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en Goldner：第二次大博弈（上）：衰落的美国超级大国对俄罗斯和中国边境虎视眈眈

第二次大博弈（上）：（注1）

从苏联塔林到韩国首尔到日本东京，借道基辅，衰落的美国超级大国对俄罗斯和中国边境虎视眈眈

（注，原文较长，故译文分成两部分发表）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第二次冷战后前几年（注：原文如此，疑作者冷战另有所指），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爆发革命和波兰的团结工联（注2）风起云涌然后被镇压的时候，我正在美国东海岸一所高校图书馆工作。我和一位年轻的姑娘共用一个办公室，她刚刚获得斯拉夫语的硕士学位，同时对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和波兰语都非常娴熟。然后她突然被美国政府授予一项奖学金，让她立即放下这一切，转而研究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几个月后，她找到一份工作，是与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家伙”共事，就突然离开了。一年以后，她倒是来了一封信，说她正在研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媒体以洞察了解其文化。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大约同时，我所在图书馆的研究所所长的一个密友，亨利·基辛格，问我是否可以通过馆间互借的形式，借给他一本关于格鲁吉亚2500年历史的经典著作。当时，基辛格不管哪一天都要收到半打以上的国家元首打来的越洋电话，他看来像那些在里根总统时代逐渐出名的垃圾债券（注3）掮客们一样，头脑聪健。

也许是这些陈年逸事，以及这些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日渐成为报纸的头条，使我开始思考那段1800年到1930年间的历史，就是被称做“大博弈”的时代。这个词，当初是简单地用来指英国和沙皇帝国沿俄罗斯地带（势力范围）的敌对关系的，因英国小说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用此喻指双方的竞争关系而知名。英国希望保护自己的殖民地印度免遭俄罗斯人从阿富汗和克什米尔的入侵。他们也想捍卫自己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的海上路线。考虑到俄罗斯陆军力量的规模，这一威胁绝非空穴来风。例如，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俄国曾藉此力量占领巴黎，并且在其300年的统治中，沙皇帝国几乎每天都能吞并数百平方英里，直到它扩张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如，在1885年，英军设在印度的一支小特遣队和俄国的一支小特遣队在堪察加半岛附近发生冲突，几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西方股票市场几乎暴跌。

而此前，在1842年，一支17000人的英国军队几乎一枪不发占领了阿富汗，但在随后风起云涌的阿富汗起义中，却全军覆没，最后实际上只有一名士兵得以逃回印度（注4）。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在1860年写了一篇关于阿富汗的文章，指出西方强国不应在该地有任何的军事存在。阿富汗一直是大博弈中各方最为觊觎的猎物，其原因并非为了攫取阿富汗的一草一木，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关键的平台，足以影响其附近的俄罗斯，印度，中国和伊朗。

随着斯大林政权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在1945年后得到巩固，斯大林式的革命也于1949年在中国取得成功，这拉开了西方世界40年的冷战“遏制战略”的大幕。这一时期，沿俄罗斯和中国地域的历史似乎“冻结”了，而且似乎这个19世纪的“大博弈论”也弃之不用了，只有古文物学家才略感兴趣。在俄罗斯和中国境外没有多少人（我怀疑在其国内也是如此）了解或关心关于格鲁吉亚人的情况，还有阿塞拜疆人，奥塞梯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西藏人（注：中国西藏）或维吾尔人。其中许多地区都对西方游客关闭，或是核试验场的所在，或是有着大型的、技术专家统治论式的基础设施项目（注：类似精英统治论）。

诚然，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Andrei Amalrik），曾在他的书《苏联能否存活到1984年？》（1970年出版）中指出，由这些专家团体所带来的“这一全国性的问题”将拖垮苏联；实际上，一些西方观察家如艾曼纽托德（Emmanuel Todd）(早在1970年代)就曾指出，和土耳其民族的人口爆炸相比，俄罗斯的人口统计呈负增长，其结论与此类似。在西方，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报纸会不时地发表文章，指出1917年之后，在中亚各共和国的妇女从伊斯兰教压迫下得到解放的情况（确实没错）。但当原埃及统治者纳赛尔（曾关闭过苏伊士运河）在20世纪50年代，在现代主义的埃及禁止了苏菲教，并将其珍贵的图书馆手稿当作破铜烂铁扔到人行道上的时候，或是当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将什叶派神职人员清洗到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并鼓励对妇女进行教育时，这些报纸的腔调与以往并无不同。在那些日子里，看起来，似乎只有那些退休的德黑兰的商店主在烦扰着他们的孙子，呆在他们自己的电视机旁不肯离开，并对即将到来的伊斯兰共和国革命破口大骂。

