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7—18日，由《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近现代史研究重镇的六十余位知名学者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不仅具有广泛代表性，而且展示了国内一流学者的若干最新思考。①

　　一、回顾三十年

　　在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教授充分肯定3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但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他历史学科相比，它在1978年后的迅速走向繁荣，更加引人注目。在讲到存在的问题时他强调，外国学者在理论思维方面，在思辨方面，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可以从中获得启发的地方②；但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史学优良传统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史学遗产。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学者对史料的掌握，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感觉，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是外国学者或长期生活在外国的学者不容易相比的。现在，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国际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多少话语权，我们如果只是跟着搬用外国的一些理论框架来讲话，而用中国的史料为那些理论框架作注脚，那就永远也做不出多大的名堂来。我们应该在国际史学界有中国独立的声音，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是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理应担当起来的责任。对于金冲及的这个认识，有与会学者表示赞同，并认为我们现在还只是在与西方边缘化的东西进行交流，不符合取法乎上的古训。

　　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则专门就如何看待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 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有两个大变革，一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其核心是社会的进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其核心是唯物史观。他还指出，当前对唯物史观有两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一是用不屑一顾的态度予以排斥和否定；二是将唯物史观作为史学论著中空洞的标签，而不是分析历史进程的强有力的工具。李文海最后强调，对一种理论的认同和信仰，从来不是靠政治压力，而是靠理论本身的真理性的吸引。提倡研究者学习、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关键在让人们真正了解唯物史观的深邃内容。

　　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教授对于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第一，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第二，研究人员素质提高；第三，大批资料整理出版；第四，学术刊物水平提升。他同时指出了今后一段时间近代史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若干问题。

　　①本文依据与会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进行综述，其与在本期《近代史研究》刊发的文章，具体表述容有出入。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业英教授提交会议的论文因已发表，这里不再赘述。

　　②有学者指出，西方学者重理论，我们重实证的说法有片面性，其实多数西方学者比我们更重实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虞和平教授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创新的角度做了全面总结。他将这些创新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学科时限和研究时限，下限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扩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从一个研究主题发展到一主(反帝反封建革命)一次(近代化)两个主题。第三，从“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事件史结构，发展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的时期史结构、发展阶段结构和年代结构；从政治斗争史的一枝独秀，发展到百花齐放。第四，从“冲击反应(回应)”论到“中国中心”论，再到外因内因结合论；从封闭的中国史研究到中外比较史研究、跨国的地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从单一的文献史研究方法扩大到文献史与田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次研讨会上，有更多学者是对中国近代史的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展望，其中有多篇论文属于中外关系史领域，故这里以此类综述为例，管窥今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应努力的方向。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教授讨论了50年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该文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首先要重视开展中国与多国关系的综合研究，因为在民国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单一的、纯粹的中国与某一国的关系史，比如抗日战争研究就一定要有国际眼光，要放在世界反法西斯进程中研究。其次，要对不同来源的、多方面的史料综合利用、研究，互相参证。例如关于1930年代中期蒋介石的外交路线与外交策略问题，根据德国档案与前苏联档案，就可以看到两个面孔不同的蒋介石。类似这种情况，如果只看一个方面的材料，就不易掌握。复次，研究民国外交还要研究国内政治风云，与内政的变化、政局的动荡相结合，与国共斗争的变化相结合，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方面的材料，还要看中共方面的材料，国共两方面的材料互相参证，交叉解读。最后，要加强对大量相对次要的、处于中层或中间偏上层的外交人物的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李育民教授在梳理30年来废约史研究的论文中指出，今后亟需加强相关的理论探讨，注重相关概念的规范性界定，并且需要加强与国际法学的融合。①东北师范大学权赫秀教授以细密笔触总结了30年来中韩关系史研究，并强调：第一，不宜把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直接套用到中韩关系史上；第二，尽管近代以来中、韩两国人民都曾抵抗日本的侵略，但不能讲近代中韩关系史就是中韩两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荣维木教授在《近三十年抗日战争研究述评》的发言中指出， 30年来，抗日战争研究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是视角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关于抗日战争主体的评判方面超越了党派的视角；其次，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什么影响也成为人们审视历史的一个视角。第二是内容的变化：政治与军事研究的著述明显减少，而关于经济、文化，尤其是社会方面的研究明显增加；另外，战争遗留问题作为新的研究内容，也取得了较多成果。

