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奈：经济学和社会主义

“巴山轮会议”效应

　　1985年夏天,我和妻子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邀请在中国度过了四周的时间。我们首先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讨论国有企业存在的弊病。我认为这个会议很有指导意义,但是过于超前。我参加过许多类似的学术会议,但是它们产生的影响都不同于中国举办的这次会议。

　　中国的主办方请求七位外国经济学家评论中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除了我,其他六位外国经济学家分别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他是著名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并于几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德联邦银行的前行长奥特马尔·埃明格尔、法国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前会长米歇尔·阿尔伯特、牛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凯恩克罗斯爵士（他曾在六十年代担任英国政府和工党的主要经济顾问）、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兼著名的“自我管理”专家亚历山大·马伊特和曾著书探讨韩国计划体系的美国教授勒罗伊·琼斯。

　　筹办此次会议并使中西方经济学家齐聚一堂的核心人物是时任世界银行驻中国办公室的负责人埃德·利姆。面对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困境,利姆并没有在不考虑实际效果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并坚持要求当地政府采纳他的意见。与此相反,他会准备多种解决方案供中国政府选择。

　　这七位外国经济学家和陪同他们的中国学者受到了时任总理的亲切接见,并且畅谈了两个小时。总理告诉我们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有哪些,以及他们希望西方学者对哪些问题发表见解。

　　第二天我们与一群中国经济学家飞抵重庆,我们在那里坐上一艘轮船后开始沿着长江顺流直下。主办方对我们的招待非常奢侈,我们不仅享受到美味可口的中国美食,而且甲板上还有一个游泳池。只可惜我们没有太多放松和娱乐的时间。

　　主办方为我们安排的工作日程非常紧凑。每位外国经济学家每天都要抽出半天时间参加讨论。他们首先发表演讲,然后解答中方高级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中方的核心经济学家不愿就最敏感的改革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年轻经济学家似乎也不适合在这种场合下提出问题。显然中国经济学家决定等外国客人回家后再在内部讨论这些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当时中国正在经历改革的第一阶段,尽管中方向我们介绍这个过程时一再强调它符合共产党的路线,但是事实上包括中国的伟大创新—“人民公社”—在内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计划已经被丢弃。农民运动风卷残云般扫清了所有反抗势力,因此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模式取代了先前的农业改革再次粉墨登场。严重的粮食短缺被丰富的物资供应所取代。中国在农业改革上的进展远远领先于匈牙利。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村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的苏联集体农庄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而且苏联的集体农庄根本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在农业改革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改革其他经济部门。

　　我在美国为自己在中国发表的演讲准备材料时,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清中国与匈牙利在改革方面的相似之处与相异之处,而没有过多考虑这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显而易见的差异,如中国和匈牙利的人口分别是十亿和一千万、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差异、以及中国与匈牙利（或者说东欧）的历史差异等。主办方最希望从我这里了解到的是中国可以从匈牙利的改革过程中学到什么—哪些经验值得学习,哪些教训应该被避免。为演讲准备材料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分析两种改革在现状和改革范围方面的异同点。

　　无论是在北京参加第一次会议还是后来与中国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交谈时,我都感到虽然中国与匈牙利远隔千山万水,而且存在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但是我对这个国家仍然一见如故。这里出现的许多现象以及它的烦恼和灾难对我来说都非常熟悉。中国努力想克服的困难与我们在匈牙利致力解决的问题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们会从美国宏观经济学家或者西德中央银行的银行家那里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我们东欧人最能理解他们对于改革的心理和看法。

　　如果追溯到1968年,当时匈牙利已经废除了建立在中央计划指示上的指令经济。事实表明虽然公有制仍然在它的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共产党控制着整个经济体系,但是它仍然在运转着。虽然官僚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经常产生巨大的摩擦,但是它们仍然可以同时存在。我还在布达佩斯工作时曾极力批判改革的不完整性和不连贯性,然而我认为如果中国废除指令经济体系将会把它的改革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这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教训,也是我希望向中国的领导层强调的教训。