我们这些在西方的反斯大林的激进者，曾经希望我们看到的工人们在东柏林的起义（1953年），在波兹南和布达佩斯（1956年），还有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1970年），能成为推翻斯大林主义的先驱。那时，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还没有什么能让我们预见到，在1980年在被占领的格但斯克造船厂，波兰工人在琴斯托霍瓦黑圣母像下祈祷。更不能预见到，当时在塔吉克斯坦山区尚未诞生的伊斯兰游击队。

大博弈还有着强大的浪漫气息，始终吸引着一些有争议的人物。众所周知，它是在1904年由英国地理学家麦钦德（H.J. Mackinder）和德国的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在瑞典人汉斯（Hans Kjellen）的思想上理论化的。麦钦德拓展了欧亚大陆的概念，引申为“世界岛”，并指出，哪些政治力量能够控制沿俄罗斯地带，就将控制全世界。所谓的“地缘政治”，也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空间”概念的影响，因而是纳粹扩张主义中“生存空间”（注：指纳粹德国的继续生存或经济富足所必需的额外领土）概念的先导。

麦钦德和汉斯的思想，被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接受，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豪斯霍费尔，是德意志帝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官，曾在日本留学，是日本把俄罗斯打得一败涂地的日俄战争（1904-1905）的忠实的研究者。（注：日本军队也同样羡慕德国的军事学。）豪斯霍费尔显然能说一口极为出色的日语，韩语和汉语，并据说，他加入了一个深奥的日本佛教宗派。他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队中担任军官。战后，他开始了这一新兴的地缘政治领域（虽然在德国历史中很久远）的学术生涯，并与一个志同道合的叫鲁道夫·赫斯的年轻男子交了朋友。在1923年慕尼黑啤酒店暴动失败之后，他访问了在狱中的赫斯，并深深地影响了赫斯的同一牢房的室友，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地缘政治学”作了阐述，豪斯霍费尔也因此名声大噪。但豪斯霍费尔并非纳粹。他因种族问题与纳粹分道扬镳。自从德国于1871年统一后，德国外交部就一直不择手段地支持针对英国和法国的反殖民运动（这是一个很少被人承认的1945年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来源）。

这一期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是西方的“黄祸论”最为盛行的时候（注：指所谓黄种人对西方人的威胁），日本战败俄罗斯对西方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也是第一个“非白人”国家对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的重要军事胜利。但当纳粹在1933年上台后，希特勒仍倾向于印度由白种人控制（即英国）而非印度独立，无论后者是否可能极大地削弱英帝国的力量。而豪斯霍费尔被边缘化了。他和他的儿子阿尔布雷希（也是一个教授），因涉嫌参与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阴谋而被逮捕。他的儿子被处死，豪斯霍费尔后来在纽伦堡被审判，但未定罪。他和他的妻子于1946年自杀身亡。

大博弈在1917年之后变得更加紧张，当时西方企图在俄罗斯煽动反革命活动，大英帝国站在最前线。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初期，允许很多的非俄罗斯的民族完全独立——即所谓的沙皇统治下的“监狱国家”。孟尔什维克迅速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更不用提白军了。白军早在俄罗斯内战时就与西方大国共谋，获得大量援助。内战中白军在新独立的芬兰赢得了胜利，而民粹主义的毕苏斯基（Pilsudski）在新成立的波兰攫取了政权，他还在法国帮助下，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击败红军，成为孤立俄国革命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日本在1918年在西伯利亚东部陈兵7万时，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故乡）爆发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危机。

