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留法艺术家

　　1949年前后的留守与归返，导致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等杭州艺专的高材生和熊秉明乃至程抱一，在日后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或在中国承受历次政治运动或艰难地融入法国的主流文化，他们天各一方、勤苦求索，但在艺术和学术的终极考验前，他们这些“怀有同样心愿的人”又一辈子“无别离”。

　　“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

　　“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一想起自己在学习这类近乎变态*发泄的西洋现代艺术，今天这样的一个我，应该更懂得补鞋匠工作的意义，因他的工作尚且与周围的人们发生关联。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

　　1949年2月25日，在写给母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油画教授吴大羽的信中，吴冠中这样倾诉着他提前回国的决心。

　　新生红色政权的热切召唤，影响着每一位持中国护照的留法学生的心境。其实，吴冠中1947年来法国前并没有他日学成回国的计划，“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观点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如毒蛇猛兽”；吴冠中对国民党的统治痛恨已久，对中共又缺乏接触和了解，但，“共产党在长江中炮打英国军舰的消息真令我们兴奋，受尽歧视的中国留学生渴望祖国的富强。”

　　而且，中共派来巴黎参加同年4月的世界和平大会的两位女代表陆璀和区棠亮，也邀请部分留法学生在咖啡馆叙谈，向他们介绍解放战争的进展和解放区的留学生政策。

　　“回与留”的抉择也考验着与吴冠中同一批考取公费出国的熊秉明。1949年9月25日，尽管雕塑教授纪蒙（Gimond）对他的作品泥稿许以强烈赞许：“不错，不错！简直比欧洲人还要欧洲风呢，简直有点拉丁味，罗丹的那种拉丁味”，但这并不能缓解熊秉明的犹疑和焦虑——他的两年公费留学期限在暑假即已到期。

　　在当日的日记里，熊秉明继续写道：“我一时瞠然愕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正处在精神最苦闷、最困恼的时刻，我决定暂不回国去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技能还不成熟，但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不是欧化、西化，我需要探索出自己的道路，并不需要变成欧洲人。”

　　随后的10月3日，熊秉明在里昂车站送走了顾寿观、王道乾和刘文清等三位一道东返的留法同学，“最近他们在思想上都有转变，好像是为面临那边的新情况作准备”，“寿观说只有耕田、锄地、收割是真的劳动，道乾诅咒艺术的无用与虚谎，文清呢，以为在新社会里画家可以尽情快活地创作。”

　　“多数留法同学回国后，周围突然寂寞起来。”在巴黎的这个秋天里，回国的同学越来越多，以致熊秉明在10月13日的日记里这样感叹，还不忘安慰自己：“艺术家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跑到巴黎来，其实都是脱离自己的土地，拔出自己的根，变成一种孤立的荒谬的存在，在贫困、惶惑和绝望里磨炼，寻找生命和艺术最后的意义，通过一个极限情况来观察个人化成怎样的元素或结晶。”

　　转眼之间，新中国诞生四月有余，吴冠中和熊秉明等就“回与留”的论争日趋激烈。

　　1950年2月25日，熊秉明和吴冠中、王熙民在巴黎大学城就“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彻夜激辩。争到次日早晨七点，熊秉明能够肯定的是：“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只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做决定”，“各有不同的命运，说离开故土便缺少营养，是不一定的，正像回到故土也不一定就结得出果实。”

　　熊秉明选择了继续留下，但他也能接受吴冠中和王熙民毅然回国的决定，“他们比我的归心切，我很懂得他们，何况他们都有了家室。我自己也感到学习该告一段落了。”

　　32年后重抄1950年2月26日的那则日记时，熊秉明“抚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因为“这三十余年来的生活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继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是逗留在国外的人，都从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当时不可知的，预感着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者已成定局，有了揭晓。”

　　在顾寿观、王道乾、刘文清、吴冠中和熊秉明等做出不同选择的那个时段，吴冠中杭州艺专的学长赵无极，1949年5月已在克勒兹画廊举办来巴黎一年后的首次个展；次年，赵无极开始参加著名的“五月沙龙”。

　　而同为杭州艺专校友的朱德群于1948年年底随他服务的“中央大学”，从南京到了台北，直到1955年才离台赴法深造。1997年12月，朱德群成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两百年来第一位华裔院士。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该院院士，

