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妍：并不遥远的世界粮食战争

　摘要：全球巨大的粮食需求使人惊恐不安，像中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通过对出口水稻和小麦强制性征税或实施配额的方法来避免本国的粮食短缺。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则干脆禁止水稻出口。在全球粮食危机的紧要关头，南南合作也趋于瓦解。

　　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7 —8月号刊登了瓦尔登·贝罗和马拉·巴菲尔拉题为《粮食战争》的文章，文章从分析2006 —2008年全球粮价暴涨出发，以墨西哥、菲律宾和非洲大陆农业危机为实例，论证认为世界粮食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化的必然结果，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使农业生产日益资本密集、能源密集和科技密集，其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极其高昂，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作者呼吁应该创建一个对资本、特别是能源、资源依赖度较低，从而在生态和社会方面更可持续的新农业、新经济模式。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6年至2008年，粮食短缺问题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现实问题，粮食价格的螺旋式上升也超出了多数人的承受能力。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粮食储备的急剧减少可能无法应付这一紧急状况。

　　由于大米、小麦和植物油价格的急剧上涨，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进口成本也不断增加，继2006年粮食进口成本增加30%后， 2008年比2007年又攀升了37%。联合国报告指出，到2008年年底， “最不发达国家的年粮食进口成本比2000年增加了3倍多，这并不是因为粮食进口量的增加，而是粮食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些迅猛攀升的发展态势使饥饿人数增加了7500万，使发展中国家大约1125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

　　全球巨大的粮食需求使人惊恐不安，像中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通过对出口水稻和小麦强制性征税或实施配额的方法来避免本国的粮食短缺。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则干脆禁止水稻出口。在全球粮食危机的紧要关头，南南合作也趋于瓦解。

　　全球危机、全球抗议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粮食危机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2007年和2008年，大约30个国家发生了民众暴动以抗议粮食价格的上涨，其中包括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及、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塞内加尔、索马里、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那些由于本国生产不足而不得不进口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无节制的上涨。在愤怒的民众游行过程中，有很多人丧生。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海地。该国80%的人口每天依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活，而在2008年的前4个月里，大米价格却翻番上涨，导致饥饿如影随形， “饥饿是如此难耐，好像我们的胃正在被漂白粉和电池酸液腐蚀着一样”，一位当地人如是说。不断蔓延的骚乱直到参议院解除总理职务以后才平息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海地骚乱使人想起了20年前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观察员的骚乱——也就是所谓的加拉加索(Caracazo) ，其含义为加拉加斯的“暴力风暴”。正是这次骚乱开启了委内瑞拉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新局面。完美风暴？

　　国际新闻界和学术界宣称廉价粮食的时代已经结束，并探究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各种原因：较贫困国家农业部门发展的落后；中国和印度以食用肉类产品为主的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带来饮食结构的变化而造成的国际食品供给的紧张；商品期货的投机；农业耕地向城市房地产用地的转变；气候的变化；以及玉米和甘蔗从食物产品向替代石油的农业燃料的转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

　　联合国报告《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危机是“完美风暴”的产物，或者是各种事态集中爆发的产物。引爆2007年夏天全球金融危机的投机活动也引致了粮食危机。根据联合国报告，金融投资者在商品和商品期货市场中的投机活动对粮食价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报告指出，不断增加的全球流动性和金融创新也导致商品市场投机活动的增加。这一点引起异议。反之，从2008年中期开始，当金融投资者从商品市场中撤资的时候，金融危机对商品价格的下滑(而不是上涨)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在主要的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美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升值了。

　　事实上，其他一些人，像德国的倡议组织WEED中的彼得·沃尔也极力宣称：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投机活动是导致2007年和2008年粮食商品价格超常上涨的关键因素。他们断言，随着2007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抵押贷款债券和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崩溃，对冲基金和其他投机机构都进入商品期货市场进行投机活动，这引起了农产品交易和合同量的陡然增加，而农产品产量并没有增长或者有少量增长。从2006年底到2008年3月的短短15个月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上涨了71%，这恰恰是由为了追逐快速获利而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又在商品泡沫破灭后撤出该市场的投机行为引起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在2008年7月以后又回到了2006年的水平。农业燃料因素

　　投机活动肯定是引发2006年至2008 年“完美风暴”的因素之一。另一个更为惹人注目的解释就是谷类食物用途的转变，尤其是玉米从粮食向农业燃料、生物燃料原料的转变。

　　2008年7月3日，《卫报》披露了一个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所作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宣称，在2002年到2008年2月期间，粮食价格上涨140%，其中美国和欧盟的农业燃料政策应负3 /4的责任。这一数字明显高于美国农业部报道的3%、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估计的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至3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道的60%。该报告的结论更直截了当：

　　“粮食价格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和欧盟的生物燃料生产大量增加。没有这些增长，全球小麦和玉米的储备就不会大量下降，油菜籽价格也不会增长3倍。当然，粮食价格上涨还有其他次级原因，如干旱。出口禁令和投机活动本不应发生，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反应。”

　　据说世界银行把早在2008年4月就完成的米切尔报告给压了下来(米切尔报告因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唐纳德·米切尔研究团队而得名) ，因为它害怕这个报告会让美国前总统布什和他的挑衅性的农业燃料政策陷入尴尬境地。农业燃料因素主要影响了美国种植业的发展，在那里大量玉米从粮食转变为农业燃料的原料。这不足为奇，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以能源“独立”以及抗击气候变化为名，布什政府的慷慨补贴使玉米变成了农业燃料的原料，而不是更有益的粮食。