实际上形成的这一包围圈，检测了当时刚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气概，而一些人看到，在1920-1921年间，实际开始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注：列宁语）”（而非1924年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苏联国家利益胜过其对世界革命的公开支持。在1922年的两年之前的《拉帕洛条约》（注5）使得其正式化。德国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惩罚，战争机器处于瘫痪状态，因而与苏联政府商定，可遣送士兵到乌克兰去参加秘密训练，交换条件是帮助训练苏联红军和安排涉及德国军火商的合同。根据1991年以后可以获取俄罗斯的新档案，曾被派遣到世界各地的德国将军汉斯·冯塞克特（他后来训练过蒋介石的军队）曾在莫斯科发来信息：围绕在托洛茨基（当时的苏联战争外长）周围的一些人希望与德国通力合作。一个月后，秘密会谈开始了，此后不久，列宁也指示他支持这项活动。1922年签订的《拉帕洛条约》使之官方化。在那些关键的年代，关于德国军队和苏联红军合作的高级别接触细节仍不清楚。但无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注6）把革命复制到德国的意图是多么的真诚，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德国于1923年在汉堡扑灭了德国最后一些起义革命的火焰，有一批军火就是来自苏联的。

在1920年，工人阶级在西方的完全失败，使布尔什维克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和南方，从反殖民浪潮中寻求可能的同盟，而首要的是反抗大英帝国的活动。季诺维也夫在1920年的巴库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注7）上，号召当时占大多数的欢呼着的穆斯林代表们，发起对西方列强的“圣战”。

早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时候（那次失败了），原来由沙皇帝国控制的中亚各国就已经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因为中亚国家当时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在这样的“并非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扰扰的局面中，在2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些想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相结合的理论化倾向，代表人物如苏丹‧卡里耶夫(Sultan Galiev)（注8）。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需要结合中亚局势对穆斯林文化给予特别关注。无论他的努力是好是坏，他的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而不能与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相混淆。他最终被斯大林视为托洛茨基主义，并最后消失在苏联古拉格劳改营里。

沿地图再往西，把革命出口到世界的其他问题也出现了，在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前身）和凯末尔领导下创建的现代土耳其。苏联政府与新成立的土耳其建立了关系，在1920年确定了一个经济合作协议。但在1921年1月，凯末尔获得了新成立的土耳其共产党完全的领导权。不过这没有妨碍在3月份土耳其和苏联签订商业协定。与此同时，英苏贸易协定签署，苏联城市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被镇压，德国的“三月行动”（注9）被击败，以及俄国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该政策至少表明苏联本身对发生世界性的革命的期望延后了，及该国政策的倒退。

托洛茨基，在1920年他还是战争部长并负责在内战期间组织苏俄军队的时候，写了一个秘密备忘录，提交给列宁和其他高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但这很少被这一期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记录所引述，或出现在托洛茨基的著作集里。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它与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不相符：

“所有来自希瓦城（苏联），在波斯，在布哈拉城和阿富汗的信息，都说明一个事实：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现时将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困难，直到西方的形势得以巩固，直到我国的工业和运输系统得以提升后，苏联在东方的扩张，相对于与西方发动战争而言，才可能是相对无害的。现时在东方的苏维埃革命，对我们有利，主要是因为可以从外交态势上牵制英国。因此我的结论是：1）在东方，我们应当致力于政治和教育工作，同时应谨慎计算那些要我们提供军事支持的请求，或可能需要提供军事支持的地方；2）我们必须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渠道，以与英格兰就东方形势达成一致。”

这一观念在1920年开花结果了，这就是波斯北部的吉兰共和国。最初苏联政府支持其成为一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但在1920年秋，苏联与德黑兰政府关系改善，苏联相应地建议波斯共产党限制其活动，建议社会主义革命应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吉兰共和国于是在1921年被波斯政府军队粉碎，提供支持的是大英帝国。

在1945年后，如前所述，冷战的实施封存了这段划时代的两极对抗的历史，尤其是在欧洲。

所有这一切都在1979年改变了，当时爆发了伊朗革命（注10），而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决定，要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阿富汗将来可能的统治者——以“回报”苏联对越南的援助（注：指美国在越南战争失利）。20年之后，美国开始在欧亚大陆玩大博弈（最初非常成功）。

