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阎锡山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2)

　　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学者谢泳感慨：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

　　族人阎子奉讲过阎锡山生财的一段趣事：1929年间，幕僚梁巨川在北平听清室太监赵德山说，西四牌羊肉胡同7号曾是某王府宅第，埋着很多银子。梁向阎报告，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银元买下宅子，派了一个排卫兵看守，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

　　20多名工人从当年8月开始掘洞，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地下渗出的水越来越多，只得用抽水机排到街上，弄得满街都是泥水。3个多月过去，地下全部掘通，没见银子。王子寿向阎锡山请示，阎复电说把6号或8号宅子买下继续施工。于是又花3.2万元买下了8号，半年内掘地三尺，还是一场空。王子寿唉声叹气：“这事做得太马虎，也太开玩笑了，银子没有挖到，反花了10来万元！”

　　不过，阎锡山终究是钱庄出身，长于“打虎”（山西人对投机行为的俗称）。据说从太原退到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走两个600万元，其中一笔是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阎在大连郊外海滨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这一进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费“度假”。

　　另一笔600万，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别给1-5万元不等。他嘱托这些人：“咱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

　　“公道主义”、“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阎锡山退守大连，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他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共产主义“强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产主义——他要“以主义对主义”。

　　1932年秋，阎锡山成立了理论研究会，李冠洋是主任委员，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张子佩是委员。他们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就在家里翻译《资本论》，有的在编政治学的书。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阎锡山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据张子佩回忆：“从1931年到1935年，参加研究讨论的人逐步增加。有太原大专学校教书的，有的是各机关部门和团体负责的，也有国内的学者、教授和进步人士来参加的，像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等都先后到太原。”“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那几年里，不止一个人跟阎锡山这么说，但他始终认定“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他说：“资本主义不见得是必然崩溃……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人剥削人，应该反对它，推翻它，所以资本主义是该崩溃。”

　　“共产主义也不见得是必然到来。我们虽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劳动上不计多少，在享受上不计好坏。各尽所能，尽能很难；各取所需，取需很险。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又说：“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了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他借用马克思主义中他愿意接受的部分，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证券；反对资产私有、生息，主张资由公给，按劳分配。1932年，在整顿金融业过程中他实践了他的“物产证券”。

　　山西省银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于是又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说这3家银行分别有同蒲铁路、绥西屯垦、山西盐产做担保，不会骗人。这些银行号所发货币，就是他当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以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这4家银行号别开生面，采用实物准备：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以上4家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一一对应。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用阎锡山的话说叫“口吹大洋”。

　　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仅一年多，库里的物资及不动产价值就超过1000万元。正是这个库使得阎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1932年以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是120万元，而到1936年，4家银行号发行纸币增加到3300万元；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时，已达4500万元，其对山西民众的剥削显而易见。时人戏称：同蒲铁路叫“纸糊的铁路”，垦业银号叫“坑人的银号”，实物准备库则叫“赤脚穿套裤”（套在裤子外面的套裤，只有两腿，没有裤裆）。

　　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将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归功于阎锡山。这当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没有他的决策、头脑和手段，山西不会写就这段历史。但事情还有另一些面向，如果没有山西人被压榨出的血汗——4家银行号发行的各种建设券、借款券、公债是1100多万人每人掏6元多认购的；工人被延长工作时间而减少工资，农民被发放高利贷、增加赋税，因建铁路被低价征用土地——这“十年建设计划案”是无法兑现的。

　　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令阎锡山不安。此时他大力主张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经直接针对共产主义了。

　　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在编写会议上，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真如在显微镜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说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啦。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剩余、经济恐慌，认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造成的分配病。其实这是个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马克思把交易病认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