出了最不祥的预兆“如果奥巴马政府未来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我都会强烈反对。”

软实力主张在俄罗斯强人普京身上遭到最强烈的反驳。他是信仰硬实力的民族主义者，正在是用奈所描述的不再重要的方式---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剥削来增强俄罗斯的区域影响力。2008年夏天，俄罗斯军队非法占领格鲁吉亚，莫斯科刚刚签署了协议确保俄国在未来30年控制乌克兰的克里木(Crimean)海军基地。在与西方打交道时，或许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比普京更灵活或更积极，但人们还没有看到多少证据。

虽然不像德黑兰那么明显，莫斯科也不想要美国人理想中的“同一个世界”。美国软实力能乘坐“美国军舰默许号(USS Acquiescence)到达黑海沿岸。克里姆林宫体现了数世纪之久的民族心理，他们把俄国人的“伟大”放在民主改革未经试验的现实之上。莫斯科不会放弃它认为的“传统势力范围”以便与西方改善关系。

除了勾画出奈的“看不见的实力”的失败外，注意到美国军事力量越来越灵活，效率越来越高是很重要的，虽然奈坚持认为成本的提高使得维持和使用这样庞大的军力从长远看是不可靠的。美国已经在海外同时进行了两场将近10年的战争，而军事开支占GDP的比例仍然低于奈创造软实力这个概念的时期。而且，军队比在从前任何美国战争中承受的伤亡都小。

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软实力的东西是美国实验非常密切的一部分，它很少有资格被划归为外交政策工具的类别。美国不仅是个国家而且是个观点，是人们被允许发挥自我管理权的人所能达到的典范。即使最厉害的批评家批判美国的观点都是正确的，美国仍然走在超级大国的道路上，仍然需要解释美国作为世界移民的第一个目的地和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最愿意模仿的政治模式。

因此，美国观点的基本力量不仅使得美国有能力成为超级大国，它还使得美国的自由能够被国内外的各种各样的民主参与者广泛使用。

当然，通过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这个事实，世界见证了美国民主传播的潜在证据。在这个历史时刻，只有美国人可以夸耀他们选了一个黑人担任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务。或许奥巴马围绕软实力确立其外交政策是因为他相信本人就可以传达世界需要倾听的美国信息。2007年末，他告诉《纽约时报》，“我认为如果你告诉人们，我们的白宫有一位总统，他的姥姥还生活在维多利亚湖岸边的小木屋，有个同父异母的印度尼西亚妹妹，娶了华裔加拿大人为妻，那么他们可能认为他或许更好理解我们的生活和国家发生了什么。”

奥巴马当时错了，现在也错了。美国的全球吸引力不在于其领导人有亲戚散居世界各地。美国的实力，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来自它的独特承诺，人人机会均等，无论人种、宗教、或者地位如何。这种承诺是考宣言和制裁兑现的，但同时也靠枪杆子。

美国理想使得美国人能够建造世界上无可匹敌的强大军事力量，并使得美国成为远方那些渴望“我们渴望的东西”的人向往的灯塔。对那些渴望其他东西的人，这个理想就是诅咒。他们不会因为软实力说服而改变观念，反而可能利用美国的软弱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作者简介：

　　阿伯·格林瓦尔德(Abe Greenwald)是《评论》杂志副主编。

　　译自：The Soft-Power Fallacy Abe Greenwald

　　Abe Greenwald is associate editor of COMMENTARY. July/August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