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辛亥革命爆发要摆在一个长时段去看，从辛亥前十年来看当然也可以。因为这十年一方面是清政府预备立宪最根本的改革；另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积聚最紧张的十年。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即是。但是这个改革拖得太久，缺乏诚意，又没能注意民生，社会动荡，老百姓非常的贫困，受到压榨，民怨沸腾，辛亥革命当然会爆发出来。我认为，满汉矛盾引起的反满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把反满说成包含民主主义我是不同意的。这种说法，调和了种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即国属主义）的界线。即使是革命派后来作了解释的反满，不是反满族，而是反清王朝，也多少含有种族主义的倾向。另外，老百姓非常贫困，民怨沸腾，所以清政府再改革也没用，老百姓无法从自改革中得利。我认为辛亥革命主要发动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是下层的秘密结社，把正在改革、往前迈进的清王朝推翻了。我们研究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既要看到它并没有像过去所说的所谓往下沉沦，而是正在试图起死回生，同时也要看到所采取的措施没有针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没有受惠，知识分子也没有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着平等、民主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就趁势而起了。历史正是在悖论矛盾中前进的。你看，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同样都是前进。但走得慢的、缺乏民意的，终究要被走得快的、符合民心的冲倒，不得不让出路来。

我们以往较多地注意于知识分子革命化的研究，这当然是必须的，但很少注意于知识分子思想复杂性的研究，其中尤其忽视了知识分子在同情革命、参加革命中自我扩张，为个人谋出路的研究，这样就难以正确了解辛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面貌和内部的分化斗争。

陆建德：我接着沈先生的话说两点。第一、从晚清开始到民国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如果是一个女人当政会将她妖魔化。这个话题现在好像依然有点敏感，也许只有美国大使康格的夫人或者辜鸿铭才会为慈禧说好话。慈禧的形象百年来已经僵化了，我们说到同治中兴好像只是几个官员的功劳，与慈禧或中央政府是无关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到新文化运动就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和北洋政府不搭界，有时还派个反面角色给它演演。其实北洋政府任命了蔡元培，并且它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白话文）还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现在应该看到慈禧的一些功绩。郭嵩焘是中国政府派到海外的第一位公使，出使英国对他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中国传统士大夫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与洋人打交道出力不讨好，有辱名节。光绪二年，慈禧召见他，要他“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这样的面谈有三次，从对话内容看得出来，以积极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各国接触是要挨骂的，被骂为“投降派”，而慈禧的立场还比较开明通达。很多史料和我们的主流话语不太一样。当时派出去的官员她都要召见，她明白事理，与一般人的想象完全不同。第二点与此相联系，即我们在说到戊戌变法的时候要防止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就是假定一派是图新的，一派是守旧的。变法失败，并不是因为当时反对康有为的势力太大，而是因为参与变法的主要人物另有所图，他们的手段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被许可。再说康有为等人有些建议荒唐无比（如迁都）。庚子之乱以后，一系列的改革跟戊戌变法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有一定的延续性，这里面我们也要考虑到慈禧的作用。附带再说说“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要定义知识分子的话，他们恰恰是能够超越一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一些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一批以“知识”射利的家伙。

沈渭滨：你这是从理论上、概念上，从知识分子群体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的价值取向。我是从意识本身、事实本身来发现。当时的确形成了知识分子群体，但是群体的价值取向在当时并没有真正形成。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期间，参加革命党的或者革命的同路人即咨议局的那批士绅，他们的目标在哪里？虽然是为了给国家找出路，但同时也是在为个人找出路。所以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很明确地感觉到同盟会内部当官的争权夺利实在太厉害了，弄得他非常恼火。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后，一大批官僚政客涌了进去，以致谭人凤把它称之“狐群狗党”。孙中山也说：“党员于破坏成功之后，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从领袖之主张，纵能以革命党而统一中国，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设。其效果不过以新官僚代旧官僚而已。”所以我认为有一部分人确是为了当官而革命，不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而革命。为什么清末的立宪运动中地方自治最受士绅欢迎？有一个省的咨议局一成立，很多人都想挤进去。我们以往较多地注意于知识分子革命化的研究，这当然是必须的，但很少注意于知识分子思想复杂性的研究，其中尤其忽视了知识分子在同情革命、参加革命中自我扩张，为个人谋出路的研究，这样就难以正确了解辛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面貌和内部的分化斗争。今天，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而提出一些个人体会，供大家讨论。

