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

　　几年前已到处流传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甚至有几次还煞有介事地传出他已死亡。后来医生披露：在勃列日涅夫的最后几年，他虽还活着，已不太清楚周围发生的事情了。但他一直顽固地把一个超级大国的权力执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回首历史，真会让人产生一种荒诞感。

　　【东西方政治家的误判】

　　据吴冷西回忆，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后，我国最高领导层曾对苏联政局作过一次预测和判断。

　　毛泽东问前往参加196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中国代表团同志：“你们看苏共这次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主要是什么人？现在的苏共领导，什么人是主要角色？”

　　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名义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书记，但看起来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会谈过程中间，对许多事情，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很难说他就是核心人物。”

　　刘少奇说：“1960年我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是一个办大事、成大业的人。在火车上也好，在宴会上也好，在日常接触中也好，他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些老话、官腔，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连开玩笑都说不上。但也可能是伪装的，他的毕恭毕敬给人以虚伪的印象。”

　　邓小平说：“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和中苏两党会谈都没有勃列日涅夫参加，他不像是一个拿主意的人。”

　　金日成后来也对中国领导人说：“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我们和他有过几次接触，看起来这个人有点木头木脑的，反应很迟钝，而且谈正经事时话也不多。他现在当头，他是不是主要的核心骨，谁也说不准。”

　　西方人又是如何看勃列日涅夫的呢？美国人多恩伯格出版于1974年的《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这样说：“勃列日涅夫给人留下的印象，跟他那易怒的上司赫鲁晓夫和他那暴躁的敌手科兹洛夫在国外造成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克里姆林宫权力中枢到底处于什么地位？有的人可能把他看成比傀儡领袖强不了多少。”

　　然而，历史是最终的裁判：令当年政治家们大跌眼镜的是，就是这个被认为是“过渡性人物”的勃列日涅夫，竟然把一个超级大国的最高权力一掌18年，成为苏联继斯大林之后掌权时间最长且“善始善终”的第二人。

　　仅此一点，勃列日涅夫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历史人物。

　　究竟谁在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充当了主角？几十年来，一直是个扑朔迷离的谜。

　　一向与苏联关系紧密的金日成，也一头雾水地向中共领导人打探：你们估计他们这几个人中间谁是主角？金日成说：“虽然中央全会是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后来他又被选为第一书记，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他的主角，我看值得怀疑。12日主席团开会之前，他才接到通知从柏林匆匆忙忙赶回来。报告也不是他做的，而是苏斯洛夫做的。”苏斯洛夫在当年的苏联政坛被称为“灰衣主教”。“灰衣主教”是17世纪法国首相黎塞留大主教的顾问约瑟夫的绰号，意为幕后出谋划策的人物。

　　邓小平说：“苏斯洛夫肯定是赞成的，但不会是他一个人搞起来的。据我们在7月间中苏两党会谈期间的观察，苏斯洛夫这个人书生气比较重，发言时他总是照着稿子念，遇到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是由安德罗波夫（当时是联络部部长）给他递条子的。”

　　【圆熟的政治手腕】

　　在对赫鲁晓夫发动的这场“逼宫戏”中，笔者注意到这样两个细节：

　　当事情发展到鱼死网破的关键一步，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等人决定，必须紧急召开一次特别主席团会议，在会上把赫鲁晓夫罢免。当把人都召集起来，需要召回赫鲁晓夫时，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由主持工作的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来打电话，但勃列日涅夫推三托四。大家好不容易把他说服了，硬把他拉到电话机旁，然而在最后一刻他还是拒绝了，只得由苏斯洛夫来打。

　　中央全会的报告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按照惯例，报告应该由勃列日涅夫或波德戈尔内宣读。但两人都推辞不干，最后又推给了苏斯洛夫。

　　这时的勃列日涅夫，情急之下说了一句“一语道破天机”的话：“这个反赫报告我不能做。我跟他一起共事多年，人家怎么理解我呢？我说不行就不行。”

