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权力正加速从劳工阶层转移至跨国资本手中。代价是高昂的，包括美国工人成为经济和出口制造业金融化的牺牲品，大部分人30年来的收入没有增长，只能靠债务和资产泡沫维生；包括饥饿的印度农民；包括中国上百万农民工，他们分得的国家收入份额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下降得更快；还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人。

　——诺姆·乔姆斯基

　　战后世界秩序变化

　　二战建立了当前的国际秩序。回顾历史，那个时代对于华盛顿的决策者来说，建立符合美国经济利益的“大区”(Grand Area)并予以实践是现实的。当时美国占据全世界一半的财富并且无安全之虞，它控制了西半球，太平洋和大西洋以及它们的彼岸。

　　然而渐渐地，美国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削弱了。到1970年，美国占据全球财富的比重下降到约25%，虽然仍很可观，却比以往少得多了。直到现在，美国也只大致维持这一水平而已。到1970年，世界已呈“三足鼎立”之势，北美、欧洲以及以日本为核心的迅速增长的东北亚成为三个体量相当的全球工业中心。

　　1990年苏联解体，美国独占全球的乐观预期再次出现。在西方，与大胜的论调相唱和的是，那些受人尊敬的评论家们为美国独霸的“单极时刻”而欢呼，也为美国主宰全球秩序之下“历史的终结”而喝彩。当然，在作为敌手的超级大国如此突然和出乎意料的解体之后，美国政府需要重新制定他们的政策。20年前华盛顿对于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反应，能够令我们深入了解冷战的本质，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及其本质。

　　当时老布什政府制定了新的战略原则。简单说，一切基本不变，改变的只是托词。美国仍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军事体系，但这样做的理由变了：不是因为俄罗斯，而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高度发展了。在美国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这样的说法没有引起任何嘲笑。他们说，所以现在美国需要继续维持“国防工业基础”——这不过是国家支持的高科技工业的同义词。在这一点上，与人们通常的误解大相径庭，美国远非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高科技产业特别倚重于国家的支持。像罗纳德·里根这样的偶像总统就是自由市场原则最大的背叛者，宣传和现实之间差距巨大。

　　新布什主义同时强调，在中东这一能源重地美国必须保持干预力量。布什的新战略认为，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并非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门口”。很抱歉，美国骗了你们50年，但现在烟消云散，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真正的威胁一直来自追求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特别是那些试图将国内资源用于自身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而这种威胁将一直持续下去。

　　苏联解体后北约的命运也富有启示，本来北约是为了保护欧洲、抵御俄罗斯集团而建立的。随着苏联解体，它存在的借口业已消亡，一些相信宣传机器的人期待着北约也该随之解散。恰恰相反，北约不顾对戈尔巴乔夫许下的诺言，迅速向东扩张。布什政府做出的只是口头承诺，虽然从来没有诉诸文字，但这些承诺非常明确。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抗议，但他们告诉他，他早应该知道不能轻信西方外交官的话，所以君子协定被推翻，戈尔巴乔夫却无从抱怨。现在北约成了听候美国调遣的一支干预力量，它的官方使命已经拓展到世界范围了，包括保护西方盟友的石油管道、海路运输和其他“重要的基础设施”。想必美国还有一个动机，便是阻止欧洲的独立自主进程，这一进程大致与戴高乐路线一致，这是自二战后美国的决策者高度关注的另一个要点。

　　帝国统治从来都不容易，对美国也是如此。1971年，美国推翻了智利的民选政府。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观察是，如果美国不能控制拉美，就别指望“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成功建立秩序”——也就是说控制全世界。然而现在美国再也不能控制拉美了，特别是最近十年，情况的转变简直是戏剧性的。

　　自500年前臣服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南美洲第一次走向一体化，这正是独立自主的前提。这个大陆资源丰富，但掌握在少数的富裕精英手中——通常是白人，现在拉美国家正开始对这样的腐败问题开刀。更重要的是南南关系正在发展，在原材料的消费和投资上，中国正日益扮演领导者角色，在某些资源富庶的国家，中国的角色已经超过了美国。

　　控制西亚的石油资源就控制了世界，这是二战后美国决策者们的主要原则。现在这种控制也不稳固了，不仅仅是因为伊朗，美国的老附庸也在动摇。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碳氢化合物储藏于沙特阿拉伯，二战期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其宗主。美国仍是沙特最大的投资者和主要贸易伙伴，沙特也通过金融投资来支持美国的经济。不过，现在沙特超过一半的石油出口到亚洲，它的增长计划正在“向东看”，而不是向西。如果能从废墟上重建起来的话，同样的状况也可能发生在石油储量世界第二的伊拉克。现在美国的政策又迫使石油第三大出产国伊朗也采取同样策略。总的来说，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中东石油的最大进口国，贸易关系增长迅速，在过去的5年里翻了一倍。中国的这些发展对世界秩序的意味很明显。同样地，上海合作组织也确实在缓慢而悄然地崛起，这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组织包括许多亚洲国家，却排除了美国。