　　如果视野更开阔一点会发现：1948年，程抱一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于这一年的12月来到巴黎深造；一年赞助期满，“无法像许多在国内拿到大学文凭的中国学生那样直接进入大学读学位”，只好在巴黎的法语联盟开始注册学习法语。在融入法国主流文化的艰难过程中，程抱一的研究和创作逐渐拓展到小说、诗歌、艺术批评和书法等多个门类。2002年6月13日，程抱一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该院有史以来吸收的第一位亚裔院士。

　　1981年冬天，吴冠中率领詹建俊、刘焕章组成的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西非三国，次年年初返程途经巴黎，与阔别多年的朱德群、熊秉明和赵无极会面。这是吴冠中30余年后第一次重返巴黎，熊秉明“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你当年不回去，必然亦走在无极和德群的道路上，今日后悔么？”

　　吴冠中摇了摇头：“我今日所感知的巴黎与三十年前的巴黎依旧依旧，三十年前的失落感也依旧依旧，这失落感恐怕来自故国农村，我的出生地，苦瓜家园。”

　　这次重逢，吴冠中与朱德群阔别近四十年，他不由得回想起：“我们的老师吴大羽在庄*同学的纪念册上题辞：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是啊，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1949年前后的留守与归返，导致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等杭州艺专的高材生和熊秉明乃至程抱一（虽然他主要是以学者、诗人和作家身份名世，但画册和艺术专论在程抱一的研究和创作领域中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他近30年来先后发表过《想象的空间——千年的中国绘画论》（1980）、《笔法天才朱耷》（1986）、《石涛：世界之真味》（1998）、《充气符号》（2000）等著作。而且，程抱一对赵无极和熊秉明的创作进行过评论且时相过从），在日后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或在中国承受历次政治运动或艰难地融入法国的主流文化，他们天各一方、勤苦求索，但在艺术和学术的终极考验前，他们这些“怀有同样心愿的人”又一辈子“无别离”。

　　“分手攀登人生的新高地”

　　1949年前后留法的那一代艺术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境和出国心态及人生际遇，其中家境较好的当属赵无极、熊秉明和程抱一、朱德群，吴冠中是家境最为贫苦的。

　　赵无极1921年2月13日生于北平，并在上海北面的小城南通度过童年，“族谱可上溯至宋朝（960—1279年）皇族”，“每年祭奠先祖冥诞之日，赵家便摆上传家之宝，赵孟頫和米芾的两幅画。年轻的赵无极尤其推崇米芾，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是热衷于艺术收藏的银行家，叔父是留法业余画家，赵无极1935年以14岁的年纪就考上了国立杭州艺专，师从吴大羽先生专习西画。1941年毕业并留校任教5年，1941年就在重庆举办了个展，还结识了当时的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艾利赛夫（VadimElisseeff）。在赵无极还没有去法国时，艾利赛夫1946年6月就在巴黎池努奇博物馆（MuséeCernuschi）举办的中国当代绘画展中，推出了赵无极1945年创作的21幅油画和7幅素描。

　　“挨饿、受冻、怕水、躲土匪、忍受外国人的入侵……谁能不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带来好处呢？”赵无极的父辈们在民国初年这样期待着乱相丛生的中国政局能有所改善，“但善良的父亲希望中国不再有饥荒，不再是英国和日本争相肆虐的殖民地。或许只有法国人态度稍许好些，他们可能还记得两个世纪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风范”，“也许这是二十年后我选择法国的原因。”

　　“从十六世纪起，中国画就失去了创造力，画家就只会抄袭汉代和宋代所创立的伟大传统。中国艺术变成技巧的堆砌，美和技巧被混为一谈，章法用笔都有了模式，再没有想象和意外发明的余地”，“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传统的枷锁中，我要摆脱它。离开中国到法国，便是我对本国文化所做的第一个手术，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开始”，1948年2月26日，在弟弟赵无违启程赴美留学后不久，赵无极带着父亲给的三万美金外汇，携妻子谢景兰一同踏上了去法国的旅程。

　　儿子被父母留下了，赵无极夫妇和全家在黄浦江边的码头合影留念，“全家人都是西式打扮，男士穿大衣、戴礼貌，女士则梳着洛琳·白考儿（LaurenBacall）式的发型，穿平底鞋、戴皮手套。”

　　比起赵无极，熊秉明似乎更特殊一些，他是大数学家熊庆来的次子，“自幼聪慧、勤奋、好学、成绩出众、还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系主任的熊庆来，再度负笈法国，回母校亨利·普安卡雷学院（InstiutHenriPoincarre）攻读博士学位。