　　看到这两个细节，笔者不由得想：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两人，究竟谁是幕后谁是台前？

　　出身苏联，后加入德国籍，与苏联上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莫罗佐夫在《勃列日涅夫传》中，专设一个章节：“为什么恰巧是勃列日涅夫？”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在1964年的“宫廷政变”中老资格的四人（米高扬、柯西金、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中，只有勃列日涅夫最合适。他在党政机关和部队都呆过。他担任党的工作十七年，政府工作十年，部队工作七年。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每个人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配当一把手。在这种情况下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眼下，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最初几天或者几个月，团结犹如空气一样地不可缺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赞成自然更替：由第二书记接替第一书记，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接替主席。

　　于是，后面的一切水到渠成。10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全票当选”。

　　连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也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他太软弱，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让人牵着鼻子走……”能做到这一步，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手腕不可谓不圆熟。

　　当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被迫签署了“退休声明”后，他眼睛里含着泪水说：“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我不想讲话了，不过我想对全会提个要求……”没容赫鲁晓夫把话说完，勃列日涅夫便打断了他，斩钉截铁地说：“这办不到！”经历过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那场斗争的勃列日涅夫，岂能识不破赫鲁晓夫的“缓兵之计”。

　　在随后没有赫鲁晓夫参加的中央全会上，新当选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了简短讲话。关于赫鲁晓夫的撤职，勃列日涅夫一语带过，既未加以特别指责，也没有流露出丝毫兴奋，把这个众人关注的问题作了“淡化”处理。他还以一种似乎十分“宽容”的口气说：“现在再来批判赫鲁晓夫的种种做法已经失去了意义。”并刻意强调说：“不要在各级党组织会议上对罢免赫鲁晓夫的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了。”后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勃列日涅夫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两次“转危为机”，最后“一跃而起”】

　　勃列日涅夫在攀登上权力最高峰前，经历过两次大的政治危机。

　　在1952年底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提出了庞大的主席团名单：一个由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主席团，取代了传统的11人政治局，并以一个10人的书记处来替代原来的5人书记处。显然，这是斯大林在“安排后事”。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次充实到苏共中央的“新鲜血液”。

　　斯大林赞叹地说勃列日涅夫：“一个多么魁梧英俊的乌克兰小伙。”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不到24小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就开会研究，对斯大林确定的主席团来了个大调整。上年10月跃居高位的“新鲜血液”遭贬黜，扩大的主席团从36人缩减为14人；中央书记处则从10人减为7人。勃列日涅夫被撵出了主席团和书记处。3月7日的《真理报》在许多职务变动所发布的公告中，有一则短短的消息：任命勃列日涅夫为海军部政治部主任。不到一星期，海军部又撤销，与陆军部合并，中将衔的勃列日涅夫又成为新国防部政治部的第一副主任。

　　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与国防部政治部的副主任，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样大的挫折对一个政治家而言，可谓致命。

　　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国防部政治部的“冷板凳”任上，完成了一件重要事情：他加强和扩大了在战争期间业已建立的与军队之间的联系。军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一经历，使勃列日涅夫在此后赫鲁晓夫制约贝利亚的克格勃和粉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使自己成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极为有用的人。1956年，在赫鲁晓夫的提议下，勃列日涅夫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成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并很快升任为中央主席团正式委员。

　　有一点不应该遗漏：在赫鲁晓夫粉碎马、莫、卡“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所采用的调子值得关注。在此后若干年的批判运动中，其他人提到这个集团时总是用“罪恶的”、“可恶的”、“背信弃义的”、“卑劣阴险的”等词语，而勃列日涅夫则用“反列宁主义的”、“政治上破产的”这样温和的词语。

