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迪利普•希罗，是《中亚内部》（Inside Central Asia）（眺望出版社，纽约和伦敦）一书的作者。他的新作《帝国之后：多极化世界的诞生》（After Empire: The Birth of a Multipolar World）已由纽约和伦敦的国家图书出版社出版。

伊拉克和阿富汗漫长且尚未结束的战争，加上华尔街的贪欲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普遍被看作是美国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相对下降的表现。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和伊朗以及南美洲的巴西等中间力量的兴起，如今正向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地位发起挑战。

本周，外交力量新轮廓在伊斯坦布尔显露出来。这座城市刚举办了由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主持的亚洲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20成员国峰会。它还举办了由土耳其主持的第一届土耳其—阿拉伯合作论坛。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一——以及直到不久前还是少见的以色列的区域同盟——土耳其在国际上显露头角。颇具胆识的土耳其还公然反抗华盛顿，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票反对由美国发起的制裁伊朗的决议。

国内政治版图的激烈转变以及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激励着作为欧洲边境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谋求领导地位。

五月中旬，土耳其外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与巴西外长一道，跟伊朗外长签署了一项协议，这削弱了美国因伊朗拒绝放弃铀浓缩计划而试图孤立伊朗的努力。按照欧盟的提议，伊朗同意将1200千克低纯度浓缩铀运往它的新朋友土耳其那里，而不是运往俄罗斯。作为交换，俄罗斯和法国将为位于德黑兰的医疗研究用反应堆提供120千克的中等纯度浓缩铀。

两个星期之后，当以色列的精锐海军部队袭击一支由土耳其人权组织资助、运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驶向被封锁的加沙地带的小型船队时，土耳其发现自己位于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一代号为“海风行动”的袭击，造成9名土耳其人死亡，并使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特殊关系破裂。

这些事件确立了横跨欧亚的土耳其，在战略地区成为一个新兴中间力量的地位。这些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进程的主要部分。该进程始于一个和平的政治变革，即具有浓厚伊斯兰教背景的改良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 或 AKP）赢得2002年11月的大选，从而结束了土耳其半个世纪以来各投机型的联合政府。

尽管正义与发展党较为温和，但它的前身是两个早期的伊斯兰教政党，这两个政党分别于1998年和2001年，因违反该国的世俗主义宪法，而被宪法法院中的信奉极端世俗主义的法官所取缔。

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大规模推行反腐措施，除此以外，这一政府还在外交政策上具有全局性视野。

在担任政治学教授兼埃尔多安的顾问时，达武特奥卢就认为，为了全面认识土耳其的国力及其影响，土耳其必须利用其邻国的战略潜力，首先致力于那些跟其文化相近的国家。这就推动埃尔多安政府与伊朗和叙利亚建立了真诚友好的关系。该政府斡旋于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以期解决由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问题——由于以色列政府换届，因而土耳其的斡旋没有取得多少成果。2007年7月重新当选之后，埃尔多安政府继而与历史宿敌亚美尼亚和希腊和解。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土耳其与巴西紧密合作，就德黑兰核项目这一长期问题构思了一项方案，该方案重拾2009年10月协议中的核心要点，后者在伊朗转变想法之后遭到破坏。

令土耳其失望的是，奥巴马政府出尔反尔，坚持终止铀浓缩这一思路，回复到其前任政府的立场，而这一立场对于德黑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下述事实并没有让大多数土耳其人大吃一惊：一份2009年度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仅有14%的被调查者对美国持支持态度，这一数字是被调查的25个国家中最低的。

根据其采用的文化亲近性原则，2004年6月，土耳其举办了由57个成员组成的伊斯兰会议组织（Islamic Conferenc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ICO）峰会。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支持下，土耳其所提名的人选被任命为ICO的秘书长。

大约在那时，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开始交冷。2004年3月，埃尔多安谴责以色列在加沙暗杀哈马斯精神领袖艾哈迈德•亚辛（Shaikh Ahmad Yassin）的行为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径。

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外交承认，可以追溯到其申请加入北约。承认以色列是美国开出的先决条件，1952年，土耳其在外交上承认了以色列，成为北约的唯一一个穆斯林国家成员。

但这并不能阻止1986年土耳其政府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93年以巴签订奥斯陆协议之后，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一片大好。1997年，两国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军事合作达到了两国每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地步。安卡拉甚至还允许以色列在土耳其与伊朗的边界上建立一处情报通讯站。

海风行动之后，安卡拉随即取消了即将与以色列国防部举行的联合军演。尽管双方仍将尊重当前的国防合约，但两国间进一步的军事交易前景不明。

2006年，以色列抵制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民众选举出来的哈马斯政府，随后，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以色列对加沙持续进行了三个星期之久的轰炸，使得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转直下。在2009年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埃尔多安向以色列总统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大声吼道：“当提到杀戮时，您很清楚是如何杀人的。”

安卡拉的政策制定者们正被另一个外交领域弄得身心疲惫。欧盟自1999年就开始考虑是否让土耳其成为其正式成员，尽管土耳其还没有撤回申请，但也并不怎么热衷于获得俱乐部的承认。土耳其作为欧盟前身即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准会员资格，可以追溯到1963年。

考虑到欧元区的经济危机，以及德国和法国不断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欧盟的光环褪去了。土耳其于是致力于它从地理方面能牢牢占据核心地位的地区。

安卡拉外交政策的重新定位，是与其国内发展相吻合的。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来的很多年间，富裕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和西方化的精英——即通常称的白土耳其人——控制着军队、政府机构、司法机关和教育领域，行使着与其不相称的权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大规模的迁移、接受教育并意识到选票的力量之后，上述那些人的权力就受到侵蚀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普通土耳其人从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和个人流动如卫星电视、电话和汽车中获益。随着受教育的比率超过90%，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下层不再对白土耳其人心存敬畏了。

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构成了这个国家7千2百万人口中的四分之一——在清真寺和正义与发展党的一个人道机构里面寻找到慰藉。在陌生的、冷漠的都市环境中，他们从伊斯兰教中找到了道德依托。

这些农村移民，与安纳托利亚精力充沛的企业家一起，分散在土耳其97%的领土上，成为埃尔多安政府灵活的经济管理（年均GDP增长为5%到7%）的受益者。

事实上，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加强其政治抱负。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上，土耳其以人均GDP12,480美元，排在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之列。它的公债占GDP的49%，属于良好，这一比例远远低于排在它前面的西方国家。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土耳其更好的经受住了全球信用恐慌。正义发展党清楚认识到，银行是传统世俗主义政党的主要腐败源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严格的规章条例，并没有银行破产。

随着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地位的上升，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对土耳其的历史和地理重新进行着组合。

（龚智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