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日两国的相互报道

    战后以来，特别是从佐藤荣作时代结束，田中角荣上台开始，日本的媒体总是在新政权诞生时高唱赞歌，又在政权结束时大奏葬曲。从表面上看，日本大众传媒似乎是在执行其舆论监督的任务，但认真分析，其实是在充当着巩固和稳定现有体制，不断制造“新期待”的角色。

　　在自民党当政时期，日本媒体为配合“派阀政治”游戏，只看脸孔，不深入谈论政策，只要首相换了，民众的闷气有了发泄处，便不再追究以往诸如金钱丑闻或当政者失策等问题的任何责任，并推波逐浪，为新政权制造“改革”虚象。在轮流坐庄的游戏无法继续玩下去时，媒体就配合政坛重组大奏“政治变天进行曲”。1993年“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诞生时，有些媒体甚至不惜鼓吹“脏水冲刷污泥”的“脏水利用”论。意思是说，明知高举改革旗号者就是来自自民党腐败政治的核心部分，但如果这部分势力能起“改革”的推进作用，用之又有何妨?然而，脏水泼出之后，日本政治的污泥并没有被冲走。

　　政、官、财、媒“铁四角”

　　同样的，去年民主党政权诞生时，日本媒体也一度在欢呼“两党制”及“政权更迭”带来的“地壳变动”，给老百姓另一个“新的期待”。但事实说明，“新政”到头来只是一个假象。紧接着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今天的政治乱局：菅直人惟妙惟肖地模仿自民党，大搞其派阀轮流坐庄的“人心一新”政治游戏。

　　换句话说，前首相鸠山由于失策，不得不忍辱肩负起了被民众发泄怨气的重任，而大众传媒则相应负起如下的任务：推出大量版面和黄金时段的播映时间，齐声对刚卸任首相落井下石;与此同时，还吹捧“草根”出身的新首相，制造新的“期待”。菅直人接棒时，民主党的支持率之所以从20%回升至60%，不能不归功于大众传媒的舆论诱导和“政治空气”的营造。

　　针对日本大众传媒如此这般配合政局所扮演的角色，日本有人称之为“政(政治家)、官(官僚机构)、财(财界)、媒”铁四角关系。理由很简单，今日被形容为百病丛生的“日本病”的根源，并不只是大众传媒经常抨击的“铁三角关系”，原本作为舆论监督者的大众传媒在实际上也参与其事，扮演着前三者无法取代的角色。

　　舆论诱导三法宝

　　日本大众传媒对舆论诱导之所以有着那么强大的威力，是和日本传媒报道的三大特色分不开的。其一是“划一性”(即“统一口径”);其二是“集中豪雨”式(即铺天盖地式)报道;其三是倾向于激情主义。“划一性”的报道显然和日本独特的“记者俱乐部”制度密切相关。闭锁和严守统一口径“内规”的“记者俱乐部”制度，再加上铺天盖地与激情的报道手法，促使日本国内对特定的任何事物在短暂期间内很容易达成“共识”。

　　至于对外国的报道，特别是对亚洲问题的报道，总体而言，有三个特点。首先是高举“国益论”。凡提到“国益”，其他就都免谈了，因为是站在“国家利益”之上。其次是“自我中心”，即以日本和日本人为中心，倾向于将外国的反应轻易定性为“反日”或“亲日”，外国人的任何言论，只要是对日本有一点批判，不管是出于什么诉求，都很容易被标签为“反日”。实际上，所谓“亲日”与“反日”的字眼，可以说是战前用语的延长，其用意是以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取代、转移或湮没问题之是非。第三，日本对亚洲问题的报道，隐藏着非常强烈的“大国意识”，从冷战时期就是如此。

　　在对华问题的报道上，日本传媒“国益至上”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所摆的强硬姿态。当时中日两国首脑都在谈“战略伙伴”的合作问题，东京当局为了维持“和谐”气氛，似乎采取较为低调的态度。但当时的媒体却近乎一致地大打“毒饺牌”、“西藏牌”，隐隐约约地亮出了官方不方便公开亮出的“奥运会抵制牌”。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协助官方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权益，包括东海油气田问题。一名以自由派为标榜的名报人甚至将中国处理西藏问题的态度和日本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相提并论，劝告北京以战前陷入孤立境地的日本为前车之鉴，接受“国际舆论”。

　　早已过时的“一小撮论”

　　反观中国媒体对日报道，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似乎也有以下的倾向和偏差。

　　首先，也许是限于版面的关系，相对而言，相关的信息量不大。与此同时，在报道与评论人物时，似乎有急于贴上对中“友好”或“非友好”标签的倾向。也许是受到日本定义不明的“亲日”与“反日”分类的影响，一些媒体近来也频繁使用定义含糊、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诸如“亲华派”政治家或专家的字眼。

　　其二是受到一些固定观念和条条框框的束缚，我将之归结为惰性报道方式。最明显的例子是，尽管日本的政坛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巨大的差距，“总保守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小撮论”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

　　惰性报道的另一表现是机械地将日本的报纸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被扣上“红色”帽子，不能不说是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的“杰作”。上世纪60年代，由于《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猛烈抨击美国的越南战争政策，激怒了美国时任驻日大使，也是日本问题专家的赖肖尔，《每日新闻》的国际新闻部部长大森实还因此被迫离开报馆。但认真分析，两家大报从来就不是所谓“左派报章”。

　　除此之外，报喜不报忧的报道方式，也是妨碍受众对日本问题客观认识的另一原因。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日本的高潮迭起的派阀政治游戏及其所含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认清其本质，特别是当日本媒体配合政局制造“人心一新”的假象时，外国媒体(包括中国媒体)可以站得高一些，远一些，客观报道，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寻求更加接近事实的分析，而不被日本传媒铺天盖地的造势所诱导。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本文为作者不久前在“北大新闻学茶座”讲演的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