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沃尔夫廉：日本政治体制运作中的“非正规机制”

　日刊《中央公论》2010年第4期刊登了荷兰著名日本问题专家K.V.沃尔夫廉(KareIVan Wolferen)题为《日本政治重生的权力斗争之谜》的文章，对隐藏于日本政治体制运作中的“非正规机制”的历史渊源、内在机理及运行特征展开了深入剖析，着重对日本政府、司法机构和大众媒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进行了透彻解读，认为日本民主政治欲获得重生，势必要摆脱“非正规机制”的掣肘和束缚。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处于极为重要的转型期，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是与今后数年民主政治发展密切关联的重要问题。如果民主党领导层基于自身理念而确立以内阁为中心的政权运营模式取得成功，则不仅为日本，而且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树立典范，但为实现上述目标尚需突破几个险要关口。

　　政权更迭的历史意义

　　回顾现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对于政治体制中最为关键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日本社会普遍缺乏反思，受政治运行机制惯性作用的影响和制约，日本政界人士疏于提出充满希望而具有方向性的目标。自1993年开始，政治家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行政决策和政治决策之间存在的差异，并决心在日本实施以政治为中心的改革，但拥有这种理念的政治家尚属少数，且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不过，这种动向确有其积极的一面，日本社会涌现出的一股新潮流，使此前长期追求而未付诸实践的根本性改革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自此，有声望的政治家和评论家及商人们，每遇时机均大力倡导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多数人认为，在小泉纯一郎以前所未有的反叛姿态当选自民党总裁之际，这种改革实现的可能性会加大。然而，遗憾的是，小泉改革仅仅获得世人对其制造的“名人剧场效应”的关注，所谓的改革则徒具其表。2009年8月，日本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空前性胜利，改革的时机终于来临。

　　如果不厘清明治时代日本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恐怕很难深入理解民主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所承载的重要意义。当时，为削弱和控制当选政治家拥有过大权力，因而在政治系统中有意识地设置了相应的约束机制。目前民主党所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力图颠覆由山县有朋(1838-1922年，政治家、军人)确立的“日本官僚制度”——这一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

　　山县作为天皇中心主义者，为给天皇营造全面协调而静谧的治国氛围，难以容忍政治家之间的争论。山县担心，如果任由为当选而相互争斗的政治家执掌政治权柄，将会有碍政治的协调，因此采取了表面上赋予政治家以权力，而实际上无法行使的制衡机制。

　　山县大概是与俾斯麦、列宁及其后的西奥多·罗斯福并驾齐驱，对100年前的世界地缘政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强势政治家之一。正是由于山县有意确立的这一机制，日本的政治体制发展到加世纪30年代，甚而达到了军方官僚以其鲁莽之举劫持国家的地步。山县的遗产由其后的履历官僚和国会议员在极为奇异的关系中继承下来。

　　由是观之，民主党目前所担负的重任绝非轻而易举即能达成，致力于这一课题前无古人，不存在任何可供效仿的榜样和足资依凭的经验。民主党的阁僚每欲重新审视政策之际，往往随即遭遇激烈的抵制和反对。只是，这些人之所以抵抗并非维护选民的利益，而是着眼于竭力维系牢固隐匿于非民主主义体制中的利害关系，而这正是民主党所要极力克服的目标所在。

　　明治时代所设立的议会及内阁等民主主义基本制度，在日本并未按照其原本的形态进行运作。因此，为实现政治主导的治理模式，民主党不得不近乎从零做起，而由此面临非常大的阻力。譬如，外务省和防卫省的官僚们会竭力争取让政治家们遵从省内历来的做法。正是由于他们不愿改变旧有的行事方式，而导致屡次错失与俄罗斯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良机。尽管一直对北方领土问题的外交交涉表现出了积极姿态，但对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009年11月在新加坡所作的发言具有的重要意义，无论是日本的官僚还是政治家，似乎都未充分地注意到。由于首相官邸难以有效应对官僚们的顽强抵抗和对政策的抵制，尽管民主党下达了改革的指令，但在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往往大打折扣。如果预测民主党将会在政治改革上取得何种成果的话，即便是在目前其执掌政权的情况下，也依然困难重重。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官僚们过于拘泥旧体制的现实情况，则更令人感到忧虑。

