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名为：中国崛起重构世界格局？——伊肯贝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一文在西方的背景与反响的综述

中国的崛起成为了21世纪初世界政治的重要事件

中国的崛起发生在西方的世界体系处于新一轮的反思的大背景下——冷战之后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国际关系乐观主义已经基本销声匿迹，美国主流的国际关系战略学在911之后变得更加复杂；实力政治、文明冲突以及大国政治的角逐重新成为国际战略的主色调。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对于西方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根本改变西方主宰全球的格局？西方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并试图延续其世界影响力？这些问题成为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际战略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心目中的重大问题。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美冲突论”甚嚣尘上。早在1997年，两位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门罗(Ross Munro)就在《与中国的冲突将临》（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认为中国与美国必有一战，因为中国将构成对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威胁；2005年，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更是认为中美是否必有一战已经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如何打击中国；此外，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则警告说：“中美很有可能进入一场紧张的安全竞赛，并伴有潜在的战争。” 而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著名中国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则在她专论中国的书中说，“中国必须让美国确信，中国崛起对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会构成威胁和挑战。”

随着国际格局的逐步转变，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趋向于多元化。单纯的遏制中国的战略选项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质疑。尤其是这两年来，西方世界主动接纳中国崛起、考虑中国崛起对于世界的建设性意义的研究和观点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英国学者马克• 里奥纳德（Mark Leonard)的《中国怎样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一书 。作者曾经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智囊，现任欧盟的国际战略思想库欧盟对外关系协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主席。该书出版以后，获得了金融大亨索罗斯、欧盟外交官员、前英国香港总督彭定康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思劳特（Annie Slaughter)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在西方世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该书中，里奥纳德既没有宣传“中国威胁论”，也没有鼓吹西方与中国的对抗，而是强调在现行国际体系之下与西方（包括欧盟和美国）与中国的合作。里奥纳德认为世界认真地理解中国，认知中国在世界舞台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地位。作者还提出要高度重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模式”的意义，指出“中国模式”已经在世界产生影响，并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里奥纳德质疑西方式样到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的适应性，而强调中国特色已经成为一种新到世界秩序到可能性。他相信二十一世纪中期将是三足鼎立的状态：中国、美国和欧洲将塑造一个新的世界体系。

里奥纳德的书的具体结论可以存而不论，但他至少提出了西方面对中国崛起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西方是否应该接纳和融合中国崛起和中国对于世界领导权的参与和加入, 还是通过对抗和遏制来限制中国的崛起以此继续维护西方对于世界的领导权？第二，中国能够塑造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秩序样态，还是继续在由西方所塑造、美国所奠定的现有国际体系当中发挥领导力量？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整个西方学界和政界对待中国崛起及其对于西方的挑战的基本问题域。

在此语境下，普林斯顿大学的伊肯贝里教授于2008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九月/十月号上发表了他的文章《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 ，对以上的两个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间接。本文将在首先介绍伊肯贝里教授的基本背景和其文章的语境的基础上，就西方国际战略界（主要是是英文世界）内对此文的反响、评论以及解读做一个简单的综述，供阅读此文的读者们作为背景资料加以参考，以求加深理解此文，并由此文的基础上对于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有进一步的认识。此外，文末还转述了拉美学界对于该文的评论，仅供参考。