　　与会学者对今后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建议，笔者以为，这些建议对于其他近现代史领域也具有启发性，因此将之转述如下： (1)近代中外关系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进程之外，但是又不能简单地还原成抽象的全球化；需要在具体的中国近代史中抽绎出全球化的“理路”，而这个理路又惟有透过中国近代的历史才能显现自身。(2)研究双边关系时必须同时利用双方的文献，例如在分析中英条约时必须分析中、英两种条约文本。(3)双边关系研究离不开多边关系观察，这不仅可以对民国外交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切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而且可以避免在双边关系研究中容易出现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另一国家为“他者”的偏见；与此相关，今后应加强跨国的区域史研究。(4)不能以今天的“中外”观念讲昔日的“中外”；换言之，不宜将古代中国的“天朝上国观”与近代中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所产生的大国心态等同起来，也不宜将近代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变化简单地视为从中国中心向与国际接轨，或从闭关锁国向对外开放的线性进步，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5)要区分国家间关系与国际关系，后者是17、18世纪才开始在欧洲逐渐形成的。(6)要区分“天下”观(无民族国家概念)、“国家”观(有民族国家概念，但无文明国家概念)与“世界”观(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两个概念皆有)。(7)要辨析中外关系与东西方关系(如“亚洲主义”概念)之异同。(8)对列强不可一体视之，即对欧洲、美国、日本、沙俄(苏俄)等需分别进行分析。(9)需注意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与中国同列强关系的差异。(10)外交史研究需以对国内政治、经济等的考察作基础。(11)应更多关注对“小人物”的研究，不能将他们简单视为外交决策的机械执行者，事实上他们在执行决策中充满主动性与创造性，其与决策者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隐含变数的互动关系。

　　①笔者认为，仅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接受过程似还不够，中西冲突既有传统/现代的矛盾，也有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不存在抽象或唯一的平等/不平等标准。此外，所谓“废约”是指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就需要加强对平等/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关于不平等问题，笔者以为可从两个角度分析。首先从性质上看，不平等可分为两类，一为通过战争或战争威胁强加的；二为自愿的，如二战后美国与英国，形式平等，但实际上美国是领导者，英国是小伙伴。其次从不平等程度看，亦有不同，如有“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之别。此外还应注意一百多年来“平等”标准的变化。

　　二、范式之争

　　近年来，有关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并存与争鸣，一时颇受关注，许多论者复将之与近代史教材的编撰相联系，以至于出现了究竟应当按照哪种范式来书写的争议，从而使问题似乎变得更显复杂与沉重。对此，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提出，革命史书写尚有范例(即权威学术论著)，而现代化史则连范例都没有。①但无论如何，革命与现代化是近代历史这一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如果用“范式”这个源自自然科学的概念构建近代史框架，对于史学来讲具有过强的刚性，会使这两个侧面只有对立而无联系，变得水火不容。因此不但要突破革命史的框架，而且要超越范式之争，向通史的本义回归，突出“通”的特点：纵向上要能体现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向上要能体现近代中国社会各主要板块间的有机互动与综合发展。

　　对于郑师渠的上述观点，有学者表示，虽然在教科书中可以不使用范式，但过去的近代史研究侧重政治和革命，近30年来转而侧重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整个国家的这种转型必然且应当在学术研究中反映出来。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的论文就反映了这一变化，该文提出应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为中心线索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②作者表示，抓住这一中心线索，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使近代与现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接轨；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还可以更清楚地发现“中国特色”的国情和特点，发现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该文在重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同时，还强调了中心线索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这与郑师渠的观点亦有些许差异。朱荫贵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内中总有某种规律可循，因此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找准经济发展的中心线索就显得相当重要。这样，才可以有效地联结经济发展中的各个部分，有助于认识经济总体发展的性质、水准和趋势，获得“提纲挈领、左右逢源”之功。一部历史著作，无论是通史还是专门史，在论述中有没有中心线索贯穿其中，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往往是一串项链和一袋土豆的差异，其高下之别，不须赘言。不过该文又表示，赞成采用多条主线多种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可见，作者想表达一种既有中心又不失于片面的历史观。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洪岩教授的论文谈的虽然是史学流派问题，但实际上与范式问题密切相关。他认为从1919年至2009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恰好可以划分为三个30年。这三个阶段，既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与形式，又在巨大社会变动的作用下而各具独特性，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个形态。他进而提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来都是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所以，当前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预示着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史学样态将产生出来。该文最后指出，新样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克服三大问题，即玄学化、形式主义和碎片化。③有与会学者对李洪岩的报告表达了若干不同意见。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又有与时俱进的新形态，不好理解。二是不赞成划分学术流派，有人曾将学者分为史观、史料、会通三派，但属于史观派的郭沫若也做了许多考证，属于史料派的谭其骧也有不少观点，而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属会通派。三是更不赞成只讲一派，似乎不属该派者就是犯了错误。当然，也有学者的观点与李洪岩接近，认为范式或理论框架的解释力是可以比较的，而研究者一般都使用最具解释力的范式，其他范式只好被淘汰，因此范式只能有一种。

