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造反都是类聚，然而时当除旧布新而又新旧杂陈之日，知识人身在多色多样之中，由此形成的类聚，往往是一种没有文化同一性的汇合，又决定了这种类聚之松散和易碎。

以两千年历史作比较，城市革命已是一种于古无徵。而章太炎当日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起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特指今昔之间动手发难的人物已是判然不同。然则由主体而论，辛亥革命作为一场知识人的革命，同样是前所未有而于古无徵。革命和造反都是类聚，然而时当除旧布新而又新旧杂陈之日，知识人身在多色多样之中，由此形成的类聚，又往往是一种没有文化同一性的汇合。

彼时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借助于日本人作中介而在极短的时间里联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但其间各自的渊源却非常明白地显示出这个大团体里的各自差异。兴中会初立于檀香山，以左手按圣经为宣誓仪式。若比照戊戌前后与教士常相往来而足迹不涉西教的康、梁一辈，则孙中山身上太过深厚的基督教背景自是一种异色。华兴会起于两湖，黄兴、宋教仁都是出自学堂里的学生。按照章士钊的说法，其来路更近于为维新变法作尾声的自立军。而两者之外的光复会以皖浙为地域又自成一脉。其中作领袖的章太炎、蔡元培等等显然更熟识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个过程里，各色知识人类聚于十六字誓词之下，但他们之间的没有文化同一性，又决定了这种类聚之松散和易碎。因此同盟会的十六字誓词传入内地，常被随意改动而文辞各不相同。其中的极端，是广西同盟会视之为“不合中国人的口味”，遂全部推翻，又自出机杼地用帮会风格别撰了另外十六个字。而随意改动和自出机杼，都实证地说明了同盟会的支脉在实际上的各分东西和自成主张。所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再创中华革命党，尤切切于党人服从首领，以至于入门的章法类乎会党。其用意正在于着力于造出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所没有的统一性。但各分东西和各自主张的“秀才造反”又以反满革命为共趋，并因之而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这种反差，正说明使他们互相应和而引为同类的，其实是一时腾起并四处弥漫的思想和思潮。比之太平天国用天条部勒老兄弟和新兄弟，则知识人更愿意受思想的引导。而在由此形成的一致性里，受引导的人同时又是被塑造的人。其间尤能引人注目而见其思想之造就时趋的，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既入同盟会，又倡无政府，这种出自两朝帝师之家的革命党不能不算是个人的异乎寻常和世事的异乎寻常。稍后，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儿子谭延闿由立宪而共和，虽属迟起，而走得更远。他当日致书师门，自谓“门生近年竟学作贼”。显见得时趋变，取舍亦变，思想的迁移常常会出乎自己的预想之外。与之可作类比的，还有山西巡抚陆钟琪的儿子陆亮臣与党人谋反正。他后来因党人各不相谋而死于乱枪之下，但就其人生路迹而言，则已是前后之间全然不同。此外，四川按察使黄云鹄的儿子黄侃以及吴汝纶的族子吴樾也都因身赴革命而共属翻出了家族门墙的人物。若以一则记载所说的晚清末期袁世凯“幕府分二派，一拥旧清，一复新汉”，而“云台主张复汉者也”为可信，则当时满汉激争之日，袁克定也认同过造反派。清代帝王督责臣下，诏书常常用“受恩深重，各自激发天良”为训诫之辞。以官阶而论，大学士、总督、巡抚、按察使无疑都在“受恩深重”之列。然而同下层社会的民变自发而起，大半都只反官府，不反皇帝相比，这些“受恩深重”之家的子弟一辈却先后逆向而走，纷纷然站到了反朝廷的一边。后者之凌厉过于前者，正在于前者在思想造成的时趋之外，而后者在思想造成的时趋之中。然则以李石曾这样的人物为实例，又足见知识人的革命，本义上是用一种思想掀动社会的革命。