作者其人与其文简介

约翰•伊肯贝里（John Ikenberry) 是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目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伊肯贝里教授于1985年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91年到1992年间，伊肯贝里教授曾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门的职员，1997年到2002年之间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他同时还参与过美国外交事务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几个项目。他的专著《胜利之后：制度、战略限制与大战后的秩序重构》（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书更曾获美国政治学会颁赠2002年国际政治类最佳著作。 让伊肯贝里教授在美国知名的是他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严厉批判，他指出小布什的反恐战略是“新帝国主义大战略”（Neo-imperial Grand Strategy），不仅没能让美国实现最好的国家利益，反而造成欧盟以及其他盟友与美国关系发生裂缝。伊肯贝里教授认为美国在小布什当局的统治之下，已经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利维坦国家。他最近正在写作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国体系的起源、危机及转型》（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System ），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思想脉络上来讲，伊肯贝里教授被认为是历史主义的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也即所谓结构自由主义（structural liberalism)。结构自由主义者强调美国霸权的自由主义特性。他们强调美国霸权所采取的制度战略，即建构一个多边的制度体系，而非一个支配战略。在2007年的文章《作为大战略的自由秩序建构》（“Grand Strategy as Liberal Order Building")中，伊肯贝里教授认为，美国治国术(Statecraft)的主要任务不是像小布什当局一样，通过武力威胁来排斥他者，而是通过创建一套国际秩序的机制来促进各方的合作，来解决全球的挑战。他认为，其实这正是美国的优势所在。美国二战以来的国际大战略其实干的就是机构和体制的设立，比如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日美联盟等等。这些体制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伊肯贝里教授认为，在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布什当局期间甚嚣尘上之后，美国现在是时候重新回归制度建构的正途之上。

《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是伊肯贝里教授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崛起问题上的一个应用。此文发表在美国外交领域的权威杂志《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之后引起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此文被《纽约时报》全文转载 ，并且被美国军方高度重视，美国海军在其官方网站上全文转载，并将之作为决策的必要参考读物。很多美国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涉及中国的课程大刚里也都将其列为必读文献。

伊肯贝里的核心论点其实非常清楚。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伊肯贝里认为，中国以及大亚洲的崛起是我们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美国的单极霸权将会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一个二级甚至多极的权力格局。中国将成为一个支配性的大国，美国需要在多个方面承认这个事实，并接受之。美国今天的国家安全问题之核心是：美国应当投入何种制度性的建构以便未来的权力转移能够对自己的负面影响最小？也就是说，当美国变得不再那么强势的时候，应当塑造什么样的国际体制和制度才能够更好地保护美国？那些害怕崛起的中国的美国战略家应当是最为雄心勃勃的自由制度的建造者。伊肯贝里教授认为，西方应该抛弃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惧，接受中国进入国际领导力量的行列，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但不会对美国二战以后所奠定的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进行颠覆和完全改造，相反，中国会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来维护由美国所创造的全球自由秩序。围绕这个十分有意思的观点，各方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和回应。

东西方对抗，抑或中国参与西方体系？

伊肯贝里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2008年在西方出版的另外一个讨论亚洲和西方关系的论作的回应。该作品即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的新书《新亚洲半球：全球权力向东方转移不可抗拒》（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此书也在在西方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曾担任新加坡外交部长，2001年成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2002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在西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两篇论著虽然从题目上看来不直接相关，但都是对于亚洲和西方关系的深入探讨，而亚洲与西方的关系决定了未来全球秩序的走向。此外，伊肯贝里还跟马布巴尼本人是很好的学术交流伙伴，在同一个问题域内思考问题，并且有文字上的相互回应。因此马布巴尼的新书和伊肯贝里教授的文章构成了批评与反批评，本文于是将花一部分篇幅来介绍马布巴尼的论点对于伊肯贝里的挑战，以及伊肯贝里的回应。

 对于马布巴尼来说，西方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崛起的忧虑实际上反应了西方对于丧失两百多年以来的世界霸权的恐惧。他强调，西方不应该对亚洲产生恐惧，因为他澄清说，“亚洲社会不会想让使他们获益的国际体系变得动荡。”  相反，亚洲取代西方的统治跟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际霸权的转移一样，不是对于世界秩序和世界发展的反动，而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推动。

马布巴尼并不是狭隘的亚洲主义者。他承认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价值和优点——民主合法性、科学的进步、人权保障；他也承认西方世界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占有世界62%的GDP，13.4%的人口以及73.8%的全球五百强跨国公司。但他更强调，在由西方人所创设的国际经济政治体制以及机构当中，亚洲以及其他国家和文明的代表席位被压低了；相反，欧洲各国的席位太多了，这是严重的不平衡。