　　九岁的熊秉明追随着数学家父亲，在文学家雨果和生物学家巴斯德都曾就读的EcoledesFeuillantines上了两年小学。1944年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熊秉明曾组织“谷风画社”，并于抗战期间举办画展及古书画展。1947年，当时的法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40个公费留学名额，熊秉明和他大学期间认识的朋友顾寿观恰好同时考取仅有的两个哲学名额。就这样，熊秉明回到了离别14年的巴黎。

　　朱德群1920年出生于江苏徐州萧县白土镇一个医生世家，“其父对书法有癖爱，自己也画画和习书法，而且颇有收藏”，6岁前念私塾的他“在其父指导之下，临摹了不少碑帖。”与其他留法艺术家略有不同的是，朱德群迟至1955年才从台湾赴法国，这可能也导致他在大陆的影响力扩散过程更为特殊。

　　程抱一则是1929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四川和上海生活，其中学八年在四川度过，“我的八年中学和八年抗战是契合的。之后我在金陵大学念过一年英国文学。”1948年，一个幸运的机会（其姑母旅居巴黎）让程抱一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的总部在自1946年11月4日正式成立起就一直设在巴黎，而非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的资助，在英国和法国两个留学目的地中，他因为特别喜欢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的作品而选择了法国，并于同年12月途经马赛到达巴黎。

　　而吴冠中1919年8月29日出生于江苏宜兴闸口乡北渠村，父亲在家族宗祠设立的小学任教，母亲务农、养蚕，这样的穷孩子1930年上和桥镇县立鹅山高小，1932年上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1934年上浙江大学附设的工业学校，无一不是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

　　1946年7月，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的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广州、昆明、武汉、西安、重庆、北平和沈阳等九大城市组织公费留学考试，计划选送100多名胜出者赴法国、英国、瑞士和美国等国，其中绘画专业只有两个名额，吴冠中以美术类各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另一位考中者就是王熙民。

　　当时的考题只有两道，一是“试言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说明其原因”，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后世西洋美术有何影响试略论之”。值得铭记的是，工笔花鸟大师陈之佛先生当时是南京*的阅卷教师，他惊喜地发现了后来被证实为属于吴冠中的答卷。

　　陈之佛给了这份卷子90多分的高分，囿于当时纪律，老先生只好用毛笔在四张毛边纸上抄录了这份“共答1715字”的试卷。2006年，陈之佛先生的后人从老人遗物中发现了这份试卷，并寄给了吴冠中。

　　于是，时隔40年，人们还能看到27岁的吴冠中当年是怎样让他的过人才华流淌在那些毛边纸上：

　　“……其实艺术品之高下全不以形式手法为绳墨，‘骏马秋风冀北’之美，与‘杏花春雨江南’之美，均各有其特质，如吴李同作大同殿之山水，李思训累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均同臻妙境。要之吾国山水画在唐时已立定基石，后之流派莫不由此脱胎转变而来……”

　　“……文艺复兴则为此中世文明之否定，以人为世界之主人，一切均力求现世之享受，故为现实的，以此精神创造种种文化艺术，自皆以‘人’为本位。其后此风披靡全欧，乃奠定西洋美术现实的、人本的之立足点……”

　　1946年冬，陈之佛先生作为证婚人，见证了即将赴法的吴冠中和朱碧琴在南京的婚礼。这对新人“品尝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传统欢乐”，“她很快怀了孕。我去法国，她住到我农村的老家等待分娩，我们分手攀登人生的新高地。”

　　“巴黎已不吸引我久留”

　　在回忆1948年2月26日坐上去法国的老客船“安德烈·勒篷”号（AndreLebon）离开中国的情形时，赵无极说：“我的老师林风眠1913年曾乘此船赴法，1924年回国。”这样一个简单陈述，其实点明了一个长久的传统：赵无极和吴冠中这一代艺术家是沿着林风眠为代表的前辈艺术家的足迹（当然这个传统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去法国留学的。

　　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追溯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20世纪初年在欧洲的留学，“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及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仍然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的领导工作。”1925年圣诞节后，林风眠携法国妻子阿丽丝·华丹回国（中途在新加坡同船东返的还有徐悲鸿，历史的误会和个人的性格局限让这两个有着相似旅欧经历的美术大家的恩怨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成为一个公案），1926年受邀担任北京国立美术学院校长；1928年又受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名为国立杭州艺专）并担任校长，这所学校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和艺术史的传奇与学术重镇。

