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奎松强调“同情之了解”类似的是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对于30年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一个评论。他认为，由于研究主体始终是史学出身的学者，因其对圣经、神学及教会礼仪、组织等属于基督教本身的东西了解不够深入，遂使得大陆的中国基督教研究多为一种外围研究，围绕基督教与社会、政治、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展开。这又往往使研究者忽略了教会内部的许多东西。要摆脱这种残缺与研究的不平衡，必须加强对基督教自身的理解及神学知识的训练，从内行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陶飞亚的意见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呼应，他们认为，确实很少见到真正基督徒式的基督教史研究，因为这涉及宗教情感和移情。还有学者谈到了“进去(移情)”与“出来(客观)”的辩证法：为了读懂研究对象的思想、情感、意图，正确解读其语言，就需要“进去”，换位思考；然后再跳出来，站在客观立场上平衡地看对立各方。张太原也主张，研究历史人物，要做他的恋人、仇人和路人。所谓恋人，就是要与其处于同一境界，思其所思，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谓仇人，就是要搜集一切不利于他的材料，揭示他最隐秘的心态。所谓路人，就是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摆脱自己的任何主观，作为一个路过这段历史的旁观者或见证人，把他的一切都供述出来。但也有学者表示，这种同时扮演多种角色、“来去自由”的设想很难做到。首先，有时几乎无法进去，如研究黑社会或妓女，而且我们作为生活在今天的人，本质上是没有办法进入昨天的；其次，进去之后恐怕也不容易“全身而退”，总会留下烙印；最后，无论在里面还是在外面研究，各有其弊，但也各有优势。作为替代办法有两条：一是研究者同研究对象若即若离，太远时观察不真切，太近时会由于物我界限消失而使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受主观影响。第二条办法是，在里面的学者不必出来，在外面的学者也不必进去，同时研究，优势互补。

　　上海社会科学院程兆奇教授在回顾南京大屠杀研究时也涉及同情与客观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指出，比狭义政治正确更难超越的是民族大义，由于民族情感对历史记忆和历史写作的渗透与影响，在不同国家的历史研究者之间通常都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甚至也表现在如何看待证据上。为与日本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交锋，为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他建议：第一，在时隔七十余年后的今天，史学工作者应该有权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不必与情感纠缠的历史事件来研究；第二，对日本否定派提出的“证据”不能只以“大义”来回应；第三，重建南京大屠杀史实不能只在于己有利的材料中寻章摘句，必须处理相反证据。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中国军民遇难人数的问题，与之近似，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讨论了抗日战争研究中的计量化问题。该文指出， 30年来“计量化”研究手段的广泛应用使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或有了更为理性的学术表达，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不过也要注意到，由于研究者受民族集体记忆影响等原因，“计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该文认为，解决此类问题需注意以下四点：首先，计量化本身并不能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可能。任何计量的方法都是运用计量工具的研究者在起着支配作用，研究者总是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其次，计量化的研究必须将计量的对象尽可能做到概念清晰。比如，我们往往是将“敌”和“伪”、“伤”和“亡”并提，实际上这是不够科学的；又比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于“南京城区与南京周边”、“平民”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问题。再次，要注意处理好定性和定量的关系，没有计量分析作为基础，有时候定性的判断就缺乏依据；但是也只有通过定性的分析，计量化的研究才会被赋予意义。最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计量化，也要尽可能防止一些情绪化的宣泄。对于程、袁二文所表达的实证研究与感情记忆的矛盾，不少学者均有同感；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则各有主张。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事实。抗战时期我们民族经受了很大苦难，确实有部分人形成了夸大苦难以博得同情的定势，似乎抗日战争不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而只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史。然而另一方面，研究者应尊重数十159年来形成的民族记忆，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也有学者表示，历史研究中必有主观性和主体性，完全消除它，既无可能也不必要；但是需要加以控制。对于一时无法说清楚的数字问题可以绕过去不讲，也可以直接引用原始材料，研究者不必做出判断。另有学者主张，为追求历史的真实和精确，还是要加强定量研究。至于方法，可以先从有限区域、小规模的战斗等做起，铢积寸累，聚沙成塔。而且在比较不同数据时，在某些情况下也还是有规律可寻的，如抗日战争中的战争规模、歼敌数字、己方的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一般说来，中方多有夸大，日方多有缩小。

　　从上述袁成毅论文可知，史学研究中的统计数据问题实际上又可分为两个问题，一是数字本身是否可靠、精确、系统、全面，二是定性分析为统计数据提供意义，仅有数字什么都不能说明，还需要一个判断数字意义的标准，或曰参照系。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在评论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论文中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文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对人地比例关系，如何计算“临界点”并判断人口压力？对地权分配关系，如何看待地权分配中的分散与不均的关系？在农业经营中，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有无变化，变化程度有多大？租佃比例和雇佣比例与土地占有规模是什么关系？洋货进口和本国机器工业对手工业以及整个农村经济的影响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是统计问题，也都涉及判断标准。参照系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该文下面这段文字中：目前农村经济增长论、农民生活提高论在学术界大有称雄之势，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程度，仍需要冷静分析，否则如果无限拔高，中共社会革命的基础就无从说起。事实上，即便有所发展，也是一种缓慢的、有限的阶段性增长。中国农村为什么发展如此缓慢，原因是什么，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该文的这几句话在两个方面涉及判断标准，首先，什么样的年增长速度才是缓慢的？ 2%还是1%或更低？其次，农村发展缓慢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如何？就是说，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吗？

　　除以上所述外，本次会议还有几个相对较为集中的话题。

　　一是要加强当代史(1949—1976)研究，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今中国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研究者如果不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也就难以回到历史现场。

　　二是要加强这一时期乃至更早时期资料的整理与抢救。这类工作以团队形式进行似更为有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贵州清水江流域文献的搜集整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时代山西百余农村基层档案的搜集整理，或可视为这种“集体调查”的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对1950年代县级档案的收集已完成了大约100万页，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有了这些资料，不仅为学者研究这一极其重要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因为大量调查资料涉及此前很长一个时期，所以对重建民国乃至更早时期的历史亦大有裨益。现在不少学者都在倡行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但他们遇到的主要困难便是缺乏资料，因此，系统地、海量地收集包括完整记录和统计数据的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确是功德无量之事。

三是加强学术批评。在去除了政治禁忌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之后，符合学术规范的批评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本次研讨会上就有学者对于近现代史某些问题没有“不同”意义上的争论表示担忧，认为不宜只讲学术论著层出不穷，使用资料广征博引；观点与结论如果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就可能是学术研究生机不足的先兆。此外，学者进行温文尔雅的交流固然必要，而直言不讳的学术对话更不可少。笔者认为，目前不仅对话偏少，而且即便有，也多是各说各话，这只不过是聋子间的对话。争论就像比赛，需要的是同场竞技，而不是你跑100米，说你跑得快，我跑200米，说我跑得长。笔者还认为，争论的主要功能恐怕不在说服或压倒对方，而在使其他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通过了解其所争论之问题和论证之理路，发现其与自己研究课题的关联，甚或在研究思路上得到意外的启发。会议开始时李文海教授曾表示，《近代史研究》不仅应是发表新研究的园地，而且应成为开展学术争论的平台。我想，本次会议的生动活泼或许未辜负前辈学者的期望，当然还需继续努力。

　　〔作者谢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北京， 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