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阎锡山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

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后回忆：“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阎的这种骑墙作风由来已久。据他表侄张瑞生回忆：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义军加入反满复汉的辛亥革命，杀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其子陆光熙。阎锡山在这一仗中带着亲信躲在树丛中观望——“如果起义成功，他跟进的部队可以参与邀功；如果失败，造反的责任可推到别人身上。”

　　民国人士孟默闻回忆说：少年时代，同学间对脚踏两只船的人常用“你这阎锡山”戏称。

　　不肯轻易亮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北伐时期拥蒋而后来发起反蒋？很简单，蒋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场，成为取代北洋军阀的“新贵”。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地盘的目标不同，蒋介石更具备肃清异己、统治全国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会议，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会场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蒋介石说：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必须精兵简政。各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编成若干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老弱残兵则当遣散。蒋想趁机削弱各集团军兵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各军阀心知肚明。

　　周玳陪着阎锡山参加了南京煦园的编遣会，记下了各派明争暗斗的细节。会议初步商定：总盘是42-44个师，蒋介石独占16-18个；阎锡山分得第3集团军8个师，冯玉祥是最大的输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阴历除夕。这个年，阎锡山过得比较纠结。

　　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南方基本平定。围观中，阎锡山充当了偏向蒋方的“和事佬”。

　　这一年年初到年中，从山西到南京任文职的官员渐多，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其实每个大军阀都像八爪鱼一样多头联系，彼此若即若离。两年前的北伐时期，冯玉祥跟蒋介石结拜成换谱弟兄，而此时蒋欲置他于死地。原先依附冯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蒋介石，心腹韩复榘、石友三也离他而去，通电“拥护中央”。冯玉祥不得不通电全国，“洁身引退，以谢国人”。

　　此时阎锡山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用兵的压力。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蒋是要瓦解地方实力派，各个击破，或让他们互相击破。形势每天都在变。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思前想后，他走了着“与冯共进退”的稳棋，拒绝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冯玉祥一同出洋。他摆出准备出国的架式，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并购置服装等。

　　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生意”做得顺畅，他坐上了仅次于蒋的第二把交椅：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

　　次年3月，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冯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从此一德一心，反蒋到底。

　　1500元败给了2000万

　　国内的反蒋浪潮已持续一年，阎锡山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渡过了数次危机。

　　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他对阎锡山的钳制开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职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意思是要把三军副总司令跟他的大本营山西隔断；二是在经济上压制。“铁算盘”大为恼火。

　　中原大战前，阎蒋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大战。阎锡山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家财政的困难、各派争战不停的责任归之于蒋，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下台；蒋介石则要求阎践行通电辞职、陪冯玉祥出洋的先诺。

　　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冯、汪、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撇开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就职。如果他做成了，这一连串的9（帝王之数）会送他登上民国头把交椅。

　　扩大会议兴师动众，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很快转入拖拉粘滞，“毫无开国气象”。

　　阎锡山又着手争取张学良，但效果不理想，关键是他砸钱不如蒋介石阔绰。蒋的代表吴铁城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送给张学良大约2000万元；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少帅身边的幕僚、秘书、副官及卫士。一次，他设宴招待东北军政要员，饭后麻将开了十几桌，每人抽屉里放了2万元，不论输赢都归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时想见少帅都会受到接待。

　　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1000元，另一位揣着500元就上了门。头一次会面后，二人再想见少帅均被挡驾。

　　军费的筹办对每个军阀都是要事，受盘剥的永远是百姓。筹办机关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将所需粮仓、房舍、运输工具贴上一两张纸条——“某某师查封”，派几个兵把守就是了。如果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军阀或豪绅，可以通过政府从别地筹集军队所要的东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笔钱请军队到别地征购物资——这样层层转嫁，最后是中小地主、富农、贫农来负担。1930年前后，在山西北部，这类负担重到高出正税的225倍，名列全国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绅、商拒绝这类负担，部队的办法是“饥兵闹事”，或者长官让部下“自由行动3天”。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前10年搜刮的钱财大多用在军队和兵工厂上，到1930年时，他手中的现款还没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对部下实行三联单的办法控制缺额（以防多领兵饷）。上午开缺一个士兵下午就得报告；作战前夕动员，每个师也只发2500元，包括了战前的侦探费和向老百姓收买情报的费用。所以，多年追随他的高级将领生活相当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购战斗机是阎的外甥经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淘汰的旧货，没有战斗效能，花了大价钱，却始终不敢在作战时使用。外甥从中得到一大笔佣金，阎大为光火，将他降级，但钱是回不来了。

　　张学良的奉军成了中原大战的关节之一。大战之初张少帅“采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导致阎、冯联军先胜后败。

　　另一关节在于冯、阎、李诸派都想保存实力，虽然凑集兵力很多，战略上缺乏统一指挥，有利时争先，无利时退缩。何况当时山西的士兵普遍吸食海洛因，作战能力很差，人称“高射炮部队”。

　　《时代》报道中原大战的文章说：“中国的战争以3种形式进行：1.大量的金钱贿赂，常常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通电、公告、宣言，任何一方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行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惯例，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须让它们发挥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1930年5月19日的《时代》报道。不幸言中。10月底，败局已定，冯玉祥通电下野；11月，阎锡山宣布辞职，部队听候蒋介石编遣。但蒋不给他喘息机会，“坚不允许”阎某人滞留山西，派侦察机在太原上空盘旋示威。阎锡山只得避居大连，一面摇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

　　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

　　想起17岁那年的炎凉么？那年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只好上了门板回乡躲债。乡里也呆不成了，父子俩只能沿着滹沱河绕小路去太原，行前阎锡山还偷偷拿了继母的一副银镯子。

　　那时他还叫万喜子，曾到亲戚家借钱，被赶出来；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日后发达，有人编排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想起自己是个小老百姓时所受的苦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经山西，清兵的粮秣供给由当地百姓承担。万喜子曾去担水切草、喂马遛马，挨打受骂，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比起眼前大厦的崩塌，这些小窘迫实在算不得什么。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