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出拳。下一个目标轮到了季库诺夫。

　　季库诺夫原先也是共青团的干部，他当时任社会治安部（相当于公安部）首脑。一天，季库诺夫被叫到中央委员会谈话，谈话的内容是，社会治安部是赫鲁晓夫的产物，是他把原来的内务部改成了社会治安部。现在必须改正错误，内务部的作用必须得到加强，应该把社会治安部恢复内务部的原名称。季库诺夫当然欢迎这一加强自己权力的建议。当季库诺夫等待走马上任内务部部长时，看到了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解散社会治安部成立苏联内务部，任命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同志任内务部部长。季库诺夫打落门牙和血咽。

　　砍掉了谢列平的左膀右臂，现在轮到了谢列平本人。谢列平22岁入党，在莫斯科学院毕业后就进入共青团，“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这一组织的一把手。1952年成为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54年动员几十万共青团员垦荒，由于“政绩突出”，被赫鲁晓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61年又成为中央书记并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像谢列平这样横跨党政两个系统的干部，在中央主席团的众多委员中是绝无仅有的。

　　勃列日涅夫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提名谢列平接任全苏总工会主席。谢列平当然明白其中含义，却也无可奈何。政治局的同僚们一致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提名，如果公开拒绝，就等于与全体政治局委员对立。

　　1965年12月，党和国家的监察委员会撤销，谢列平失去了他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当时勃列日涅夫的说法是“让他集中精力抓好书记处的工作”……

　　谢列平登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之位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

　　尽管谢列平的势力已几近被摧毁，但勃列日涅夫深知年龄是个优势。除非谢列平在政治局失去席位，否则就必须把他列为最高权力的角逐者，谢列平很可能就是另一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

　　可以想象，在一个“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国度，工会的工作离开了党的支持，将变得寸步难行。谢列平的工会工作遇到了困难。一怒之下，他给政治局打了报告，要求免去他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调回书记处去搞党的工作。勃列日涅夫又一次抓住时机，几天后的政治局会上，他提议，根据谢列平自己的申请，正式免去谢列平全苏工会主席职务，但并未按谢列平的要求调回中央书记处，而是安排他担任了劳动力资源委员会副主席这么个小小职务。此后的中央全会上，谢列平被撵出了政治局。

　　接下来，勃列日涅夫在削弱和限制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的权力的过程中，也表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

　　波德戈尔内比勃列日涅夫年长，在初期曾经给他大力支持。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美政策上。同时，根据格里申回忆，在一次聚会时，性格直爽的波德戈尔内当众批评了勃列日涅夫赞扬自己的做法，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勃列日涅夫决定撤销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自己兼任……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1980年他迫使柯西金以健康原因辞职，提拔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行政事务从此完全听命于勃列日涅夫。

　　当年替代赫鲁晓夫的“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体系彻底瓦解。勃列日涅夫确立了他一元独尊的地位。

　　【两个勃列日涅夫？】

　　俄罗斯早就有人提出存在“两个勃列日涅夫”的问题。

　　曾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其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

　　曾多次参加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也持类似说法：“我知道两个勃列日涅夫——早期的和晚期的。”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晚期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有病，因而爱生气，听不进反对意见，不再参加文件的起草，常常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只让少数几个人去见他，特别喜欢勋章、称号和赞扬。这就是说，疾病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身体变得虚弱，而且使他的思想和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医生和警卫人员回忆，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后，语言发生障碍，有时说话吐字不清，思维能力衰退，丧失自制能力，性情变得暴躁易怒，行动缓慢，上下楼梯显得比较困难。为了缓解病情而服用安眠药，结果上了瘾，有时缠着医生要多给他几片。他本来有吸烟的习惯，发病后医生开始限制，后来干脆禁止。有时他烟瘾发作，忍受不住，便叫警卫人员在他周围抽烟，使他能闻到烟味。甚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他也叫身旁的翻译点起烟，一边吸一边朝他的脸上喷烟。一个国家领导人公然在外国客人面前这样做，说明他已无法控制自己，不顾什么“政治影响”了。

