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印度：谁为国家“崛起”埋单？

《白老虎》，(印度)阿拉文德·阿迪加著，路旦俊、仲文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27.00元。

当我合上小说《白老虎》（The White Tiger）的时候，电视里传来这样的新闻：“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的一家房地产集团耗资4 .4亿美元，要在当地兴建一栋超过440米的世界最高公寓楼。主体大楼将拥有300多套公寓，小区内有大片绿地、多家咖啡馆和一处露天天文台……”这让我想到最近印度接连不断的新闻，一会要从澳大利亚进口核原料，一会要从中国购买预警机，再不然就是我刚刚看到的“建高楼”、“造大船”之类的“当代奇迹”。

这些带有严重《环球时报》语气的新闻真的告诉了我们现实中的印度吗？我想，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已为我们把真实的印度描绘得够清楚了，那一条条臭水横流、暴力肆虐的街道，狠狠地抽了官方版的“白象崛起”一个大嘴巴。但这就够了？不，《时代周刊》的驻印度记者阿拉文德·阿迪加（A ravindA diga）决定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耳光响亮”之外，再给那个表面光鲜亮丽的“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一记重拳：在那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国度，人们的内心世界竟是何等的冷漠、荒凉与幽暗。

作为小说家的阿迪加的视野完全是福柯式的，但其小说的可信程度却远高于时常把文学艺术与历史混为一谈的福柯先生。现实中的印度历史完全成了由小偷、罪犯、街头艺人构成的一幅生活图景，严格的记者训练背景，让阿迪加的笔触更具有新闻写作的坚实基础。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孟买的火车站、巴士站以及贫民区闲逛，和身边的人聊天。”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自己在动笔前的“田野调查”工作是做得多么扎实。这不仅是为了“保证本书的所有细节都和印度的现实能联系起来”，更是因为作为商业记者的阿迪加深知“那些写在商业周刊里的关于印度的内容基本都是些牛屎”。因此，他拒绝继续用硬通货式的杂志语言向读者传达一个错误的印度，于是辞职并操刀写起了英文小说。

“总理先生，我俩都不说英语，但有些事情只能用英语说。”《白老虎》是以一封写给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信件开始的。事实上，整个小说是由印度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巴尔拉姆写的七封信组成，描述这位小说的主角如何从黑暗的贫民区翻身成为一名商人———计程车公司的老板，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来自贫民区的一名“不可触摸者”（untouch-able）。只是，这位出身低微的“贱民”并不甘心终老于笃信“做了坏事家里的水牛就会生病”这种愚蠢信念的穷乡僻壤，而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从幼年开始，巴尔拉姆的梦想便是成为“白老虎”———稀有、高贵的孟加拉白虎。但想要改变自己身上的固有血统，在弱肉强食的印度，只能通过血的代价。他的第一手段就是软磨硬泡、甚至是耍无赖的方法成为一个富有之家的私家司机。尽管几乎不被当成人看待，他仍然表面上死命效忠主子，实则阳奉阴违，时刻想着如何搞垮潜在威胁自己地位的人，他甚至在故事的最后杀死了主子，带走其钱财逃往班加罗尔，并且堂而皇之做起了血汗生意。

如果我们同意昆德拉关于“小说是道德悬置的领域”这一论调，那么《白老虎》一书充满黑色幽默的故事内容，则让它在避开了道德家们“诲淫诲盗”的病诟之后，让读者得以一窥现代印度的心灵。奈保尔在他30岁那年回到印度时，发出过这样的谓叹：“在印度，最容易也最应该被熟视无睹的东西就是现实。”当时如此，今不亦然？奈保尔所魂牵梦绕的那个只有在他童年出现的印度，而今在阿迪加的笔下成为了如此残酷的现实：这里只有两种人，“大腹便便的人和小肚子的人”。传统种姓制度的解体让财产的多寡程度迅速成为种姓的替代品，成为划分人与人差别的唯一标准。有时候这种区别直接关乎一个生命的存在与否：在农村缺医少药的地区，巴尔拉姆的父亲死于肺结核之类完全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而在繁华的孟买、德里，这几乎只能当一个笑话来听，这让内心善良未泯的巴尔拉姆感到震慑，而当主人的女友驾驶他平时所开的汽车碾死一名穷人的孩子时，他目睹了这一干人等如何通过贿赂警察来逃脱杀人的罪责。

传统种姓制度的躯壳没有了，但新的种姓制度却凭借国家经济的起飞而建立起来，而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阶级区隔仍然没有改变多少，这就是阿迪加眼中一个国家的“崛起”背后的代价。超过4亿穷人的国度，一个出身低微的人爬到所谓企业家的位置，其间需要经历些什么？虚伪、狡诈、冷血，还要一点把握机遇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需要信仰吗？印度教有着超过三千万的众多神祇，这反而令这些神祇形同虚设。“这些神待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就像印度无所作为的政客，他们居然还因此不断获得选举连任。”这是巴尔拉姆写给温总理信中的一段话。

有现代民主制，有历史悠久的宗教，有经济奇迹，也有一流的企业家。这貌似配置优良的组合，并没有为大多数印度人带来必要的幸福，反而在让一部分印度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把大多数人的公平和富裕弄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白老虎》中的印度城市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热带雨林，人们的生存之道完全遵循于原始的“丛林法则”，与人类文明社会的法则毫无关系。或许，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嗜血的孟加拉白虎才会更有竞争力，会活得更自在。

但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如果真正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埋单的却是绝大部分民众，那么这样的崛起意义何在？巴尔拉姆在小说里以预言家一般的口吻说：“在20年的时间内我们棕色人和黄种人会占据金字塔的顶端，我们将统治世界。”这是作者的反话。回想1947年8月14日印度迎来现代民主政权的前夜，总理尼赫鲁在红堡发表的演说：“当世界正在酣睡之中，印度奋起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二者的语气是多么相似。

这种相似的后果只是让阿迪加对于自己出生的国家越来越感到陌生。“2003年，我奉命回到印度做通讯员，这是我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回到印度……但我经过一周的旅程所发现的却是，我居然对自己的故乡毫不了解。”阿迪加在一篇文章中忧伤地写道。这种陌生感迫使大学期间嗜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他选择用虚构的故事勾勒自己亲身观察中的那个诡谲的印度，不仅仅为了述说，更要为印度这出喜剧底下的悲凉，找一个注释。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