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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社会主义体制
写作《社会主义体制》的首要目标是归纳总结迄今为止我的所有研究成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经研究过许多课题,并且试着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尽管这些作品探讨的主题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互为补充,涵盖了一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
我不断回归到同样的研究课题上（如非均衡现象）—在我看来,我的确总是在研究相同的问题,但是研究的复杂性和深入性不断提高。我甚至可以认为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段圆弧。现在我希望设计一个分析框架,按照逻辑顺序把过去分散的研究工作中得出的结论组合在一起。
除了过去的学术作品,我还希望对我的亲身经验进行总结。如果读者从头开始读这本自传,那么现在他已经非常了解在研究权力集中和极权的本质、短缺现象、我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破灭以及其他现象的过程中,我的灵感不仅来源于书本知识,而且来源于我个人的亲身体验。
与此同时,我不希望将这本书局限在回顾个人研究成果的狭隘范畴里。我希望把我认为重要的其他人的结论和观点也融入它的概念结构中。我曾经从匈牙利同行和外国研究者的著作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特别强调了匈牙利真实经济环境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对我的观点产生影响的不仅包括印在纸上的著作,还有在我身边展开的对话,即匈牙利人对社会主义弊病和改革可能性的热烈讨论。这本书的引文和长长的参考书目可以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我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人的观点。然而我必须补充的一点是:我并不打算写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思想史,也不打算在书中冷静地报告所有引起广泛争议、甚至可能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在匈牙利语版《短缺经济学》的前言里强调说这本书没有涵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是讨论了它的一部分,同时我还警告读者注意的一点是:如果将全面描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专著的全部内容设定为100%,那么《短缺经济学》只研究了其中的30%。而现在是以全面为目标写一部涵盖全部内容的专著的时候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书中会介绍所有与之有关的细枝末节。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也不是一部旨在提炼精髓并进行总结的学术专著的目标。就这本书而言,“全面”和“完整”意味着书中的分析过程将鉴别出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本质特征,并且讨论了被我们称作“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社会-经济机制出现以及运转时具备的必要属性和充分属性。
《短缺经济学》没有讨论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中,除了前面介绍性的几章,它正是从这两个问题开始正式分析社会主义体制。这与其他众多比较经济学的总结性作品形成了反差,它将社会主义体制最典型的政治特点——极权体制—当作了分析的切入点,而不是其他作品惯用的中央计划经济或者公有制。
在《社会主义体制》介绍《短缺经济学》的章节里,我解释了鉴于早年的政治气候和因此采取的自我审查行为,我在《短缺经济学》中删除了很多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分析和观点。1983年我开始写作《社会主义体制》的初稿时下决心要跨越这些障碍。1984年我在哈佛大学开设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后开始无拘无束地分析共产党、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在这些问题中扮演的角色。1986年我在给学生发的笔记中将共产党扮演的角色作为第一个分析目标,这与后来《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顺序完全一样。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终于能够写一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专著。
我并不想将这本书的主题限制在大家经常讨论而且可能重合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主题。我努力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这本书,这样《社会主义体制》就不仅仅是经济学著作,而是涵盖了所有这些学科的社会科学专著。
大多数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著作都只进行了局部分析。它们主要考察了某些界限明确的领域或者某些体制特点。我感兴趣的是向人们展示出体制的各个部分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强烈的互动,它们共同决定了各个团体和各个社会角色的行为规律。我希望将这种方法称作“体制范式”。
这种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擅长使用“范式”的伟大人物之一就是卡尔·马克思。他也写过文章讨论局部问题,但是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他努力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体制。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社会中特有的关系如何相互产生关联,以及他们如何相互决定对方的存在。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前言里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我是在1991年写下这段前言—这时引用马克思的话显然已经非常落伍,即使那些过去经常引用他的话的人如今也不再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情了。马克思对我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如何使用体制范式。
除了马克思,这本书的前言还提到了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是体制范式的代表性著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我的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写这本综合性专著时没有简单地将它“融入”某个社会理论的学派。任何试着将《社会主义体制》放进某个熟悉的“箱子”的人都会遇到不少麻烦。人们无法简单地把它归类为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或者哈耶克主义的作品。
我不仅希望通过这本书总结自己对社会主义体制这个主题的看法,而且希望通过对这个特定体制的分析阐明“体制范氏”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方法论,因为这正是我希望推动学术界接受的方法。
体制演进与改革
我希望避免在这本书中使用规范性研究方法。我甚至没有提出什么是“良好社会”或者马克思、列宁及他们的后继者对于社会主义的幻想是否适用于建造“良好社会”等规范性问题。我对这类问题敬而远之,而是瞄准了实证性研究方法。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国家里,共产党长期掌握了国家的绝对统治权。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个“大家庭”包括二十六个国家,拥有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展示的是它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上实际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期望它能够实现的运行状态。
《社会主义体制》并不打算对社会主义体制评头论足。自从柏林墙倒塌后,这种做法显得非常廉价而且过于简单。正如我在前言中写得那样:“在今天谈起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时,至少要有这样的勇气:应该抱着科学客观的态度,避免一味的攻击谩骂;要告诉人们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相对平衡运转并不断复制自身。”