　　①意即，没有范例，就谈不上范式。笔者认为，现代化史的研究没有范例，是因为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内地来说，经济方面现代化的起飞只是近三十年的事。有学者曾指出：现代化的内涵虽十分宽泛，基础却是也只能是工业化，但近代中国工业化程度极度低下，直到1949年，工业产值也不过占经济总量的5%左右，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这还只是就经济方面来说的。更重要的是，现代化不能只是建几个工厂，修几条铁路，它还应表现在社会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的现代化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看到现代化的人和现代化的社会。因此，用现代化理论研究没有现代化的近代中国，就难免无的放矢。

　　②笔者认为，此一中心线索是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③李洪岩的看法似与上述其他学者的观点皆有所不同。虞和平赞成以革命史范式为主，适当结合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朱荫贵主张以现代化范式为主，吸收其他视角；而郑师渠则要超越范式的争论，对各种理论均持开放态度，而不认同以某一范式为主，同时吸收其他范式优点的做法。

　　郑师渠认为“范式”这个概念过于严格，在史学领域并不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则反过来，认为自然科学其实也具有很大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其对“范式”概念的使用同样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故而，史学研究不仅可以使用范式概念，而且可以有多个范式同时并存。①他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趋向于这样几个范式：革命、现代化、后现代。这几种范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往往被理解为相互对立、依次替代的过程，因而也就被视为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封闭性范式；实际上，对每一个范式都应予以同情的理解和历史化的过滤。②首先，革命史范式就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前一阶段，作为一种被压抑的边缘群体的话语，是历史学对革命理论的贡献，而在后一阶段，当这种边缘话语已然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则变成了对胜利的革命过程的辩护，逐渐失去其创造性而带有保守色彩。其次，现代化范式一开始是对教条化的革命史范式的挑战，继而自己也逐渐走上了教条主义道路，演变为对整个革命史范式的颠覆，以致形成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激烈的争辩。③其三，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都属于后革命范式，但两者之间亦处于对立状态。后现代范式对于规律和确定性的抵制、对于进步的质疑、对于传统的怀念、对于差异和边缘的关注，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后现代范式与革命史范式以对立为主，然而二者又有诸多相似。它们都有叛父情结；都以边缘话语对抗主流话语，以地方性对抗普世性；都关注边缘群体或被压迫被损害的阶层；都喜欢引进或创造新名词、新概念，等等。夏明方随后表示，由于时代在变化，它们都不再适用了。在当今中国，革命并没有终结，只是革命的背景、对象、目标、途径和方式已经发生了非同以往的变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从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转向渐进的、和平的非暴力革命，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从征服自然的科技革命转向追求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生态革命，从解放绝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阶级革命转向关注少数群体、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和公民权利的公民革命，等等。在这样一种新革命潮流涌动之时，历史学家亦应构建新的革命范式。

　　清华大学蔡乐苏教授不同意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为中国近代史论著分类，作为替代选择，他主张类似于学术研究取向/现实政治取向的二元分析。前者发源于名牌高等学府，后者发源于上海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政治课讲义④；前者重学术、重历史，后者重宣传、重现实；前者倾向改良，后者倾向革命；前者的美国背景深，后者的苏俄背景浓；前者强调治史方法的严谨、历史叙述的全面和史料的尽可能翔实，后者强调理论逻辑的统率地位、政治意图的贯彻和宣传效果的实现；前者属于教育文化，后者属于政治文化。他还强调，从政治或宣传出发还是从学术研究出发，对于历史的叙述确实有所不同，但两种历史叙述不分轩轾，各有其使用范围，互相不能取代。对于蔡乐苏提出的两分法，有学者认为类似于史料派与史观派之区分。还有学者怀疑其能否成立，指出同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相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并没有表现出更全面的历史叙述，其对政治、经济、外交讲得更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较少，而经济方面的内容则基本没有。另一方面，陈垣与陈寅恪两位学术大师，都曾肯定致用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并强调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联。

　　近年来，学界有时将范式等同于理论。笔者认为，范式与理论固然都需要对史实和史料有所取舍并加以贯通，但范式除了要有一些若明若暗的核心概念和前提假设之外，还需包括一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学术目的、工作方式、具体手段⑤，以及特定的学术问题，等等，这些都要靠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实践方能创造出来，绝非一两个思想家的发明。此外，范式必须包括若干成功的范例，这些更不是思想家头脑思辨的产物。因此，要搞清楚革命史范式的内涵，就必须回到“十七年(1949—1966)”史学研究的现场，了解当时的研究者都设定了哪些前提假设、核心概念、研究对象等，特别是主要在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如中国历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朵金花”。因此，郭沫若与吴玉章在(责编：YeLin)