　　此外,我还希望引导他们关注这个过程里可能存在的麻烦和危险,即匈牙利改革的不连贯性、软预算约束以及扭曲的价格体制。中国在八十年代中期制订了非常有野心的发展计划。我特别指出过快的经济发展将为国家招致不少风险,即通货膨胀和对某些部门的忽略。我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们注意中国思想和文化中和谐思想的重要性,同时建议实现和谐发展而不是突进增长和强制增长。

　　当时在匈牙利和中国国内仍然阴魂不散的政治压力以及缺少自由和权利的社会现状让人们感到压抑。我们可以从某些迹象间接地察觉到这些情况。我们在欧洲或者美国参加经济学会议时往往可以轻松地从报告厅里的气氛、听众的表情以及听众对于演讲的反应判断出他们是否欢迎这场演讲,而这次在船上和中国经济学家一起参加会议时根本无法得到这种信息。无论在主席还是听众的脸上,我都读不出任何情绪。我必须依靠其他迹象来判断自己的演讲是否成功。在会议的休息时间,许多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会把我包围起来,兴奋地用结结巴巴但是勉强可以表情达意的英语向我提出问题。他们开始与我讨论如何将我的书引进中国。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每天都可以休息半天,所以我们乘坐的轮船经常乘这段时间停靠在岸边。有一天我们去岸上的一个农村集市闲逛时亲眼看到了农村改革的成果:集市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精美的水果、蔬菜、鱼类、贝类和甲鱼,而且各种肉类应有尽有。还有一天我们去中国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三峡浏览。我们乘坐划艇兴致勃勃地欣赏了那里的自然美景。当时已经有传言会放水淹没这个地区,然后建立一座大坝。这很可能导致三峡永远地沉没在水下。几年后这种传言成为了现实,那些美丽的景观也随之无从寻觅。我们最终在武汉结束了这次旅程。我还在武汉的大学发表了演讲。

　　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这次在“巴山轮”上举行的“轮船会议”对中国的经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会议记录被集结成册正式出版,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文章专门报道这次会议。中国经济学家经常引用与会者在这次“巴山轮会议”中提出的建议,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将它称为影响深远的学术事件。

　　一年以后,也就是1986年,中文版《短缺经济学》面世。它的销量达到十万册,而且于1998年再版。这本书成为中国废除指令经济时的理论背景,而且所有开设经济学课程的学校都将它当作教材。包括《短缺经济学》在内,我一共在中国出了八本著作。几年后我再次访问中国时,一位市长和许多大学教师及企业管理者不断地告诉我“我是您的崇拜者”,这让我非常感动。

　　《社会主义体制》成书

　　1983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时决定写一本全面总结社会主义体制的专著。我在那里阅读的大量学术著作为它做好了充分的学术准备,而且我已经大致写出这本书的提纲。

　　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教书后为写作这本书找到了新的动力。我首先于1984年开设了全面介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本书的前身就是1986年我发给学生的复印版笔记。

　　我在哈佛开设的课程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听众。他们中有曾在毛泽东时代被下放农村的中国学生和掌握计划经济第一手资料的年轻波兰经济学家,而其他人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情况则一无所知。有些人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而有些人则属于德国和美国的新左派,幼稚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而无视极权主义的真实本质。

　　我多次开设这门课程,而且每年都对其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形形色色的学生（以及后来的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以及与我的争论促使我努力阐明自己的观点。当我在着手准备一本学术专著,而且它注定要成为相关学科的教科书时,或许向兴趣浓厚的学生反复讲解书中的内容是最扎实有效的准备方法。

　　1986年春天我写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第一稿,并且将收集到的材料大致安排到相应的章节中。不久以后,我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可以在赫尔辛基不受干扰地继续写作这本书,WIDER（联合国大学下属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的院长拉尔·贾亚瓦德纳博士为了促成这件事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1988年5月我和妻子前往赫尔辛基,在那里住了半年多。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周到地为我提供了各种支持,其中包括一套舒适精致的公寓和完美的工作条件。