　　1962年底到1963年初的日子里，勃列日涅夫又面临一次严峻的政治危机。这时的勃列日涅夫似乎高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置，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总统，但这一位置被西方政治家称为“总统职位的墓穴”。在苏联的官场秩序中，这是有职无权的“虚位”。敏感的西方记者注意到这样的细节：“1962年12月，勃列日涅夫去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时，没有一名主席团委员到伏努科夫机场去为他送行或者欢迎他回来。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然而，勃列日涅夫很快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并非 “聋子的耳朵”，它毕竟提供了大量出头露面的机会。勃列日涅夫的“出镜率”仅次于赫鲁晓夫，这就犹如“混个脸儿熟”的明星效应，勃列日涅夫从此成为苏联知名度极高的政治人物。这期间他结识拉拢了更多的人。

　　《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有段文字这样介绍勃列日涅夫的“官场失意”：

　　勃列日涅夫在1953年3月的受贬中，显露了他那种值得注意的本领，那就是败而不馁，面不改色，在逆境中抓住一切有利条件，使之转危为安，最后一跃而起，以凯旋者姿态重操胜券。

　　【老谋深算确立“一元独尊”】

　　执政初期，勃列日涅夫经历了一小段平稳时期。他向斯大林学到一手：当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把政敌赶出政治局、书记处、全委会时，就无限量地扩大它。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叫做“掺沙子”。

　　1965年1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勃列日涅夫采用了“只进不出”的策略：过去的老同志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要让他们发挥余热；现在的新同志会给我们带来朝气和活力，也应该给他们提供舞台——总之一句话：“一个也不能少”。勃列日涅夫以自己特有的“老好人”方式，既安插了自己准备提拔的人，也维持了与老人们的情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不动声色地巩固着自己的权力。

　　苏共二十三大选出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届中央委员会：195名正式委员，165名候补委员。最上层似乎没有变化，老人们各得其所，仍占据着各自的位置。唯一能看出的改变是，中央主席团重新恢复为斯大林时期的中央政治局，从此勃列日涅夫也就顺理成章地与斯大林一样，被称为总书记了。

　　在貌似维持现状的幌子下，勃列日涅夫偷梁换柱，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莫罗佐夫在《勃列日涅夫传》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头三年，谢列平是这位党的首脑的最大问题……1965年一开门就给这位新上任的党的首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他如何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策划对赫鲁晓夫的“逼宫戏”中，谢列平无疑是个关键角色。由于他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特殊关系，使得赫鲁晓夫始终处于克格勃的严密控制之下。这样按部就班地自然接替，谢列平显然不满意，仅仅是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转正”，离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远大抱负还差得很远。不过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一切迹象都在向谢列平展现着曙光：国内许多重要岗位都安插上了他的“共青团帮”。谢米恰斯内控制了克格勃，季库诺夫握有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其他级别低一些的岗位上，也都有自己的人——仿佛只要时机成熟，他谢列平大喝一声，勃列日涅夫就会自动让出宝座。

　　中国有句俗话：“姜还是老的辣。”谢列平政治上毕竟嫩了些，他没有勃列日涅夫老谋深算：谢列平在“宫廷政变”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其后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任何伎俩也就昭然若揭。人们事先就时时提防着他，这几乎预示了他的失败。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严密监视，而且暗地里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很快结成了对付他的统一战线。

　　勃列日涅夫首先上演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一幕：

　　在“宫廷政变”中立了头功、谢列平最亲密的盟友、克格勃的主席谢米恰斯内得到了丰厚的报偿。勃列日涅夫授予他上将军衔，而他的助手也戴上了将军的肩章。然而，谢米恰斯内并没能高兴多久。一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斯洛夫（作者按：勃列日涅夫病重期间，谢列平向苏斯洛夫寻求联盟，苏斯洛夫于第二天探病时向勃列日涅夫做了一五一十的汇报）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所在地，陪同他前来的是勃列日涅夫的绝对忠实者、今后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当场宣布了一个重要任命：由安德罗波夫接替谢米恰斯内任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改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宣布这项任命时，勃列日涅夫命令莫斯科卫戍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