由于知识人成为革命的主体，因此，对于惯以伏莽啸聚和潢池盗弄为异类的朝廷命官来说，这些人其实是本来熟悉的人和曾经同类的人。而后是当权的一方容易游移迟疑，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界限遂常常被弄得漫漶模糊。章士钊在江南陆师学堂作生徒之日，文学冠多士，尤得总办俞明震赏识。而世事变迁，至1903年章士钊卷入“苏报案”而俞明震查办“苏报案”，最终是当日的总办放过了当日的学生，“士钊得脱，则以明震之厚重之也”。在相近的时间里，还有浙江求是书院的学生作《罪辫文》弘扬种族大义。由此引起的风波曾惊动杭州官场，又在书院总理劳乃宣和浙江巡抚任道镕的庇护下一时俱息。虽说他们不会不知道“罪辫”意近大逆，但把学生当作斯文一脉，则下手罗织便近乎物伤其类。与这种用文字造风波的事相比，后来黄兴起事失败“索捕甚亟”，有心东渡又“绌于川资”。而曾作两湖书院院长的梁鼎芬与之师生“密会”，先责以“洗心革面”，继“知东渡无资，遂赠银若干”。由当日的法度作比量，已属轻纵朝廷要犯而罪愆更深一层，而在彼时的地方官场里则不能算是太过异常。即使是戊戌年间曾经与新党攘臂相争的叶德辉，亦以士人与盗贼不能等类为常理，并在自立军既败之后向一意穷治的湘抚俞廉三作“进言”，劝其为“此辈书生”留一点余地。多年之后，其门人撰《郋园学行记》说，经此以情理消解戾气，“全活之人无数”。

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便不得不在时间上前后倒置地展开于社会变迁之中，去为一场成功得太容易的革命做完它应做而未做的事。

这些故事与那个时候谋革命的志士死于起事、死于狱禁同样真实，而又以其人和事的真实性为例证，非常具体地显示了两千年历史里从未有过的这种当权一方与造反一方之间切割不断的人情，从而写照了辛亥革命之独有的社会相。相比之下，革命党谋事的激进里常常夹带了更多的杀气。但杀气底下人情犹在。因此辛亥年统领山西新军的阎锡山后来追论当日死于新军枪下的晋抚陆钟琪，说是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在这种追怀里自有深深的感慨。同这段情节意思相近的，还有鼎革之后作遗老的梁鼎芬甘心为光绪守陵墓，而“两湖诸生多新邦佐命，修礼往谒，梁对之涕泣不已也”。在“修礼往谒”和“涕泣不已”之间，显然是家国之变和师生情谊已难分难解地合成了一种更深的感慨和苍茫。时过境迁之后，前人能够打动后人的地方也往往在这里。

