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土耳其现代化历程的启示

几百年前，现代化从西欧发轫，然后如波浪般一圈圈向外扩张，波及之处，纷纷被卷入这一大潮，有的乘势而起，有的动荡飘摇……横跨欧亚的土耳其，因地处要冲，所以“首当其冲”，比多数东方国家受现代化冲击要早得多，而且它的现代化历程十分曲折，因此对“后发”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老大帝国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托曼帝国。奥托曼帝国是从拜占庭帝国边境一个小小的伊斯兰酋长国慢慢发展起来的，到15—16世纪，已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从尼罗河到多瑙河，一时都被帝国大军的铁蹄践踏，黑海、红海成为奥托曼帝国的内陆湖，还曾兵临维也纳城下，甚至使欧洲得了“恐土耳其症”。

　　由于数百年征战杀伐，穷兵赎武，拓土开疆，军人尤其是骑兵在奥托曼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奥托曼的一切土地都属于它的最高统治者“苏丹”。为了战争的需要，苏丹把大部分耕地都分配给骑兵，骑兵实际成为采邑主，骑兵从自己封地中得到的收益称“蒂玛”。“蒂玛”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有些相像，可以世袭，但不同之处在于奥托曼的中央权力大，土地归苏丹，“蒂玛”的分配由中央政府掌握、控制，由苏丹授予权利证书。“蒂玛”制是奥托曼帝国社会结构的主要部分，也是其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但同时，也是其发展缓慢、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而且，“蒂玛”的分配越来越腐败，掌管人往往随意滥发，一些宠臣甚至后宫妇女也被授予。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而腐败日益严重，奥托曼帝国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蒂玛”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开始减少，于是“有些平民甚至通过贿赂，非法取得‘蒂玛’。……从此就开始了把‘蒂玛’授予封建骑兵队以外的人那种倾向。上层的腐化是奥托曼的作家们所经常咒骂的，土耳其的谚语这么说：‘鱼发臭从头开始’”。（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蒂玛”制日渐成为奥托曼帝国发展的巨大障碍。

　　政教合一是奥托曼帝国的另一特点。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苏丹，“苏丹专制独裁的程度，已达到当时环境及通讯条件所容许的最大极限”。（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同时，苏丹又是教主，称“哈里发”，因此奥托曼帝国又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成为“生活方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国家、社会、文化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都建立在宗教之上。受过严格的宗教和法律训练，学问渊博的“有识之士”被称为“乌莱玛”。“乌莱玛”虽是“僧侣团体”，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由他们管理。“法官是乌莱玛的成员，是伊斯兰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成分。在奥托曼帝国内，政府授权他们组成一个僧侣统治集团，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比以前任何穆斯林国家的法官都要高。伊斯兰宗教渗透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学校、医院等等都由乌莱玛成员管理。这些必然使教产极其庞大，“既不受国家的控制，也不属于不动产的正常处置范围，日后就引起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从瓦解到新生》，第51、59页）

　　“蒂玛”制和政教合一制对奥托曼帝国的崛起和稳定曾经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渐渐不合时宜，日益保守僵化，腐败严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越来越严重。到16世纪，奥托曼帝国开始一点点衰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却开始加快发展，渐居优势。对世界大势的这种巨大变化，奥托曼帝国浑然不觉，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辉煌之中。对外部世界他们不屑一顾，任何变革都遭到激烈反对，不是被认为侵犯了既得利益就是被斥责为违反了教规。

17世纪末的一场战争，便向长期自大自傲的奥托曼人敲响了警钟。

　　奥托曼的“鸦片战争”

　　强大的奥托曼帝国与北方强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间自然争战不断，奥托曼人曾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虽然攻城不克，却也显示了强大的武力，给奥地利沉重打击。但1697年的山塔之战，奥托曼却大败于奥地利，几乎全军覆没，军队的多数高级指挥官都被消灭，苏丹本人也丢盔弃甲，拼死外冲才幸免于难。

　　这次战争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一点是武器已明显不如人，而更深的意义并不是军事的，它表明奥托曼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等各方面实际已经落后，所以有人十分贴切地将“山塔之役”的意义比之于中国的“鸦片战争”。简言之，这个老大帝国现在必须面对一个在“文明”上已经超过自己的新世界。当然，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奥托曼才能真正认识此点。

　　巨大的失败不能不令人深思，山塔之役的惨败使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出要了解西方，甚至有人以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建立海军为例，提出要建立现代化军队。从18世纪初起，奥托曼帝国开始了缓慢的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改革的主要动力和目的就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想在军事上赶上西方，这就稍稍敞开了向西的大门。这时的改革主要是以法国为楷模，改革的重点是改进军事训练、技术、组织和武器装备。在这期间，一些官员被派往法国考察，西方的一些科学和军事著作被翻译出版，但这些微弱的改革遭到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的强大的反对，建立新军的尝试更遇到了传统军事力量的激烈反对，而随后几十年的和平，更无几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失去动力，还未真正开始便告结束。