科举废除后，作为新式学堂的女校得到迅速发展，图为1907年北京慕贞女校的毕业生。

科举停罢，朝廷与读书人之间的维系纽带也就断了，读书人不必再听命于朝廷，由此出现的与朝廷的疏离是很难避免的。但问题是，如此显而易见的逻辑难道朝廷在作出这项重大决策的时候都浑然不觉？

周武：最近在看清遗民留下的一些文本，很有意思。进入民国以后，一些遗民在反思辛亥、清朝灭亡的时候，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认为清之亡，亡于废科举，亡于学堂。譬如，陈夔龙就认为，废科举是清亡至为关键的因素，他说：“末世不察，至薄帖括为小技，而未审先朝驾驭英雄之彀，即在乎此，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局。”现在有不少学者也这么看，认为清朝灭亡与废科举大有关系。这种看法不能说毫无道理，科举是朝廷维系与天下读书人关系的纽带，朝廷通过科举赋予读书人相应的功名，读书人则通过科举获取的功名分享帝国的权力，出仕为官，居乡为绅。科举停罢，朝廷与读书人之间的维系纽带也就断了，读书人不必再听命于朝廷，由此出现的与朝廷的疏离是很难避免的。但问题是，如此显而易见的逻辑难道朝廷在作出这项重大决策的时候都浑然不觉？对废科举可能引发的剧烈政治与社会震荡，甚至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朝廷的灭亡），清政府也都丝毫没有意识到？清政府决不会傻到不明白这种变化会冲击到自己的统治。国家进退人才，唯名与器，朝廷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

顺着这个思路，我做了一些钩沉的工作，发现事实上，清政府在废科举前后，不仅考虑到上述这些可能引发的问题及其后果，而且为了规避这些可能引发的问题及其后果。在废科举的同一过程中，清政府又从制度上作了很多带有权宜性质的安排。也就是说，如何安置那些读书人，就像沈老师提到的不让他们因为没有出路而变成动乱之源，政府是想到的。当时力主废科举的那些人，对此无不再三致意和审慎以对。事实上，对废科举之后，或者说后科举时代会滋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其实是做了预防的。所谓的预防最根本的就是学堂奖励，即赋予新学堂毕业生以科举时代相应的进士举贡等“名分”。这样，科举虽然废除了，但“名器”还是掌握在朝廷手里。当然，朝廷出台学堂奖励制度，并非仅仅出于“驾驭天下英雄”，其推广学堂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科举废除之后，中国由此步入了学堂时代，但让读书人接受学堂、认同学堂，并进入学堂，并不是一纸诏令就能办到的。如果不采取学堂奖励，对新学堂毕业生“一概弗予出身”，从科举到学堂的转折就不太可能如此迅速、如此顺利，毕竟“中国人于功名二字印入脑筋最深”，要让读书与功名脱钩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尽管学堂奖励一路上备受质疑，但一直到辛亥年的时候才最后废除。即使学堂奖励，即保证进入学堂的人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拿到进士、举人等名分的制度废除之后，功名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依然也没有完全退出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沈渭滨：我想请问有多少人得到奖励，是否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我觉得问题出在这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很少人受到实质性的奖励，大多数仅仅是口头上的，所以学堂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晋升之地。留学归国的学生也没有拿到章程中所讲的实质性待遇。