　　林风眠邀集了林文铮、吴大羽、李金发、蔡威廉（蔡元培之女，后与林文铮结婚）等留法艺术精英，当然还有潘天寿这样的国画画家，试图共襄“调和中西艺术”的盛举。赵无极多年以后还记得，当时“最时髦的事就是看外国杂志《时代》、《时尚》，我就是在这些杂志上看到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的作品的”，“我的老师林风眠就给我们讲印象派，而且为其辩护。”

　　“朱德群影响了我的终生。”吴冠中1934年从无锡师范初师以第二名成绩考入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这本来是当时就业前景光明的专业，但在当时全省的大中学生暑期军训中意外结识朱德群，受其影响而毅然决然地考入杭州艺专，跟着这位“小先生”一起加班画国画（当时潘天寿负责国画教学，但这一课程在这所明显欧化的学校里不被足够重视）；即使在学校因躲避战乱而四处流徙时，吴冠中也在朱德群的鼓励下坚持了下来，并将精力转而集中于西画。

　　杭州艺专的第一外语就是法语。有一天，赵无极将几乎所有艺专学子对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的向往公开提出来了，他问林风眠校长：“您看我们能不能到巴黎去做画家，以艺术养活自己？”林风眠对巴黎学艺的甘苦比这些年轻人更有发言权，他只是善意地提醒：“你在做梦！那里的画家多如过江之鲫。”

　　为了圆自己的巴黎梦，吴冠中将毕业后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的全部空余时间，都用于去邻近的中央大学“听大学里高、低各班法文”，还请戏剧家焦菊隐先生和附近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辅导自己的法语。

　　终于，能够坐上美国油轮“海眼”号去法国了，途经意大利的拿波里换乘火车时，吴冠中和一同中榜的王熙民“生平第一次乘坐出租车”，去圣·马利教堂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到巴黎后换过几次旅店，后来在大学城的比利时馆住下，“中国呢？没有馆，据说当年建馆经费被贪污了，因此中国留学生只好分散着寄人篱下。”

　　“如饥似渴，头几天便跑遍巴黎的博物馆。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凭学生证免票。随时过一座桥，便进卢浮宫。”进入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吴冠中争分夺秒地将杭州艺专的留法教授或画册中提到的或经典或新潮的画派、作品了解了个遍。时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油画系教授苏弗尔皮（）对吴冠中影响最大，“他启发了我对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色彩的力度等等学艺途中最基本的认识”，而且他后来还鼓励吴冠中回国并“主张上溯到十七世纪以前的传统”。

求学巴黎期间，吴冠中也曾常去私立的“大茅屋”美术学校画素描，这是前辈如常玉、同辈如熊秉明（他与第一任妻子就是在那里相识的）、朱德群等都经常去的地方。闲时，吴冠中也和同学去帮潘玉良提水，“我劝她是否可考虑回国教书，她说徐悲鸿在世她不会回去，她同徐曾在中央大学同事，历来观点对立，矛盾大”，“接着五七年反右，决定了她魂断巴黎的归宿。”

　　抱着幻想热切地回国后，受历次政治运动牵累，吴冠中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最初，还能把从巴黎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给同学们看一二本”，后来历经各次政治运动的批判，像熊秉明形容的那样，吴冠中“历经了快快活活地画，到拘拘谨谨地画，到战战兢兢地画，到偷着画，到不能画，不配画各个阶段”，“作为艺术家，他被埋葬了三年（三年间，他不能接触画布和画笔）。不知道什么时候（实为1975年——笔者注），戒律略放松了，星期天可以去借了农家的粪筐来充当画架，又开始作画。”

　　直到1978年3月，吴冠中才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吴冠中作品展”这一“回国后首次个展”。

　　“我在黄土地上、原始森林中封闭了三十年，重见高楼大厦，现代生活，感到节奏频率的加速。”1981年冬，吴冠中率领詹建俊、刘焕章访问西非三国，才重新第一次走出国门。返程经过巴黎，第一次重回留学之城，因为当年的老同学董宁川是驻法使馆的文化参赞，吴冠中才获准破例住到朱德群的私人寓所——他们上一次见面是1947年，“我们谈四十年来彼此的路，路崎岖，路曲折，甘苦有异同，而艺术中的探索异曲同工，看了作品，毋须解释，正如我们讲的是母语，不用翻译。”(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