　　官僚组织的免疫系统

　　由于系统内部存在着自我保护的强大运行机制，因此试图改变自明治以来长期延续下来的日本政治体制的痼疾并非易事。日本官僚组织中的防御机能历史悠久，宛如人体内部的免疫系统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任何国家都存在与公开的理论系统相区别，并在现实当中发挥实际效能的权力机制。政治的真实意图与公开立场之间的差异和背离，并非仅限于日本，其他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具有实际效能的权力机制蕴藏于正式政治制度之中，由于其本身所呈现的非正规性的特质，加之执掌现实权力的关系，从而往往与原则上倡导的方针和理念相去甚远，甚而还会发生迥然有异的变化。

　　权力经常眷顾军产复合体、大型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利益，对它们的利害关系的考虑往往优先于选民的要求。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的“非正规机制”虽然偶有变化，但主体架构几乎并未发生变化。尽管诸多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追求正义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却未对“非正规机制”产生任何影响。原因在于，无论是何种政治交易甚或内幕交涉，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而这恰恰却是日本“非正规机制”的重要特征。实际上，日本“非正规政治机制”的实质就是“超法规性的存在”(意即凌驾于法律之上)。

　　政治权力(其次当然为经济的)中的“非正规机制”是同可能给自身带来威胁和打击的势力进行抗衡，毫无例外都具备防御自身的机能，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大多会诉诸法律手段对自身进行保护，但在日本只要不与暴力犯罪发生纠葛，却无这种必要。其实，日本的“非正规机制”对于危及自身征兆的反应十分敏感。譬如，对企业而言，给日本政治家提供选举资金不会有任何问题(其他多数国家也同样如此)。但如果这些资金集中在某位政治家身上，而且他掌握着可能打破体系内部势力均衡的权力，就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加以遏止。田中角荣的倒台即是明证。

　　在日本政治系统内部，由于存在着防卫措施和不久即会起效的免疫系统，通常的一些做法也会得到认可和融通。在免疫系统中担当重要角色的就是媒体和检察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和媒体而言，具有改革志向的政治家们是他们工作指向的绝佳目标。他们以冷峻的目光进行审视，探询一些可能出现问题的蛛丝马迹，从而根据情况制造出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搜查案例。

　　目前日本的“非正规权力机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和挑战，而这恰恰来自目前执政的民主党政权，这些人自然对这种力图返回权力机制本来运行状态的动向深感恐惧。

　　因此，鸠山由纪夫担任首相后，检察机关和媒体估计改革的举措可能危及它们的地位，遂立即联手对鸠山和小泽的政治献金问题进行调查。

　　超法规性的检察行为

　　日本的检察当局确实具有值得称道的一面，日本对犯罪行为的控制措施比较得力，与注重判罚的举措相比，更加注重犯人的反省和改过自新。而且，检察官们为维持社会秩序尽心竭力、鞠躬尽瘁，以勇毅和富有敬业精神而著称，对扰乱社会和政治秩序者进行毫不留情的严厉追究，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然而，目前他们却对日本的民主主义形成威胁，民主党的政治家们今后也将会继续成为检察官所释放出的巨大破坏性能量的打击目标。

　　如果说日本的“超法规性政治体制”是山县有朋遗产的话，实际上，在形成检察机关的风格上，日本历史上的平沼骐一郎(1867—1952年，司法官僚、政治家)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平沼坚定贯彻“天皇意图”，作为官僚而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对天皇制保持一种近乎狂热的信奉和追捧。正如山县一样，平沼也因大力倡导国体思想而以国体拥护者自居，并考虑可以利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甚或单靠民主选举等所有现代政治形态为巩固国体服务。

　　1945年以后，信奉平沼理念的政治家和官僚，从不同角度极力阻止准备向具有“超法规性特征”的司法制度开刀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观察目前检察官们的动向，可以清晰地看到，司法系统仍然以其神圣而高傲的气势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这种价值理念至今依然畅行无阻。荷兰日本学权威威姆·波特曾指出，日本检察机关的做法十分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文字狱(秦朝的焚书坑儒等)。

