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三傍晚，伦敦南郊萨顿镇Hackbridge村的火车站，有一辆绿色的小货柜车，车身上画满了可爱的蔬菜卡通图案。车上卖的番茄、芹菜等十来种蔬菜，全部产自镇上的一个社区农场。种菜的可能是经营社区农场的志愿者，也可能是镇上任何一个居民——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到这个农场去一起种菜。和超市里那些加工过的蔬菜不一样，这些蔬菜长得“灰头土脸”，但保证没有农药，价格也不比一般超市里标明了“有机蔬菜”的更贵。

　　种菜、卖菜的都是志愿型的非盈利组织，不求利润，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只会投入到农资农具的购买和货柜车的维护，以及必要的人员费用。萨顿居民要是在其他时间想买这样的菜，他们还会找人骑自行车送菜上门。免运费，因为送货员也是志愿者，他们觉得送菜的同时锻炼了身体，何乐而不为。

　　如果要英国首相卡梅伦为自己积极提倡的“大社会”（Big Society）找一个现实生活的模型，或许萨顿就是。正因当地活跃的志愿者部门，萨顿成为了“大社会”计划的四个试点地区之一。

　　7月19日，卡梅伦在利物浦正式启动“大社会”计划时，惟恐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满心希冀：“我希望，日后当人们回忆起2010年后五到十年内的英国，会说这段时间内英国不仅克服了财政赤字，还解决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正归功于‘大社会’。”

　　卡梅伦早就用“破败的社会”这样的语句来形容今天的英国：现代社会“各扫门前雪”的个人主义、福利国家惯出来的“依赖文化”。另一方面，集权的国家机构又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由之产生的巨大行政成本正是今天财政赤字高企的原因之一。

　　通过“大社会”，卡梅伦想让志愿和社区自治组织能够在英国社会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人们愿意更多地参与公共服务，国家和政府在很多方面就可以“放手”和“减负”。

　　种子社区

　　“大社会”政策带来了什么改变？

　　萨顿镇镇议员兼镇长布伦南（Sean Brennan）对本刊记者表示，作为试点，萨顿将重点做四件事：让居民参与决策当地的交通系统、培养新一代的社区组织者、赋予居民自己规划绿色社区的权力、给予民众对本地医疗卫生体系更大话事权。但除了最后一项是卡梅伦政府最近提出的“解放国家医疗体系”（NHS）新政，其余都说不上变革。

　　由居民决定当地交通系统，是萨顿几年前就开始的尝试。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各个居民点，请民众来决定当地要有什么样的交通计划，是开辟公车路线，还是协调私家车的上路时间。布伦南将此归功于萨顿“一向都把决策下放到最低水平”的传统。

　　几周后将开始运行的社区中心，也非拜卡梅伦所“赐”。这个社区中心除了会有图书馆、咖啡厅、花园等供居民学习、社交的场所，还将有一个“全英独一无二”的社区组织培训中心。会有一个高仿真的控制台来模拟对火车和汽车站的管控，为的是让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能够来这里“学习组织技能”和“培养参与精神”。这与卡梅伦今年5月提出的“大社会”纲领中提到的“培养新一代的社区组织者”不谋而合。

　　“如果是今天才开始，我们恐怕不可能拿到这么多公共资金来启动这个项目。”布伦南坦言。为了削减赤字，卡梅伦已经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门削减预算，地方政府也将不能幸免。10月开始的地方政府预算回顾，很可能会砍掉25％到40％的地方政府资金。

　　那么，“大社会”政策到底能为萨顿带来什么额外帮助？目前而言，仅限于伦敦方面提供专家咨询，帮助镇政府在削减行政程序、减少管制和法务方面出谋划策。

　　虽然指定了四个试点，但“大社会”还没有任何清楚的行动计划，很大程度上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

　　冷热不均

　　“我认为‘大社会’就意味着个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自己有更大的控制。”在萨顿的办公室里，公益组织宝瑞家（BioRegional）创始人之一德赛（Pooran Desai）对本刊记者说。

　　作为公益组织的一员，德赛乐于见到“大社会”成为风尚。这意味着他们这样的组织可以得到更大的支持。他们已经是幸运的了。十年前当他们准备在萨顿建造一个低碳节能的绿色示范小区时，如果不是说服了镇政府，这样的低碳小区将带来未来的额外收益，从而以低于市价的优惠价格购得了土地，作为公益组织的它们很难竞争过众多商业性的竞争对手。

　　卡梅伦的“大社会”除了承诺给予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这种“政策鼓励”，也准备在资金方面加以支持。利用两年前英国通过的一个“休眠账户法案”，卡梅伦将启用那些15年来没有任何交易活动的账户来成立一个“大社会银行”。预计全英银行和建筑协会这样的休眠账户加起来共有5亿英镑的资金。

　　不过，“资金不是最大的挑战，怎么去动员大家才是最大的挑战。”德赛的感触是，“人们总是说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来做这件事，但有时候并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往往是常识就能做到。”

　　但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德赛这样有热情。自己清扫家门口的街道、成为自己孩子学校的董事，在自己的小区内组织社区服务中心，或在下班时间到博物馆当志愿者——这些在四个试点地区已经发生的事，不见得能够复制到英国全国。

　　卡梅伦的“大社会”遇到的最大麻烦可能还是，从反对党到利益团体，再到普通民众，都一再质疑：“大社会”到底是卡梅伦真心信仰的愿景，还是只是他削减公共支出的伪装？英国公共服务业工会UNISON秘书长普伦蒂斯（Dave Prentis）在卡梅伦发布启动“大社会”讲话后马上就回应，说政府无非是想甩手不干公共服务，用志愿者来作为廉价的替代品。

　　学者诘难

　　在英国的学界，“大社会”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的一场名为“大社会vs.国家”的讨论会上，与会学者对“大社会”的前景并不看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大伦敦集团”项目主任特拉沃（Tony Travor）认为，即使以后公共服务能够一定程度上由慈善组织、社区组织等来提供，但还是需要由公共财政来提供资金，“这可能可以实现，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监管。”这是因为要确保公民社会团体对公共资金的合理使用，国家不可能不加以监督。而另一方面，“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可能并不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库卡萨斯（Chandran Kukathas）则提出，在这场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进退关系的讨论中，“谁来把社会带回来呢？还是国家”。他担心，这种强烈的“干预主义”措施可能又会产生另一个层面的官僚主义。

　　牛津大学教授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认为，这个主要由保守党提出的“大社会”政策，很可能是在参考美国的先例。他说，美国的地方政府高度分权，但这往往是造成地区性不平等的根源。他举例，富裕的社区往往有非常好的公共学校、医院等，这些社区也会非常乐意看到权力下放，则本社区的资源能够继续投入到社区中去，而不会被转移支付到别处。

　　而在研究英国宪政发展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劳夫林（Martin Loughlin）看来，这场“大社会”运动只是过去30年来英国对公共机构解构的延续。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撒切尔政府将众多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开始，1997年后的新工党政府也延续撒切尔主义进一步推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这个过程伴随的是“权威”的逐渐消亡。如今的“大社会”又将继续将公共服务从国家机构中剥离，交还给社会。

　　“当政党在摧毁公共机构价值的同时，它们也在吃掉自己权力的源泉。”他说，“政府的危机实际上是权威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