周武：学堂奖励制度是落实的，并不是一项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譬如1904年1月13日正式颁布的《各学堂奖励章程》，就详细规定了科名奖励制度：通儒院毕业奖予翰林出身，大学堂毕业奖予进士出身，高等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举人出身，中学堂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优拔等贡生。按照章程，中学堂及其以上的毕业生，朝廷都奖予相应的科名。至于获得了科名是否就意味着找到了晋身之阶，那是另一个问题。刚才罗教授讲“小政府”，仕途拥塞，即使是在科举时代，进士、举人、秀才虽系“正途”，找不到出路，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学堂时代，大批量生产毕业生，没有科举时代那种学额限制和员额限制，因此获得科名，却找不到出路，粥少僧多，这个问题比科举时代益发突出和严峻了！这也是清朝最后十年实施的学堂奖励最受诟病和批评的原因所在。因为取得朝廷奖予的进士、举人等不同等级的科名之后，出路或仕途却无法得到相应的保证，由此造成的丛集矛盾，不仅出乎制度设计者的意料，而且从现实层面上重创并终结了这个制度本身。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真正得到学堂奖励的人也认为不过是慰情胜无而已，完全体会不到科举时代中试之时那种内在的欢欣。因为朝廷奖予的名分跟科举时代拿到的功名分量是不一样的。蒋梦麟的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么一个“笑话”：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以“值钱”与否说八股秀才与策论秀才，虽是一个笑话，但反映的却是那个时候的一种社会风气。

有的学者认为，新政激成民变，民变与革命合力作波澜，掀翻了王朝之舟。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阅读清末最后十年的历史，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这是一部事与愿违的历史。刚才罗教授说，清政府是下很大的决心来办新政。这种决心，以及由这种决心衍生出来的改革，过去的历史叙事多说是缺乏诚意的，是假的、伪的，是“假维新”，只是客观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促进了中国的新陈代谢，现在似乎又完全反过来。这里且不论真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清政府不会为了灭亡自己而推行新政，它推行新政当然包含着延年益寿的意图，但问题是，清政府主导的新政，最后都走向自己的反面，非但没有延长帝制的寿命，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它的灭亡。它废科举、兴学堂，但无论是在新式学堂中还是在留学生中，清政府并没有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反而造就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类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王朝的掘墓人，“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以非学生”？它在全国各省扩编新军，目的当然是要以此来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但在时局的推动下，新军与革命结盟，绝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哗兵”、“叛兵”。它奖励实业和振兴实业，当然包含图强和财政上的考虑，但它与实业家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是消弭了，而是越来越尖锐……所有这一切，都走向它预想的反面。就是说，新政最终成了王朝的催命符。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新政必然导致革命，革命必然导致王朝的灭亡，那其实是一种后见之明，与历史的实际并不符合。新政固然需要成本，任何一种制度的创制都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相应的成本。就清政府而言，成本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举债，即向外国借款，二是取自民间，巧立各种名目的捐税。借款总是要还的，还款最终仍取自民间，因此，新政的展开过程，势必伴随着各种利益群体的调整、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扩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新政激成民变，民变与革命合力作波澜，掀翻了王朝之舟。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新政当然增加了民间的负担，但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譬如，新政推行奖励实业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民间资本，并由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民间资本投资设厂的时代。杨诠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中就曾把这个时代称作“中国政府奖励工业最力之时代”，“最热心奖励工业的时期”；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更因此把晚清政府和晚清社会说成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这些说法当然有些过甚其辞，但政府主导的振兴实业和奖励实业政策，所取得的一些效果还是明显的，无论在速度上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一时期，这不仅在工业部类如厂矿业、轮船业、金融业、手工业的发展上有体现，在近代企业的地理分布上亦有明显的反映，而且从清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到1911年的时候，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工商税（含盐课、厘金和关税）占73%，而田赋仅占27%。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其中当然包含着巧取和豪夺，但如果没有实业的依托，这种变化是不现实的。实业的振兴，不仅给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毫无疑问也给民间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仅看到新政带来的“负担”，对新政带来的“机会”视而不见，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清政府主导的新政是中国迈向现代过程中非常醒目的阶段，就经济而言，有的学者甚至称十年新政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黄金十年。