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相隔不过百日。百日之间帝制已易为共和，其间的变迁不能不因为来得太过轻易而止于表面和表象。梁启超当日已说“此次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则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与之相关联的东西，他称之为“公共信条”，并直言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是旧的“公共信条”已破而新的“公共信条”未立。然则其意中的“公共信条”，所指应是权威、价值、象征和人心中的归属感。原本这些构成社会和国家所不可缺少的要件都是由君权来维系的，在君权倒塌之后便已成了需要重建的东西。然而晚清易为民国，是在地方次第独立的过程中实现的，主持独立的，大半都是十年新政养育出来的职业军人。与传统政治里的文人治军相比较，此日之军人执政已是截然不同。其中的深层区别，正在于前者眼中的军事问题，背后和周边常常会连带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后者眼中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却很容易被引导和归结到军事问题。显然，同政治和社会管束军人的局面相比，则军人管束政治和社会的局面与“公共信条”的重建和维系一定会离得更远。武昌革命一年又五个月之后，南方因“宋案”而起“二次革命”。就党人来说，这是一种行走已久的熟途，但以理路而言，则是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直接地演化为军事对抗。而“二次革命”的一触即溃和一溃即散，又非常明白地说明曾经拥护革命的城市社会此日要的已不是革命而是秩序。因此，其间的向背，遂使“二次革命”不复成为武昌起义，然则为军事问题作裁断的，其实还是社会问题。之后袁世凯在武力的延伸中统一了南方，并由此节节发舒，成为世人心中的强人。但他既以用武致胜，便太过相信武力可以顾盼自雄。而后的帝制自为以一人之身而搅翻了当日中国的社会政治，又在鼓噪四起中被他漠漠然视之的社会政治推倒在地。这个过程在八十三天里了结了一个强人，比之武昌起义已为时尤短。而被梁启超称作“公共信条”的东西，在打碎一次之后又再被打碎了一次。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心中的归属感在撕裂一次之后又再被撕裂了一次。后来的日子里，是中枢完全没有了“公共信条”，地方也完全没有了“公共信条”。1918年陈独秀说“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而“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利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一个小小的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利害吗？这就叫中国的两团政治”。督军团是武力，外交团是外力。两者同中国人理想中的“共和”都在相逆相悖之中。然则以“两团政治”作映照，则中华民国虽已成立六年，辛亥革命应做和要做的事其实大半都没有做完。于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便不得不在时间上前后倒置地展开于社会变迁之中，去为一场成功得太容易的革命做完它应做而未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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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借助于日本人作中介而在极短的时间里联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但其间各自的渊源却非常明白地显示出这个大团体里的各自差异。兴中会初立于檀香山，以左手按圣经为宣誓仪式。若比照戊戌前后与教士常相往来而足迹不涉西教的康、梁一辈，则孙中山身上太过深厚的基督教背景自是一种异色。华兴会起于两湖，黄兴、宋教仁都是出自学堂里的学生。按照章士钊的说法，其来路更近于为维新变法作尾声的自立军。而两者之外的光复会以皖浙为地域又自成一脉。其中作领袖的章太炎、蔡元培等等显然更熟识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个过程里，各色知识人类聚于十六字誓词之下，但他们之间的没有文化同一性，又决定了这种类聚之松散和易碎。因此同盟会的十六字誓词传入内地，常被随意改动而文辞各不相同。其中的极端，是广西同盟会视之为“不合中国人的口味”，遂全部推翻，又自出机杼地用帮会风格别撰了另外十六个字。而随意改动和自出机杼，都实证地说明了同盟会的支脉在实际上的各分东西和自成主张。所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再创中华革命党，尤切切于党人服从首领，以至于入门的章法类乎会党。其用意正在于着力于造出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所没有的统一性。但各分东西和各自主张的“秀才造反”又以反满革命为共趋，并因之而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这种反差，正说明使他们互相应和而引为同类的，其实是一时腾起并四处弥漫的思想和思潮。比之太平天国用天条部勒老兄弟和新兄弟，则知识人更愿意受思想的引导。而在由此形成的一致性里，受引导的人同时又是被塑造的人。其间尤能引人注目而见其思想之造就时趋的，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既入同盟会，又倡无政府，这种出自两朝帝师之家的革命党不能不算是个人的异乎寻常和世事的异乎寻常。稍后，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儿子谭延闿由立宪而共和，虽属迟起，而走得更远。他当日致书师门，自谓“门生近年竟学作贼”。显见得时趋变，取舍亦变，思想的迁移常常会出乎自己的预想之外。与之可作类比的，还有山西巡抚陆钟琪的儿子陆亮臣与党人谋反正。他后来因党人各不相谋而死于乱枪之下，但就其人生路迹而言，则已是前后之间全然不同。此外，四川按察使黄云鹄的儿子黄侃以及吴汝纶的族子吴樾也都因身赴革命而共属翻出了家族门墙的人物。若以一则记载所说的晚清末期袁世凯“幕府分二派，一拥旧清，一复新汉”，而“云台主张复汉者也”为可信，则当时满汉激争之日，袁克定也认同过造反派。清代帝王督责臣下，诏书常常用“受恩深重，各自激发天良”为训诫之辞。以官阶而论，大学士、总督、巡抚、按察使无疑都在“受恩深重”之列。然而同下层社会的民变自发而起，大半都只反官府，不反皇帝相比，这些“受恩深重”之家的子弟一辈却先后逆向而走，纷纷然站到了反朝廷的一边。后者之凌厉过于前者，正在于前者在思想造成的时趋之外，而后者在思想造成的时趋之中。然则以李石曾这样的人物为实例，又足见知识人的革命，本义上是用一种思想掀动社会的革命。

由于知识人成为革命的主体，因此，对于惯以伏莽啸聚和潢池盗弄为异类的朝廷命官来说，这些人其实是本来熟悉的人和曾经同类的人。而后是当权的一方容易游移迟疑，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界限遂常常被弄得漫漶模糊。章士钊在江南陆师学堂作生徒之日，文学冠多士，尤得总办俞明震赏识。而世事变迁，至1903年章士钊卷入“苏报案”而俞明震查办“苏报案”，最终是当日的总办放过了当日的学生，“士钊得脱，则以明震之厚重之也”。在相近的时间里，还有浙江求是书院的学生作《罪辫文》弘扬种族大义。由此引起的风波曾惊动杭州官场，又在书院总理劳乃宣和浙江巡抚任道镕的庇护下一时俱息。虽说他们不会不知道“罪辫”意近大逆，但把学生当作斯文一脉，则下手罗织便近乎物伤其类。与这种用文字造风波的事相比，后来黄兴起事失败“索捕甚亟”，有心东渡又“绌于川资”。而曾作两湖书院院长的梁鼎芬与之师生“密会”，先责以“洗心革面”，继“知东渡无资，遂赠银若干”。由当日的法度作比量，已属轻纵朝廷要犯而罪愆更深一层，而在彼时的地方官场里则不能算是太过异常。即使是戊戌年间曾经与新党攘臂相争的叶德辉，亦以士人与盗贼不能等类为常理，并在自立军既败之后向一意穷治的湘抚俞廉三作“进言”，劝其为“此辈书生”留一点余地。多年之后，其门人撰《郋园学行记》说，经此以情理消解戾气，“全活之人无数”。