　　根据勃列日涅夫身边人以及亲属的回忆，这位总书记曾主动提出要退下来，但是遭到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反对。勃列日涅夫的那些“战友”挽留他，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但他们也确实拿不准勃列日涅夫是真心想退，还是放出试探的气球。此后的事实也表明，勃列日涅夫说这话时，权力欲不仅没有消减，而且想方设法要把更多的权力掌握在手里。这也可由他的亲信谢尔比茨基的回忆来证实。谢尔比茨基说，他跟随勃列日涅夫到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时，曾对勃列日涅夫谈到，年岁大了，精力不够了，看来该是考虑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勃列日涅夫听后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沃洛佳（谢尔比茨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爱称）？没有想到你会说这话……”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自此之后，谢尔比茨基再也没敢涉及这一话题。

　　勃列日涅夫的晚年，身边人不仅照例要给他准备长篇的讲话稿，而且要为他接见各界人士和外宾准备“会话条”。当年的苏联社会出现不少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话。一个笑话说，1980年莫斯科举行奥运会，勃列日涅夫拿着讲话稿念道：“圈！圈！圈！圈！圈！”旁边的人低声对他说：“这不是‘圈’，而是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讲话在下面！”

　　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也写到勃列日涅夫晚年的一个细节：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后期间，已经不明白他签署的东西，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话，权力都掌握在他周围的人手里。他甚至在我口授的这份文件上（关于建造地铁的问题），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名时根本就没考虑我所说的意思。

　　勃列日涅夫晚年对于荣誉的渴求简直达到了痴迷程度。

　　几乎拥有一切之后，他认为自己应该是“能文能武”的全才。于是，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写作能力，甚至连与人谈话都要让人写“会话条”的总书记，想象着自己是著名作家。他约请一批传记作家和新闻记者给他写回忆录，先后在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世界》上发表。此后，三部回忆录出了单行本并大量发行和广为宣传。苏联作家协会吸收勃列日涅夫为会员，发给他第一号新会员证——这位自己从来不写东西的总书记竟然成了苏联“第一号作家”。1980年，因这三部回忆录，勃列日涅夫被授予列宁奖金。

　　博尔金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受勋细节：“在他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当得知授予他的不是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他此前已经四次得到过这一荣誉）而仅是勋章时，他竟哭了起来。于是，有关人员只好临时调整，宣读一份似乎早已拟就的最高嘉奖令，再次授予他‘金星奖章’。” 这件事又成为苏联人民的一段笑话，人们戏称勃列日涅夫为“老小孩”。

　　被称为“所有总书记的助手”的阿根托夫在回忆录里说过这样一番话：“有一天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陷入了沉思，他对我说：‘安德烈，你知道我在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时，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我担任过的职位当中，最好的职位是党的州委书记。可以做更多的事，同时自己既能直观地看到实际情况，又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

　　这倒是勃列日涅夫清醒时的“夫子自道”，而他的人生轨迹，验证了盛行于西方的“彼德定律”：一个人总要走到自己“力所不及”的地方才能停下来。

　　疾病使优点逐渐枯萎，接着是大部分消失，而固有的人性弱点在缺乏监督的“一元独尊”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从生机勃勃到暮气沉沉，勃列日涅夫走完了悲剧过程。

　　【红场不断举行国葬】

　　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后期，政治体制进一步僵化。干部终身制的实际确立使领导干部老龄化，出现了不正常现象。据统计，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平均年龄在斯大林去世时为55岁，赫鲁晓夫下台时为61岁，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80年，则超过了70岁。

　　多恩伯格在《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到1973年年底时，勃列日涅夫已在位九年，并庆祝了他的六十七岁诞辰。而苏联的政治家们，还把勃列日涅夫看作是小伙子呢……”

多恩伯格的书写成于1974年，此后勃列日涅夫实际又执政了8年。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很容易制造出“空前绝后”的断层。1982年11月15日送走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接位；1984年2月9日，莫斯科红场上再次响起哀乐，向刚刚上任一年多的安德罗波夫告别；1985年3月10日，又是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接任安德罗波夫的契尔年科又去世了，红场上又一次响起哀乐。葬礼已成为传统，仪仗队也已经谙熟各种程序。苏联人民已经没有了丝毫悲痛，倒是流传着一个笑话：每一个政治局成员，都想在总书记任上去世。意思大概是可以享受现任国家领导人去世的规格，在红场举行国葬。

红场就这样成了检阅丧葬队伍的地方。

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写过一部小说《奥勃洛莫夫》。著名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深刻地指出：冈察洛夫塑造出了沙皇帝国走向没落时的一个典型形象。奥勃洛莫夫那种昏庸、贪婪、无所事事、暮气沉沉，正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显著标志。

勃列日涅夫，是不是又一个奥勃洛莫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