新政，当时流行的词汇叫“纷更旧制”，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可谓大刀阔斧，从厘定官制到“仿行立宪”，从废八股、改策论到废科举、兴学堂，从编练新军到振兴实业，等等。这样的更张，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即使由一个稳固的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也未必能有效地规避它所带来的风险，化解它所带来的震荡，更何况是一个在内忧外患逼拶下早已风雨飘摇的王朝！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新政就一定没有成功的机会，更不意味着在艰困的时刻勉力改革就必然导致专制帝国的崩溃。民国时期许多清遗民往往把清之亡与新政联系在一起，胡思敬就认为，国朝所以亡乱，“由于纷更旧制，以致纲纪荡然，奸盗遂乘之而起”。恽毓鼎也说：“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铲除，无事不纷更，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缪荃孙说得更明白：“国家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这些言论显然都非常明白地把清朝的土崩瓦解、众叛亲离归之于新政，这种看法固然不能说都是无的放矢，但不免简单化，至少忽视了新政推进过程中一些更为尖锐的问题。新政之所以成为乱阶，原因很多，很复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在于人才的匮乏，特别是中枢人才的断层。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先后驾崩之后，宣统继位，载沣监国摄政。以这样一个年轻新贵监国摄政，无论是就阅历、经验，还是就能力和威望而言，都不足以服众，不足以领袖和驾驭群臣，更没有办法领导和推进新政。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中记载了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及事后张之洞的感叹，极耐人寻味。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势危重，监国摄政王载沣亲临视疾。“王（摄政王载沣）至谓公（张之洞）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太傅（宝琛）入问曰：‘监国之意何？’公无他言，唯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国运尽矣”一语出自张之洞之口，说明了他的清醒，更说明了他的沉痛与悲哀。

以载沣这样一个新贵主持朝政，不乱才是奇怪的。这一点，清政府在濒临灭亡之际颁布的《实行宪政渝》中说得更清楚：“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祗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政才成了王朝的催命符。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张之洞死后不足两年，革命军兴，而首举义旗的革命者正是张之洞所训练的新军。

科举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精英流落到社会，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他们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正是这种疏离感，与其他因素凑合在一起，爆发了突如其来的革命。

许纪霖：在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的2005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文汇报》发表，题目是：《没有〇五，何来一一》。意思是说，假如没有1905年的废除科举，可能就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面，一个政权是否稳定，老百姓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民变经常发生，也成不了大事。成功的农民起义背后都有读书人在领导。政权是否稳定，取决于社会精英，精英在传统社会里面有组织和动员的能力，他的向背决定了政权是否可以长治久安，王朝是否还可以维持下去。问题就在于到了二十世纪的头十年，特别是1905年以后，精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05之所以是重要的一年，后来酿成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举制度本来是中国传统精英和王朝联系的一个制度性管道，这个管道现在断裂了。断裂之后并没有出现新的替代性的制度性中介，周武刚才说的学堂奖励，这的确是一种尝试，但是在废科举之后无法取而代之。科举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精英流落到社会，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他们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正是这种疏离感，与其他因素凑合在一起，爆发了突如其来的革命。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没有任何人预料到，是突发性的，在这之前正处于革命的低潮，革命党人的起义到处失败。唐德刚说过一段佳话：革命发生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餐馆里面打工，一个朋友奔进来高呼：“逸仙啊，不要洗盘子了，回国当总统吧！”

沈渭滨：这句话纠正一下，没想到革命会在中央地区发生。

许纪霖：沈老师这句话讲得很好，革命在中心地区爆发，这就与士绅有关，整个士绅阶级的态度到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实际只剩下一个官员的任命权，其他的权力通通都在封疆大吏和士绅阶级那里。晚期的国家获取能力是很弱的，清廷在慈禧太后死后，已经缺乏管制的能力。

杨国强：当日停科举，直接的目的是为办学堂，而学堂的目的则在人材。自龚自珍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为期望以来，这是时务中的一个老题目了。因此，今日论史，由辛亥革命追溯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不能说朝廷没有一点改革的诚意。其时的许多除旧布新都是君权用圣旨推广出来的，都是自上而下地催生和促长的。揆其本意，无不旨在自强和富强。但由诏书催促变革所直接引发的，却是地方起民变、学堂起风潮、绅士与疆吏颉颃以及绅士、疆吏又各自与朝廷颉颃。同党人谋反满革命的武装举事倏起之而倏落之相比，这种见之于各个社会群类的愤怒和对抗绵绵不绝于十年之间，汇成的是一种洒向人间都是怨。若以社会变迁为尺度，其内涵无疑更富深度与广度。而以这种洒向人间都是怨比照朝旨中的自强和富强，则显见得这个过程里的很多东西从一开始便自成一种因果，不是庙堂里的心力和臂力能够罩得住的。