在1989年后，在苏联帝国在东欧瓦解之后，有些人对Mitteleuropa（中欧）这个概念有过一些困扰，他们认为是否要重新起用1945年前德国地缘政治学中这个众所周知的名词。但这个概念随即被美国和北约的新定义替代了，他们沿俄罗斯精确地设定了一条封锁线，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都加入了欧盟和北约，美国“针对伊朗”的导弹设施也部署到了波兰和捷克共和国。

贴着美国制造标签的革命“赝品”，即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的橙色革命，是同一战略的组成部分。设在基辅的美国大使馆有700名雇员，他们可不全是研究乌克兰民俗的古文物学家（注：反讽，指前文所述的研究大博弈的相关人员）。

继续来看沿俄罗斯地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也许不久将在伊朗和巴基斯坦发动战争，作为进一步的战略，其目的就是控制沿俄罗斯和中国范围，同时极其低廉地控制住中东的石油资源。

有些人指出，在中亚地区，中国和印度也在争夺霸权，这可以视为对第二次大博弈假说的驳斥。但如前所述，在这场大博弈中，英国的首要利益是保护印度以及到印度的通道。现在，印度和中国都不再是殖民地，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在下这盘中亚的棋。在我看来，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只不过通过地区性的核扩散力量，通过提升了赌金，造成了更加多中心点的竞争格局，而已。

译者说明，所有注解均来自维基、互动、百度百科

1. 大博弈：或译作大竞争、大竞力，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之战略冲突。参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5%8D%9A%E5%BC%88&variant=zh-hans

2. 团结工联：是波兰的工会联盟，于1980年创立于格但斯克的造船厂，由列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所领导。在1980年代它组织了波兰国内从天主教徒至反共左翼人士结合为一股强大的反共主义社会运动，并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参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8%E7%B5%90%E5%B7%A5%E8%81%AF&variant=zh-hans

3. junk bond 垃圾债券：70年代末期以后，垃圾债券逐渐成为投资合狂热追求的投资工具，到80年代中期，垃圾债券市场急剧膨胀，迅速达到鼎盛时期。参见

http://hi.baidu.com/win2win/blog/item/cac93be9d482393cb90e2d04.html

4. 指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英军全军覆没。参见

http://www.hudong.com/wiki/%E8%8B%B1%E5%9B%BD%E9%98%BF%E5%AF%8C%E6%B1%97%E6%88%98%E4%BA%89

5. 拉帕洛条约：指1922年4月16日由德国魏玛政府与苏维埃俄罗斯在意大利利古里亚省拉帕洛签署的条约。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904330.htm

6. 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苏联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联共（布）党内新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最后在斯大林清党中被处死。参见

http://www.hudong.com/wiki/%E5%AD%A3%E8%AF%BA%E7%BB%B4%E4%B9%9F%E5%A4%AB%EF%BC%8C%D0%93.E.

7. 巴库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９月１日，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３７个民族的１８９１名代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亚细亚土耳其斯坦地区各民族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报告时说：“共产国际需要和东方各民族人民和所有被压迫群众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支持东方各国的反帝民族运动”。参见

http://myy.cass.cn/file/199605018583.html

8. 卡里耶夫：1923年5月，斯大林下令国家政治保安局逮捕鞑靼共和国的党领导人苏丹‧卡里耶夫(Sultan Galiev, 1880~1939?)，压制鞑靼独立运动，将他扣上了「民族主义倾向」的大帽子。卡里耶夫认为苏联的中亚细亚部份的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应该有自治权。他后来被开除。斯大林派的人说他是“亚洲的托洛茨基”

9. 三月行动：The debacle represented by the ‘March Action’ in Germany in 1921 was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defeat led to a crisis in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KPD),参见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writers/broue/works/1964/summer/march-action.htm

10. 伊朗革命：爆发于1979年，该革命中，中东国家伊朗的巴列维王室遭人民推翻，并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经对伊朗革命的影响评论说:“这场革命，可能是当代最为重大的暴动，挑战全球体制，而这个暴动的形式却异常现代化，热情奔放。”在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是阿亚图拉霍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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