　　日本检察官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曾令很多国外法律专家甚感惊奇。在确定将谁作为起诉对象之际，他们往往通过出类拔萃的自由裁量加以确定。对于轻微犯罪，包括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可视其深刻反省和认罪态度进行宽大处理。然而，在决定对某些特定人物严加处理的情况下，为使犯罪嫌疑人招供，则不惜利用策略，施以心理重压，进而在审判前长期拘禁而迫使其坦白。检察官们甚至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阻止和打压力图对“非正规机制”实施改革的政治家。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予以宽容，反之，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指责其违法，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含混不清。譬如，日本除了各种有关税收的法律外，还具有极为暧昧的《政治资金规正法》。检察系统十分乐于将这一法律当作自己的武器，多数日本人对于检察官们恣意而为的取证调查和审讯表示理解。不过，即便是包括小泽支持者在内的很多人也感到，小泽确实应该拿出“富有诚意的态度”进行谢罪。这可以说正是为了与“非正规权力机制”达成妥协而进行的“礼仪性举动”。

　　如果没有媒体的合作，体制内部所具有的免疫系统也不会发生作用。原因在于，政治家被搞垮并不在于他们真的有什么非法行为，而在于媒体不断炒作其政治丑闻。检察官们不断地向媒体泄露一些自己欲进行打压的目标的情报，通过预先引起记者和编辑的注意，这样一旦在对目标人物的事务所进行突击搜查的时候，以保证记者们在现场予以实时曝光。搜查期间将正在调查的情报泄露出去，明显不符合法律程序，但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检察系统的所作所为显然已将自身视为超越法律之上的存在。

　　媒体的不作为

　　日本的报纸同世界其他诸国相比，更加注重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极为均衡的报道，而且各大报纸的评论内容也非常近似。如此一来，将会对购买阅读这些报纸的人施加较大影响，通过深深植根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方式，使人们形成对政治现实的认知。由此，日本的报纸与其说站在监督国内权力运作的立场，毋宁说是置身其中的当事人。如果是权威报纸甚至可以顷刻之间推倒现存政权。新闻社的执行编辑们极力维持既存秩序，并将其视为神圣而最优先的课题，这种思维方式同高级官僚的想法几乎如出一辙。

　　在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最为可悲之处在于，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存在着很大问题，过度追逐商业利益的媒体已无法起到监督政治体制的作用，日本新闻界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在日本政治迎来巨变的关节点上，报纸若仍不站在值得信赖的监督者的立场上，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谈到此前日本媒体对新政府所作的报道，可以说它们仅仅关注不会产生任何积极作用的政治献金问题，而对关乎日本人未来命运的重要问题缺乏审视和思考。

　　日本的报界缘何如此少有作为，原因可能在于长年养成的惰性。通常记者和编辑们长年专注于自身擅长的领域，日本的政治记者们则长时间地关注自民党内的派阀争斗和近年来联合政权的沉浮，详尽报道其间争斗的内幕，因此，鸠山政权成立后，记者们对联合政党之间产生的嫌隙和倾轧作出的过多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如此，日本媒体对于民主党阁僚之间发生的即便是些许的龃龉，也会大肆宣传报道。

　　在后小泉时代，各大报纸热衷于关注将内阁搞垮台的报道，导致首相每年走马灯式地更换。这种形势的不断持续，似乎已在日本习以为常。鸠山政权究竟应该继续维持还是应该辞职等议论不绝于耳，诸如小泽掌握权力、鸠山依存于小泽的论调也不鲜见。但是，这种情形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政治家显然不可能一个人包打天下。然而，评论者关注的焦点并未转向民主党上台执政推行改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上。

　　实际上，自山县有朋以后，真正打破绵延不绝的政治传统，为建立新政权带来机会正是小泽一郎的功绩。如果不是小泽，就不会发生1993年的政治变革，没有小泽的领导，也难以诞生在野党上台执政的民主党政权。民主党的成员们好像也多少受到媒体逐步炒作起来的政治现实的影响，在决断力以及深谙日本“非正规权力机制”方面，事实上还未出现像小泽那样富有才干的政治家，这是在谋求让小泽这种非凡的领导人辞职之前必须仔细考虑的问题。

　　如果受到“非正规权力机制”遗风的影响而导致民主党分崩离析，那么此后形势的发展对日本而言绝非福音，显然不会形成类似“二战”前曾存在过的两大政党制，自民党也将发生分裂，小型政党在未来的选举战中互相竞争，若不建立稳固的民主党政权，各种联合政权将会此起彼伏地涌现，政局将会动荡不定。由此，官僚们的权力则日益强化，大概会出现远比自民党政权更甚的恶意行政支配的糟糕状况。