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便不得不在时间上前后倒置地展开于社会变迁之中，去为一场成功得太容易的革命做完它应做而未做的事。

这些故事与那个时候谋革命的志士死于起事、死于狱禁同样真实，而又以其人和事的真实性为例证，非常具体地显示了两千年历史里从未有过的这种当权一方与造反一方之间切割不断的人情，从而写照了辛亥革命之独有的社会相。相比之下，革命党谋事的激进里常常夹带了更多的杀气。但杀气底下人情犹在。因此辛亥年统领山西新军的阎锡山后来追论当日死于新军枪下的晋抚陆钟琪，说是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在这种追怀里自有深深的感慨。同这段情节意思相近的，还有鼎革之后作遗老的梁鼎芬甘心为光绪守陵墓，而“两湖诸生多新邦佐命，修礼往谒，梁对之涕泣不已也”。在“修礼往谒”和“涕泣不已”之间，显然是家国之变和师生情谊已难分难解地合成了一种更深的感慨和苍茫。时过境迁之后，前人能够打动后人的地方也往往在这里。

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相隔不过百日。百日之间帝制已易为共和，其间的变迁不能不因为来得太过轻易而止于表面和表象。梁启超当日已说“此次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则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与之相关联的东西，他称之为“公共信条”，并直言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是旧的“公共信条”已破而新的“公共信条”未立。然则其意中的“公共信条”，所指应是权威、价值、象征和人心中的归属感。原本这些构成社会和国家所不可缺少的要件都是由君权来维系的，在君权倒塌之后便已成了需要重建的东西。然而晚清易为民国，是在地方次第独立的过程中实现的，主持独立的，大半都是十年新政养育出来的职业军人。与传统政治里的文人治军相比较，此日之军人执政已是截然不同。其中的深层区别，正在于前者眼中的军事问题，背后和周边常常会连带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后者眼中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却很容易被引导和归结到军事问题。显然，同政治和社会管束军人的局面相比，则军人管束政治和社会的局面与“公共信条”的重建和维系一定会离得更远。武昌革命一年又五个月之后，南方因“宋案”而起“二次革命”。就党人来说，这是一种行走已久的熟途，但以理路而言，则是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直接地演化为军事对抗。而“二次革命”的一触即溃和一溃即散，又非常明白地说明曾经拥护革命的城市社会此日要的已不是革命而是秩序。因此，其间的向背，遂使“二次革命”不复成为武昌起义，然则为军事问题作裁断的，其实还是社会问题。之后袁世凯在武力的延伸中统一了南方，并由此节节发舒，成为世人心中的强人。但他既以用武致胜，便太过相信武力可以顾盼自雄。而后的帝制自为以一人之身而搅翻了当日中国的社会政治，又在鼓噪四起中被他漠漠然视之的社会政治推倒在地。这个过程在八十三天里了结了一个强人，比之武昌起义已为时尤短。而被梁启超称作“公共信条”的东西，在打碎一次之后又再被打碎了一次。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心中的归属感在撕裂一次之后又再被撕裂了一次。后来的日子里，是中枢完全没有了“公共信条”，地方也完全没有了“公共信条”。1918年陈独秀说“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而“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利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一个小小的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利害吗？这就叫中国的两团政治”。督军团是武力，外交团是外力。两者同中国人理想中的“共和”都在相逆相悖之中。然则以“两团政治”作映照，则中华民国虽已成立六年，辛亥革命应做和要做的事其实大半都没有做完。于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便不得不在时间上前后倒置地展开于社会变迁之中，去为一场成功得太容易的革命做完它应做而未做的事。

反满是辛亥前十年间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比之民主、民权、宪政，更使社会下层听得懂，也更能动员民众。孙中山懂得这点，从他开始反清革命起，就利用满汉矛盾号召反清。