　　在宁静清幽而又赋予人灵感的自然和学术环境里,我的创作进展一日千里,它的推进速度与我在瑞典写《短缺经济学》时的情况不相上下。每周我都会完成一个新的章节。除了理想的创作环境,另外一个加快我的写作速度的原因是《社会主义体制》总结了迄今为止我的所有研究成果,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在真正动笔之前我已经为此工作了三十二年（我直接准备它的时间就有五年）。只要我在赫尔辛基办公室的电脑前坐下来就开始不停敲击键盘,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因为我希望写下来的内容已经在我的大脑里完全成形。

　　不仅这本书的观点已经多年的斟酌和提炼,它还收集了大量图表、统计数据、参考资料、引文和参考书目来支持它的观点。幸运的是我在匈牙利和美国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并且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事实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全是我的学生。有些人的确是我教过的学生,而有些只是赞同我的观点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与我有学术联系或者个人友谊的人。这种亲密的学术关系意味着无论我在赫尔辛基、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奇工作,他们都可以迅速灵活地满足我的学术要求。

　　与此同时,从匈牙利传来的消息是国内政治体制开始分裂,学术和政治上反对政府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是只要我还在赫尔辛基,匈牙利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不过是远处隆隆的炮声而已。每次我和布达佩斯的朋友通过电话后都会陷入惊愕的状态,过一段时间才能复原。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情让我意识到社会主义体制岌岌可危,东欧政权正在垂死挣扎,人民在痛苦的情绪中煎熬,同时日常的政治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

　　但是我尽量不让这些消息左右我的情绪,以免影响我的观点。在那几个月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中,它几乎吞噬了我的全部精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感到这本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进展地非常顺利,我的斗志就被进一步激发。无论当时还是十五年后的现在,我都认为在赫尔辛基度过的几个月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或许比其他所有时刻都快乐。无论木匠、雕塑家还是修路工人,所有热爱本职工作的人都会从创造新事物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在这方面,我的确很幸运因为我经常能够体验到这种快乐,不过1988年在赫尔辛基的工作让我感受到了最强烈的创作快感。

　　1988年秋天我们回到布达佩斯。当时大炮的隆隆声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一半,但剩下的工作量仍然很大。不过从那时候起,我无法再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这本书上。我先是在布达佩斯继续写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89年上半年回到坎布里奇。1989年下半年我将这本书暂时搁置在了一边,因为我认为自己必须就体制变化发表看法并且及时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我将自己对体制变迁的观点全部写进了《充满激情的小册子》。这本书是下一章的主题,我在创作它的同时也在着手准备《通向自由经济的道路》（《充满激情的小册子》的英文版）和其他语言的版本。与此同时,我一面抽出时间写文章和演讲稿探讨体制变迁的任务,一面在写《社会主义体制》的后面几章。

　　如果要准确地描述当时的情况,那么可以说我激动而且烦燥不安地在这两个主题间跳来跳去。它们和我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工作一起竞相争夺我的时间和精力。每当我攻克眼前的一个研究课题时会为忽略了那部伟大的总结性作品感到惋惜;而一旦我回到这本书的写作工作中,我又会因为没有精力研究日常的经济政策而心怀内疚。尽管这两个任务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是无论在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奇,我还是会努力挤出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来专心写作《社会主义体制》。

　　1991年夏天,我甚至挤出了整整两个月。无论什么时候我完成手头的临时性工作重新回到这本书的写作工作时,我始终坚信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989年至1991年间,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纷纷崩溃。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应该修正自己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看法。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已经完成的前半本书里,我几乎不需要因为体制变迁而进行任何修改。我的描述和分析经历了第一场历史风暴的洗礼。而主要讨论改革活动的后半部分则必须进行多处改动,而且要相应地扩充内容。虽然这本书的初稿已经预见到局部改革终将失败的命运,但是我必须在修订稿里分析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原因。

　　经过了三年的努力,我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虽然这本书是用匈牙利语写成的,但是将它翻译成英语的工作很快也完成了,而且英语版《社会主义体制》的出版时间早于它的匈牙利版本,这在我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