在当代的国际语境当中，美国以及欧盟国家正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上变得不再乐观，也缺少必要的动力：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的保护主义，包括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来挫伤国际贸易。相反，亚洲却在维护这一体系，因此，亚洲作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应该得到加强。

伊肯贝里教授在他在Washington Note上的博客上对于马布巴尼的书提出了如下回应：伊肯贝里教授认为，他和马布巴尼都认为，亚洲的崛起时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国际现象；在亚洲国家内部正在呈现一种亚洲文化的复兴；亚洲有其重大的优势——发展经验、资源禀赋以及人口规模——以为世界秩序的集体治理作出贡献。换言之，伊肯贝里教授作为一个西方人承认亚洲作为新兴国际权力的资格以及未来的相应国际领导地位。

    但是即便如此，伊肯贝里教授仍然对于马布巴尼的主要论点存有异议。首先，马布巴尼认为西方对于亚洲的崛起抱着抵抗和阻碍的态度。伊肯贝里并不这么认为。其次，马布巴尼认为亚洲的崛起将代表、并导致西方作为全球秩序和治理体系的生产者的不可避免的“衰落”。总而言之，伊肯贝里不认为未来世界的战略格局是简单的东西方对抗，如同马布巴尼所描述和预测的那样。

伊肯贝里教授继而抛出了自己的三点回应：

第一，中国乃至亚洲的崛起是对西方所领导和形塑的战后规则和体制的再确认和加强。这种规则体系由美国所创立并加以维系，确定了现在全球秩序的基本格局。这种国际体系便于加入和参与，难以推翻或颠覆。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根本性地改变这一已经定着下来的国际体系。

第二，中国将会成为将来的世界中最为支持美国所领导的战后体系的大国。这一点虽然跟直觉相悖，但与事实相符。因为这种战后体系，包括规则和制度，具有开放性和非歧视性的特征。这些特征都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崛起受益匪浅，因此中国不大会根本性地改变之。建立在规则体系上的国际秩序不是西方独有的东西。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受益，并加以完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是西方组织么？伊肯贝里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他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战后体系的一部分是无论东西方国家都有动机去加入的职能机构。

第三，美国的单级霸权地位将会慢慢地减弱。因此，美国现在应该扪心自问，到了2040或2050年的时候，当美国不像今天这样强大的时候，美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国际秩序体系？伊肯贝里教授将其称之为“新罗尔斯式的问题“（the neo-Rawlsian question)，也即美国需要退到国际“无知之幕”后面来思考国际关系格局，作出自己现在的选择。

最后，伊肯贝里教授认为，他自己最重要的论点是：美国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具有强力的国家，美国同样也是一个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建构者。美国依靠规则和制度来构建的国际格局今日仍然存在，并且会继续扩展到全球。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只是在实力和强力上有所增长，单对于国际体系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他们不会改变世界自由国际秩序，相反，他们会完善这个秩序。换言之，伊肯贝里教授认为中国和亚洲的独特文化和文明并不能够起到塑造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国现已塑造出来的国际制度体系的能力。

接纳中国，抑或限制中国？

伊肯贝里及其所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自然会受到现实主义者的批评。这是可以想见的。

美国外交事务的智囊机构之一Lowy Institute认为，伊肯贝里的这种制度主义将会受到现实主义的批评。现实主义者他们会认为这种制度主义未能深刻认识到国际政治的实力背景，因而是乌托邦的。此外，现实主义者们会认为这样的制度主义并不能够当然地得到非西方国家对于美国的认同，因为，“对于伊肯贝里这样的人来说，真正应当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有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惧，并且，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担忧。伊肯贝里教授的制度主义计划在国际层面永远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如果制度主义仍然带有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怀疑。” 

 美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斯蒂芬•华尔特（Stepehn Walt)教授就曾经批评过伊肯贝里教授的理论及其对于中国的分析。他们曾经于2007年5月8日在布朗大学华生国际政策研究所（The Watso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at Brown University)进行了一场辩论。两者分别陈述了各自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崛起问题的看法。