　　中国会取代美国吗？

　　在最近很多关于全球权力转移的热烈讨论中，人们都在推测中国和印度是否(或者何时)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强权。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将意味着世界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欧洲征服全球之前。一直到17世纪，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他们有最先进的市场体系，有最发达的技术，在公共健康和其他很多领域也居于领先地位。如果一切真的发生，世界不过是回到从前。

　　最近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GDP)也确实令人惊叹。不过，只知道这些并不足够。联合国有一个叫作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依据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健康进行排名。印度的排名垫底，只比柬埔寨好一点，位列老挝和塔吉克斯坦之后。中国的排名靠前一些，不过是第92名，比约旦略高，在多米尼加和伊朗之后。印度和中国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这意味着超过10亿的居民生活远低于平均标准。在印度，自从20年前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农村地区营养不良的家庭比例增加了，平均每个家庭购买粮食的数量显著下降。由于政府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提供的服务减少，根据记录有超过15万农民自杀，绝大多数是因为债务。印度自称是一个知识型社会，“知识阶层”迅速增长，但40%的儿童却根本没有上过学。世界银行估计印度的人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2%，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5%。进一步来看，一个比常规统计更准确的估算应该包括中国和印度付出的严重代价：生态问题、资源枯竭、劳工权利等等。

　　普遍而言，已有的对全球权力转移的推测忽视了我们本应知道的常识：抽离了其内部权力分配的国家并不是国际事物中的唯一、甚或主要角色，主要角色反而是那些掌控国内经济的部门，亚当·斯密是告诉我们这条真理的人之一，遗憾的是，评论界和国际关系理论都常常忽略这一点。

　　谨记斯密的真理，我们就能看到确实存在一场全球权力的转移，但它并没有被广泛注意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权力正加速从劳工阶层转移至跨国资本手中。代价是高昂的，包括美国工人成为经济和出口制造业金融化的牺牲品，大部分人30年来的收入没有增长，只能靠债务和资产泡沫维生；包括饥饿的印度农民；包括中国上百万的农民工，他们分得的国家收入份额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下降得更快；还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人。

　　中国在这场权力转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现在就像整个地区制造业的装配厂，日本、台湾和韩国向中国大陆出口配件提供技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增长引起了许多关注，却很少有人留意伴随新的地区制造体系的形成，美国对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正迅速降低。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只计算中国产品产值，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减少30%，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将以同样的比例增长。同理，美国的生产商也向中国提供部件，在中国组装和出口，绝大多数卖回美国。如果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业规模扩大，情况将有重大改变，也许会对全球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最简单的计算就能显示出，亚洲强国的人均收入不可能达到西方的水平，除非地球毁灭，或者西方的繁荣显著地衰落。

　　我们早就知道国民生产总值的使用有很强的误导性，因此必须设计出更现实的计算方法。其中之一是进步指数(GPI)，它将危害公共的犯罪、污染、交通事故、墨西哥湾的油污等等的支出减去，这些支出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但并不改善社会。进步指数还把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价值，如志愿工作、休闲等等算进去。在美国，G PI从1970年代之后就停滞不前，但是GDP在增加，这些增长只流入了很少人的钱袋。这一结果与社会指数相互关联，这是关于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衡量标准。在1970年代中期，社会指数与经济增长一致，之后就开始下滑，2000年的时候降到1960年的水平。经济的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之间的关系也难以忽视，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

　　总之，“繁荣”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不能只用商品数量和能消费的石油资源数量进行衡量。这些思考所衍生的影响，将波及人类生活的组织形式和文化发展的优先重点。

　　人类的未来

　　几年前，现代生物学的巨擘厄恩斯特·迈尔提出，高智能是一个进化错误，在进化史上难以长存。从生物学家的视角来看，所谓成功就是指多少人能存活。那些有着固定生态位的种群是最为成功的，比如甲壳虫，或者能够迅速变异的种群，比如细菌。我们所谓的“智能”越是提高，生物学上成功的几率便越是下降。人类似乎是一个特例，但仅限于非常短暂的时段，要知道过去的几千年不过是进化史上的一瞬而已。迈尔更为悲观的论调是：“平均一个种族的生命周期约为10万年”——与现代人类在这地球上存在的时间已经差不多相当。

　　我们正生活在检验迈尔的理论是否正确的时刻，事实上，如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著名人类学家马丁·里斯所言，是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一刻”。他提醒我们说这是这颗行星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种群——即我们——将地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攸关人类存亡，也攸关生命所包含的无尽潜能”，“也因此宇宙中的这个淡蓝色的小点成为特别的存在”，他总结说，“在它存亡绝续的时代，我们恰是它的管家”。

　　一个悲观的现实主义者也许会说前景不祥。而关注人类生存和世界命运者，将继续努力以证明这些预言的虚妄。

　　(根据乔姆斯基8月13日北京演讲节译，翻译/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