　　一方面是日本检方以小泽违法为由对其穷追不舍，另一方面是美国要求民主党履行2006年自民党在军事基地搬迁问题上的承诺，这两件事情具有某种共性，即缺乏平衡感。自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纵览各大报纸的标题，令人感到各报的主要评论简直将小泽视为杀人嫌疑犯而欲除之而后快。围绕小泽的秘书在处理资金管理团体的土地购人事件涉嫌记录造假的问题上，放在其他民主主义国家，进行类似调查，大概不会引发如此大的波澜。为何要进行这种极端的炒作，实在令人费解，不能不使

　　人感到检方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缺乏平衡感。

　　同时，以这种琐屑之事为由，推测民主党内阁应该辞职，以及连日来小泽应该辞职的舆论也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报纸这种大肆炒作的举动，令人不得不忧虑日本的政治将会走向何方。近日报纸的社论中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即便是证据不充分，也并不意味着小泽无辜”的论调，好像是在发泄私愤，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媒体展开的这种空前的辩论，呈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热状态，可能对日本的未来带来危害。

　　何为日本之不幸

　　在关注日本目前所处状况之际，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权力发生变化的事实。2009年，日本发生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权力转移，而且民主党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已无退路，体现了日本已发生确定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的权力也会随之得到强化，民主党今后还将面临着更为重大的挑战和考验。假如再倒退到自民党执政时期首相如走马灯式地更换的状态，对日本政治的未来发展绝无益处。

　　民主党为增强实力，当然首先要应对来自检方的挑战，同时也应足够重视检察机构有意向饥如群兽的记者泄露情报的问题。小泽初次成为检察机构的目标是在2009年5月，由于西松建设捐款问题，公务秘书被逮捕，小泽辞去了民主党代表的职务，从而也就错失了担任首相的机会。曾有数名国会议员对此作出评论，“如果检察机构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同样的标准，国会可能会空无一人”。的确，从理论上讲，检察系统确有将国会半数议员查出问题的权力，但若检察机构真正将此愚蠢之举付诸实践，也就不可能再持续拥有这种权力。

　　实际上，日本政治的真正主角既不是官僚，也不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取权力的掌权者，而应该是国民。为了构建健全的国民主权国家，所有富有良知的政治家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努力，而在这种关键时刻，检察机构却在一味追求利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他们所追求的“利益”不外乎是将健全的国家政治弃之不顾，而仅仅固执于严格地维系旧体制的运转。

　　对日本新政权形成牵制的“非正规政治机制”中暗含着各种威胁机能，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超法规性的权力”几乎是自动有效地运作开来。正是由于历史上存在诸多前车之鉴，被选民选出的政治家们只能对此忍气吞声。目前鸠山政权应对这种国内威胁十分困难，面对这种威胁，通常只能通过揭发威胁方的动机、战略和战术的方式进行应战。富有心机的政治家并不会轻易地批判检察机关，因为那样很容易招致“干预检察机构搜查”的批评。能够有效对抗检察部门滥用权力的只能依靠拥有独立地位、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媒体力量。日本媒体处于自由立场，但是在真正的主权国家里，如果想要孕育更为健全的民主主义，日本媒体应该停止有关政治丑闻的曝光和追究，而成为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问题上富有良知的观察者，同时学会正确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谋求推动政治改革，凡事应该仔细考虑选民每投一票的真正动机和内涵，媒体应该基于正确的认知和观察进行客观报道。

　　目前我们在日本所看到的现象，今后恐怕仍会持续的就是权力斗争。这正是真正期望改革的政治家们与视维持旧体制若神明的官僚之间的斗争。但是，无论是对于官僚，还是报纸的社论委员或者是电视台的评论员们，如果对目前日本政治展现的清新之风抱有善意的关怀和理解，停止政坛毫无意义的内耗争斗，相信阻止日本政治发展的冰雪不久即会消融。试想，如果关心时事以及多少对日本尚存爱国心的人们理解和支持日本政治发展的新趋向，革除旧体制中的陈年积弊也许并不困难。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