　　1774年奥托曼帝国败于俄国，于是又重提改革，特别是辅政大将军哈密德积极主张改革，但“保守派大起恐慌，于是把他赶下台，结果了他的性命，还在他尸体上插了个标明他身份的牌子——‘教规和国家的死敌’。”（《从瓦解到新生》，第83页）但保守派更拿不出强国方案，1787年奥托曼帝国再败于俄国。在这种情况下，新苏丹塞利姆三世在1789年即位时又开始军事改革，并首次向外国派驻正式外交使臣，但几年后他就被推翻杀害。继任者默罕默德二世1808年继位后仍想改革，但几位主张改革的高官被杀后，不得不把政府大权交给保守派控制。现实使他认识到改革不能贸然行事，要削除保守力量后才有可能进行改革。于是，他采取种种策略，一点点削弱保守派力量，最终，他消灭了反西化改革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近卫兵团和“蒂玛”制封建骑兵部队，并逐渐取消了衰败已久的“蒂玛”制，建立起由国家提供军饷的现代骑兵部队。此后，默罕默德二世开始大规模军事改革，在西方军事顾问帮助下建立起新式军队，在以后的岁月中，军官成了西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奥托曼/土耳其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行政机构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立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等职务，有意摹仿西方国家的内阁，重新派遣了驻外大使。由于外交的需要，也为更多地了解、学习西方，专设翻译局以培养外语人才。外交机构和翻译局为奥托曼造就了不少人才。近代中国也是处理外交问题的总理衙门和同文馆成为新式人才摇篮，这一前一后，相映成趣。教育是宗教的世袭领地，从来是只教宗教课程，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自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也兴办了学习法语和其他世俗学科的学校。这些改革虽然还十分肤浅，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意义却十分深远。默罕默德二世于1839年去世，新苏丹才16岁，实际权力掌握在外交大臣雷什德帕夏手中。他曾在巴黎和伦敦当过大使，是改革派的首领。在他的主导下，官方在1839年11月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帝国敕令”。“敕令”措辞矛盾明显，颇有意味，一方面将帝国的衰败归结为没有遵守古兰经，但又说补救之法在于定新法、彻底改变原有习俗。“敕令”规定了新的税法，实行征兵制，并规定无论宗教信仰如何，一律适用此法，尤其重要的是提出要建立西方式的议会。这一敕令“标志了为时40年的，土耳其历史上称之为‘坦泽马特’——改组或整顿——时期的开始”。（《从瓦解到新生》，第93页）

　　在这40年中，军事改革仍是重点，但在法律、行政和外交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国家更加世俗化，公开宣布所有臣民不论宗教信仰如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期间还建立了几所世俗的中、小学，虽然想建立一整套现代教育体系的努力并未成功，但教育从来是宗教的一统天下，政府开始涉足教育意义仍然不小。同时还建立了一所文官学校，培养政府需要的行政人才，开始淡化政府官员的宗教色彩。同时，权力机构的设置也将立法与司法分离，以法国为模式建立了省级行政机构，设有省参政会和省议会。还以法国为蓝本制定了商法和刑法，结果是新式法典与传统宗教法典并存，而且同时存在宗教法庭和国家法院这两类法庭。“这种双重体制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其中有些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来说，西化和世俗化的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从瓦解到新生》，第99页）这期间开始铺设铁路，电报网遍及全国。新技术的引进必然使社会生活发生更大的变化，新闻业发展迅速，批评政府的言论也偶在报刊出现，西方的一些教育、政治和经济学著作也翻译出版。

　　这40年的改革造就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自称“青年奥托曼党人”。他们多在政界和军界任职，许多人曾在翻译局工作过，因此对西方了解颇多。他们批评改革的步伐太慢，强调发展经济、引进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制度的重要性。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实行立宪改革，但意识到宗教传统的巨大力量，因此提出从“伊斯兰民主传统”中寻求根据。在各种改革力量的作用下，1876年12月，登基刚刚几个月的苏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颁布了奥托曼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对内阁、由苏丹任命的上议院、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人权法案等，都作了明文规定”。（《从瓦解到新生》，第104页）但苏丹仍旧大权在握，内阁不是对议会而是对苏丹负责，苏丹不仅有任命各部大臣，还有批准立法、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宪法同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苏丹仍称“哈里发”。这次所谓“立宪”其实是所谓“开明专制”，能否真正“立宪”端看苏丹是否高兴、是否“开明”。不久，由于一些议员在议会尖锐批评苏丹，苏丹勃然大怒，感到无法忍受，在1878年2月宣布议会休会。但“议会一休就休了30年。苏丹如此行事的简单事实，恰恰充分说明了议会的潜在战斗力。宪法也被搁置了起来，但它始终是日后改革家们回顾瞩目的一盏明灯。”（《从瓦解到新生》，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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