华尔特教授认为，在美国无法以冷战的威胁来团结西方世界的时候，“世界变得更难于掌控。”因此美国需要更加关注自己的国家安全，并尽可能地保持区域权力的平衡。而伊肯贝里则认为，美国仍然占据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但对于下一任政府来说最大的挑战乃是重建布什当局所丧失的国际声誉，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其作为世界自由治理秩序塑造者的角色。

针对中国的问题，伊肯贝里认为，美国应当竭力塑造一种自由国际制度框架，使得中国想融合进入这种制度秩序，而不是遏制中国介入国际治理格局当中来。华尔特则否定任何一种将中国纳入地区和国际治理格局中来的平台和框架。相反，美国必须保持与现在的盟友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以此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球影响进行反向平衡，特别是将其限制在区域范围之内，防止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

新保守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则对于以伊肯贝里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更加不能认同。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7年10月23日在卡内基欧洲圆桌会议（the Carnegie Europe Roundtable Series）“中国的全球崛起”（China's Global Rise)上做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该讲话中，卡根认为，中国崛起将成为西方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国正将自己定位在全球舞台上的大国。中国正在沿着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的途径在前进。

卡根认为，美国就是这样的。19世纪的美国崛起的行为模式跟中国现在非常类似，即从一个经济大国演进到政治大国：首先，19世纪美国的经济崛起使得美国依赖与国际市场，因此激发了其影响其他地区的欲望；其次， 物质力量的增长伴随着美国决策者全球雄心的增长，所有的崛起大国都伴遵循这样的行为模式。卡根认为，与中国崛起不同的是，美国当时取代英国，仍然是一种自由国际秩序内部的权力替换，而不是向后来的崛起国家，如日本，德国和前苏联一样，带来文明和文化上的冲突。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也将带来这种“文明的冲突。”中国跟美国之间无法和平的共存，因为两者之间在政治文化上没有任何的亲和性（如英美那样）。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纽带将无法避免一场政治冲突。

对于像卡根这样的新保守派而言，指望通过美国所创立出来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来整合中国，让中国进入西方特别是美国所设计好的国际体系，是不可能的。新保守派特别强调意识形态以及文明文化的对立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比如，即便是像欧洲这样跟美国同处西方文明圈的地区来说，卡根都认为欧洲和美国完全是两种政治文化，相互理解的越来越少，在国际政策上越来越不一致，何况中国这样完全外在于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对于以卡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而言，中国的崛起不会仅仅停留于在美国所设定好的国际体系框架内发挥影响（其结果无非是换汤不换药）。相反，中国一定会以自己的文明文化特质来改造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伊肯贝里教授的文章不仅在西方获得了关注，在非西方世界同样获得了影响。这种影响尤其表现在拉美的反应上。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智利的教授劳尔•阿莱德（Raul Allard）对于此文的反应。

阿莱德教授是智利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Universidad Catolica de Valparaiso）的国际政策教授，是智利乃至拉美领域的国际战略专家。他在其发表在智利国会图书馆的专栏上撰文评论伊肯贝里教授的大作，题为《亚洲崛起与西方的应对》（The Rise of Asia and the West’s Response）。他认为，伊肯贝里教授的文章承诺了一种多元主义的国际体系，并将中国乃至亚洲作为一个重要领导力量加以纳入，与以往的世界体系都有所不同。现今的世界体系已经呈现出各个国家的经济、信息以及社会相互依赖、互相依存的特征，本身就建立了一系列的交流和磋商来解决公私领域、国内国际乃至跨国领域的问题。智利乃至拉美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一体系之上，比如，智利就通过加入西方以及亚洲的大市场而实现了自己的发展，而不必等待巩固普遍主义的贸易规则来实现。此外，鉴于智利以及拉美已经向中国和整个亚洲开放，特别是已经加入了APEC体系，对于中国和美国、亚洲和西方的关系的讨论对于拉美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换言之，智利更支持伊肯贝里教授所描述的中国和整个亚洲纳入美国所创立的国际自由体系，以此实现本国乃至整个拉美的更好的发展。这可以说代表了整个拉美对于中国崛起及其与西方的关系问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