　　在公司联盟——即包括能源和农产品行业最大的品牌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和嘉吉公司等在内的公司联盟推动下，布什使农业燃料发展成为其政府能源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并宣称十年之内其目标是实现可再生能源最低应达到能源组合的20%。

　　2007年，在布什政府的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旨在促进农业燃料和汽车燃料产业发展的《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该法案的目标是农业燃料产量将增加8倍以上，即从2007年的47亿加仑增加到2022年的360亿加仑以上，这种不同寻常的高标准将引起农业生产的重大变化。截至2007年底，共有135个乙醇精炼厂在运转，还有74个在建或扩建。

　　美国中西部也感到自己正在慢慢地被变为一个巨大的农业燃料工厂。2006年以来，这种转变速度加快，到2008年，已经有大约30%的玉米用于制作乙醇。这不足为奇，因为美国政府强硬的命令、慷慨的补贴以及对进口的含糖的巴西乙醇征收高额关税，为大部分的美国玉米用于农业燃料的原料提供了保证，从而大大地影响了谷物的价格。

　　尽管农业燃料生产的实际影响已经够糟的了，但是它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影响更令人担忧。据说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如菲律宾、柬埔寨和马达加斯加，正在进行庞大的土地租赁交易。国际媒体有大量报道称，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租赁协议。这些交易中一些是有关粮食生产的，另一些是有关农业燃料生产的。但是随着土地正在被商品化，在给定的时间内，租用的土地上生产什么将最终取决于国际市场上什么最有利可图，而不是协议。

　　其中最有争议的交易就是韩国大宇物流公司计划在马达加斯加租赁约300多万英亩土地用于农业燃料生产，租期为99年。几乎该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要用来生产玉米和棕榈油。有报道称，由于民众的反对，在2009年3月的政变中上台的新政府已经取消了与大宇物流公司的合同。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该合同是否会重新协商。

　　同样，柬埔寨和菲律宾也在协商“农业投资”项目。科威特正在为柬埔寨的生产进行商业贷款。菲律宾和卡塔尔当前正在就10万公顷的土地租赁进行谈判。实际上，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致使许多国家正在采用非传统的方式以确保粮食供给和农业原料的供给。进口粮食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必须通过合同来保证生产粮食用地的安全。目前，土地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这对当地依靠土地生产自己所需粮食的农民造成了危害。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里，政治精英们似乎都很得意忘形，以至于他们以国家的粮食安全为代价乱施恩惠。中国人付给菲律宾企业集团的租金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数百万美元的租约确实是非常诱人的。

　　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

　　尽管商品期货投机和扩大农业燃料生产已经成为导致粮食价格危机的重要因素，但是，长期的结构调整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作用解释了导致2006年至2008年粮食价格飙升的原因。对大米、小麦、大麦、玉米和大豆等基本粮食的需求超过了供给，粮食储备下降到1998 —1999年储备水平的40%，储备—利用比率达到整个粮食储备记录的最低点，玉米和蔬菜油储备也达到了多年以来的最低点。联合国宣称， “粮食产量下降无法满足需求增长的需要”这一事实背后的关键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退化，这种退化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农业支持措施疲软”造成的。结果“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率增长停滞不前，而耕地的使用量也没有大幅地增长”。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由于投资缺乏造成了供给约束， “即使在近期粮食价格飙升之前，令人担忧的饥饿不断增加的长期趋势已经十分明显”。2003 —2005年有8.48亿人长期遭受饥饿之苦，在1990 —1992年近8.42亿的基础上增加了600万人。

　　总之，结构和政策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2006年至2008年粮食价格飙升。当然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大规模的经济调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结构调整”。这种调整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在9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实施的，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至今已经持续了20多年。这种调整极有可能是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危机的前提条件。

　　墨西哥农村遭破坏

　　2007年初，在墨西哥，当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示威游行抗议墨西哥面饼(这种扁平的无酵面包是墨西哥主要的食品) 价格急剧上涨60%多的时候，许多分析家就指出，自从墨西哥依赖于从美国进口玉米以来，农业燃料就成为粮食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因为美国政府的补贴正在使玉米栽培向农业燃料生产转移。

　　然而，很多观察家忽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墨西哥人生活的土地是最早开始种植玉米的，如今却要“依靠”从美国进口玉米，墨西哥人到底是怎么了？

　　早在墨西哥面饼危机前几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推动的自由市场政策就使墨西哥由玉米之乡变成了玉米进口国。如果不考虑这个事实，人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墨西哥的粮食危机。在过去30年中，墨西哥发生了一连串令人震撼的危机，并把墨西哥带到了“失败国家”的边缘，粮食价格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粮食危机、毒品战争以及向北方大规模移民之间的关键症结就是结构调整。

　　在农村，结构调整意味着改良主义者的政府计划和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计划和机构是由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服务于农业部门以及迎合那些曾经是墨西哥革命基础的农民的需要。由于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如信贷、农业推广、基础设施支持等服务急剧减少或者完全取消，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贸易单边自由化方案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削弱了小农农业的经济实力，使这个玉米的生产国变成了谷物的进口国，这进一步强化了该国作为粮食净进口国的地位。

　　结构调整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强加的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连续50年的农业改革历程的中断而得到强化。改革的中断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者掌握着墨西哥国家政权，他们寻求取消土地国有化(恢复土地私有化) ，希望通过驱除他们认为过剩的1500万农业人口来提高农业效率。

　　结构调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其持续的25年里，墨西哥处于一种粮食极度不安全、经济长期萎靡不振、政治不稳定以及犯罪活动猖獗的状态。用一个时髦的术语来形容，它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失败国家”，但却即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