晚清十年之间次第而起的新军、学堂、咨议局、商会，虽比照东西洋的样式而立，并各自寄托了朝廷的殷殷愿望，而一旦从无到有，却全都变成了为当日的社会重新造群类的地方。

清末新政借用东西洋的学理和成法为自己立规范而行变革，但对主导变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过程又不能不因其前所未有而常在前所未知之中。而后是前所未知里派生出来的种种物事，最终都成了主导变革的一方没有办法主导的东西。其间的典型，是十年之间次第而起的新军、学堂、咨议局、商会，虽比照东西洋的样式而立，并各自寄托了朝廷的殷殷愿想，而一旦从无到有，却全都变成了为当日的社会重新造群类的地方。被称作士的中国读书人原本以分散的存在为个体存在的常态，虽间有文会诗社一类过从往来，其本相则大半都聚散无定而不能凝固。但自有新军和学堂，进入了其中的知识人便常在一种以集群为存在状态的空间之中。由此形成的聚合缠结，不能不使原本分散的个体凝聚为自成一类而不同于齐民的群体。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都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和能动的社会力量。而且新军与枪炮连在一起，学堂与文字连在一起，时当世路动荡，两者又都和激进的思潮连在一起。沈老师刚才讲科举废止之后士人没有出路，其实府县试有学额，乡试和会试有定额，就每一届而言，秀才、举人和进士的数目都是有限的。而一届与一届之间设以三年的间隔，又从总量上限制了累积的程度。但学堂推广于南北之后，则学生已如同工厂里的产品，每年都是一批一批地被制造出来的。这种成批产出和逐年产出所合成的数量和规模显然要比科举给予的功名多得多和大得多。而以当日中国社会所能接纳的程度相衡量，其间的大半也同样在没有出路之中。由此形成的矛盾最终都会转化为学堂群体更多的不能安宁和不肯安分，并从清末一路延续到民国。

同新军和学堂相比，绅士是一种古老的东西。但旧日的绅士在本义上是归属于地方的，因此诏书和奏议作指称，以“在籍绅士”为正式名目，以明言绅士与其籍贯所在的地方之不可分割。随后是绅士的地方性便成为绅士的一种特性。然而自有咨议局，以及随之而来的咨议局与咨议局之间的相互呼应，则本属地方的绅士遂很容易在节节伸张的过程里超出地方，非常显目地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全国性。与之相对称的，是“在籍绅士”之名演变为边际广袤的“绅界”。之后绅界掀动的风潮，便常常会在桴鼓相应里牵动四面八方，以其连为一体而致万众瞩目。然则作为一个群体，绅士经此一变，显然已是今时不同往昔。咨议局为旧有的绅士提供了一种别样的空间，在同一个时间里，商会也在为逐利的商人提供与此相类的别样空间。居四民之末的商人本以会馆、公所自为聚合，重心和用心大半都在个人的生意和行业的利益。然而商会以东西洋为渊源，为商人移来的是一种整体性，于是“绅界”之外，又别立“商界”。彼时有“沪南商学会会员”作“演述”，说是“农工二项是个蠢笨的东西”；而“士生在世界”，是“顶不完全的”东西。惟“我们经商的人”算“真正尊贵的很了”。其间引来同农工和士作比较并驾而上之的，正是以商界为整体的自觉意识。而时逢朝野之间以思想争，以利权争，以政见争蔚为一时风气之日，这种商人的整体性又很容易地演变为商人的政治性。因此同一个“演述”又继而作引申，比“政府”为“虎狼一噬”，直言身在“这种世界”里，“我们商人”不能不“合群独立，脱去许多压制”。其力为倡扬的要义，显然是在同朝廷离异和立异。这些话反照了新政里的世风变迁，于是以持筹握算为本业的商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便成了热心干预政治和能影响政治的社会力量。在后来的辛亥革命里，新军、学堂、咨议局和商会都是助成新旧嬗蜕的强有力者。而新军在城市，学堂在城市，咨议局在城市，商会在城市，而后是辛亥革命便非常明显地成了一场城市革命。当日虽然民变四起于农村，但多数自起之而自落之，与革命都不相勾连，而革命所曾经借重的会党则尽管各自以山头立名，实际上却大半附着于沿江的码头和内陆的城镇，他们出自社会下层，但又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就其代表性来说，其实非常狭隘。因此革命起于城市，同时城市又限定了革命的深度。(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