但是当我决心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时,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描述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点时不会受到自己价值观的影响,因为它们为我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我特别强调了自由、人权、人类尊严和个人主权的价值。尽管我努力做到客观地呈现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坚持认为自己有正当的理由强烈谴责违反这些价值观的行为。
在我的价值观体系中,社会体制的经济表现虽然不在这个体系的最高等级上,但是仍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根据常用的经济标准对它进行了评估:人民的福利体系取得了哪些发展?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技术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经济体系在创新和使用创新方面具备多大能力?我最终借鉴了列宁在社会主义转变初期使用的标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中,生产力较高的体制终将胜出。《社会主义体制》用列宁自己的标准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最终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比较经济学通常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苏联,它详细描述了1917年大革命爆发之前苏联的情况以及苏联体系产生、稳定、发展和分裂的整个过程,同时补充介绍其卫星国的历史发展情况。“苏联式经济体系”是当时常用的经济术语,而中国则被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特例。
我们完全有理由使用这种研究方法来鉴别各个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特点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因为它确实有助于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然而我希望在自己的综合性专著中使用另外一种方法。我的目标是进行归纳总结—即暂时把那二十六个国家的差异性放在一边,提取出它们表现出来的共性。假如我们找到特定的国家团体共有的基本特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独立体系来描述它们这个整体。接下来这个任务就变成如何精确地确定这些基本特性（它也是最本质的特性）。
建立一般模型的目标不是为了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社会主义体制。为避免脱离本书的主题,我不想按时间顺序浓墨重彩地描绘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的众多历史特征及其他特征。与此相反,我希望展现苏联、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政权体制及经济体系运行时表现出来的共同点。创建一般性模型的艺术正是体现在如何挑剔而且简约（parsimonious）地选择研究对象的主要特点。人们应该找到尽可能少的主要特点—它们必须能够充分地描述研究对象的特性,但不能超过实际需要。
《社会主义体制》将社会主义体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称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主要特点以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大行其道。部分读者并不喜欢“经典”这个词语。有些人认为它隐含着褒奖之意,但是它并没有进行任何价值评判,而只是表明早期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发展成熟而且具备了所有主要特点。与此同时,其他拥有社会主义情结的人认为不适宜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死刑、大规模流放和牢狱生活来划定经典阶段的开始时间。
社会主义国家从经典状态进入第三阶段后选择了不同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方法。有些国家试图用重组和现代计算机技术来“完善”中央计划。南斯拉夫尝试着推行了自我管理。南斯拉夫、匈牙利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提出的改革观点都是将市场机制引进经济体系,同时保留共产主义对权力的垄断以及公有制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每次引进市场体制时都会使政治压迫有所缓和。改革使得社会主义体制随之逐渐瓦解。
这种三阶段的划分方法考虑到了历史范畴,但是请让我重申它们只是模型。我们描述的是体制的发展进程,而不是各个国家的发展历史。
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人思想的影响。例如,某些人希望为马克思开脱,认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不应该为社会主义体制缺乏效率的缺陷承担责任。《社会主义体制》坚持反对了这种论调。马克思的支持者声称目前的现状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人们没有正确地将他的观点付诸实施。事实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转型计划的核心元素正是消除私有财产和市场,并用公有财产和官僚协调取而代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了马克思的计划,因此那些怀着救世主般的热情盛赞这个计划的人必须为它造成的历史后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
不过我也不同意另外一个群体的观点:他们认为目前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完全是在学术观点的鼓动下实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预言和社会主义领袖们的计划精确地变成了现实。体制的自发式发展和进化式发展都为社会主义的现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在《社会主义体制》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共产党执政后便致力于推行旨在消除私有制和市场的计划。这就像基因密码似的代代传递下去,不断激发并且引导这个过程。然后这些体制开始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人们尝试着采用各种方式建立国家并且管理经济。在当时的条件下被证明不可行的计划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消失;而确实有助于体制运转的计划则会融入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详细的蓝图,也没有针对发展计划必须实现的目标提出建议或者指示所有机构的人事部门与政治警察建立联系。所有这些逐渐发展起来的事物都符合现实条件的正常逻辑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各种元素之间的亲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间的自然选择过程以及随之出现的进化过程。它们就像齿轮一样完美地嵌入暴政机器。经典社会主义奉行极权主义而且疯狂地压迫人民,但是它构建出一个协调的整体。
改革进程破坏了它的协调性。政府的镇压和中央集权有所缓和,人民的生活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在渐渐地侵蚀着整个体制。“布拉格之春”想入非非地提出了“人性化的社会主义”这个口号,但是这个体制越人性化,它的运转能力就越差。
一旦那些自称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人们不再盲目地信仰社会主义,这个体制就会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随着“政治改革”的逐渐推进,当人们可以在意识形态、信仰和政治代表中做出真正的选择时,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现在的执政体制。
《社会主义体制》的后半部分详尽地展示了这种论证思路—描述改革的各种发展趋势,然后逐一说明它们如何走进了死胡同。
摘自科尔奈自传—《思想的力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经授权
雅诺什·科尔奈为哈佛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 (责编：RXX) |
科尔奈：经济学和社会主义(2)
时间:2010-07-08 来源:中国改革 作者:雅诺什·科尔奈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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