罗志田：国强兄刚才所讲的，背后就有一个民族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一批深受皇恩的“干部子弟”可以存心求死，坚定表明自己是革命党。注意这是一批受到政权恩惠的读书人，另一批维护他们的人更是政权本身的成员，这种集体行为背后，揭示出一个新观念的浮现——一个超越于朝代或种族的“国家”，逐渐出现在这些人的意识层面，越来越清晰；很多人至少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值得为之牺牲（过去我们对于清末十年的理解有些问题，那时满汉的对立其实没那么严酷。陈黻宸发表过反满言论，还可以到官办的京师大学堂去做教习，那是非常高的一个职位）。所以上述造反的和维护造反的，其实都体现出了一种超越朝代的观念，只是尚未达到学理表述的层面。从这个角度看，类似“国家”这类此前引进的观念，其实已经开始对中国人产生影响了。

陆建德：这和此前外国思想和外国小说的引进是有关系的。林琴南翻译小说的序跋都强调国家和民族（不是狭隘的汉族）的意识，这是从欧美人那里学来的。

杨国强：过去爱国和忠君是连在一起的，现在君权和国家是分开的。

陆建德：当时的主流话语并不强调满汉之别，而是鼓励选拔更多的汉人，化除满汉畛域。我觉得民族主义是一个选择性的斗争策略，比如《扬州十日》之类史料的使用。在君主立宪的国家，君王是国家的象征，两者不可分。“上帝保佑吾王。”

罗志田：外国才讲民族，中国以前是不讲民族的。就我看到的资料而言，满汉矛盾在当时已经很弱了。

陆建德：所以到后来民族的口号变成了一个纯政治性的口号，意图恢复早期民族斗争的记忆。

罗志田：口号的用处本来不是特别大，但是后来政府帮忙了，成立了以满人为主的所谓“亲贵内阁”，就给革命党的言论提供了依据。

杨国强：这个是对民间反满的一种反弹。

罗志田：可能是。“亲贵内阁”那部分人也有是去日本留学的，或在那里学了民族主义。则朝廷和造反者两边都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

杨国强：其实清代的大部分汉人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一个满人。驻防的旗人通常都被圈在兵营之中，在老百姓的眼中，那个地方便是“满城”，由此形成的当然是满汉之间的一种墙界。因此章太炎、孙中山这些人在革命之前恐怕都不会有过同满人打交道的直接经验。满汉之间唯一能直接接触的地方就是官场。

许纪霖：反满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口号，民国建立以后就变成五族共和。

陆建德：但是辛亥的时候杀满人的情况也是很严重的。

许纪霖：在当时，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就必须有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革命党成功地利用历史记忆，进行族群动员。族群这个东西是不能动员的，动员起来就能够压倒一切、所向披靡。现代政治不是族群政治的对手。从这点而言革命党人非常懂政治——按照如今非常流行的施米特的观点，政治就是分清敌我。如果缺乏敌人就没有凝聚力。

罗志田：后来讲述当年的历史，主要是按国民党观点写的（黎澍曾说过国民党观点的影响力），而且民国又是他们建立的，所以肯定有所夸大。我想反满宣传的力量被夸大了，当时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当然它的影响确实也不小，包括后来傅斯年那一代人，他们在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时候，也常往政治压迫上靠。

许纪霖：过去改朝换代的时候，造反者只要证明朝廷不再代表天命，天命已经转移到新的造反者这里，造反便成为了“汤武革命”。到了晚清，天命论已经衰落，要另外寻找一个源头来证明清廷是不合法的。造反不是小事情，这与国强兄刚才所讲的儒家的忠孝是大背的。这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出来以后，赋予革命党人造反的正当性，再加上明末的历史记忆，发挥了强有力的革命动员功能。

陆建德：所以我觉得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革命发生的时候，都是这个朝代走向开明的时候。法国大革命时的路易十六热心改革，温和善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时候不会发生任何的革命，俄罗斯在叶卡捷琳娜的时候也不会发生任何能够动摇根基的革命，那些强力的执政者往往受到最高的崇敬，包括自由派的伏尔泰也认为路易十四伟大，给法国带来光荣。但是历史充满悖论，路易十六是亲民的，恰恰是他被老百姓推翻了，然后是疯狂和野蛮君临一切。

许纪霖：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总是发生在统治者已经有改善的时候，而不是最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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